历史，不过是那些追逐自己目的之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历史的第一页，总是从互相猜忌、暗中阴谋与巧妙手腕开始的。（米·左琴科《一本浅蓝色的书》） “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汉·许慎《说文解字》） 崇祯王朝的人与事，如同一幅布满风雨与血泪的长卷。 魂归无处：悲情父子“玩寇贻患” 崇祯十四年三月初一，杨嗣昌在荆州沙市徐家园病逝，年仅五十四岁。他比崇祯八年十月在袁州戍所去世的父亲杨鹤，多活了整整六年。时间与命运仿佛在无声地做着奇异的算计：杨鹤自崇祯二年初走马上任陕西剿局，到崇祯四年下半年被逮入狱，整整与农民军打交道三年；而杨嗣昌自崇祯十二年以辅臣身份督师，直至崇祯十四年身死荆州，连头带尾也是三年。 父亲杨鹤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儿子杨嗣昌则是万历三十八年的进士，两者间隔六年。这样一对父子，命运如同被同一根绳索紧紧牵连，任凭风雨打击，也无法分开。看在旁人眼里，他们就像是注定要一同经历艰难险阻的难兄难弟。

神一魁部降而复叛的日子，是九月十八。崇祯皇帝在九月二十三日下令：逮捕杨鹤来京究问。三天后，远在山海关的杨鹤之子杨嗣昌接到邸报，急忙上疏请求代父承罪。他希望皇上能看在父子两代皆在朝廷效力的份上，予以宽恕。然而，结果自然是没有结果。 杨嗣昌的孝子之举却在崇祯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毕竟他自己也是孝子一枚。远在陕西临潼的杨鹤，十月十一日才接到圣旨。总制全陕的他，掌握着巨大的事权，却因为流寇肆虐、无法彻底扑灭而遭致朝廷责难，被革职，锦衣卫官差扛着官旗，将他押解来京究问。昼行夜宿，槛车缓缓前行，每一步都似乎在提醒杨鹤命运的无常。 押解途中，杨鹤便开始酝酿自己的辩稿，准备为自己申冤。在锦衣卫诏狱里，他的奏疏被送至崇祯手中。他首先表明，自己并非总督的理想人选，赴任前便曾上言自己缺乏勘定祸乱之才，也无防守边疆阅历，不是心甘情愿，而是无法规避圣旨所累——用人不当，皇上岂非也应负责任？随后，他又解释赴任后，朝廷频频从陕西三边抽调兵力支援京师，使当地兵力空虚，时势艰难，只能安抚。 可崇祯非但不愿承担半点责任，也不允许他继续辩解。最高指示简短而决绝：杨鹤在候问期间，不得陈辩，法司知晓。最终，杨鹤被谴戍江西袁州的瘴疠之地。 从北京到江西，无论何路，也不必经过山海关。杨嗣昌自然无法以朝廷命官身份亲自看望父亲，只能站在山海关巍峨的城楼上，望向西南远方，默默祈祷老父一切平安，同时恳求皇上开恩，赦免父亲，使其能熬过漫长看不到尽头的流放生涯。父子两代，你东我西，一在庙堂，一在草野，隔山隔水，隔着无尽天与地的距离，彼此怅然相望。

三年后，崇祯七年秋天，杨嗣昌被提拔为宣大山西总督，职衔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地方军务。此职与父亲杨鹤昔日之职，几乎无异，唯边镇略有差别。接到任命后，杨嗣昌上疏辞谢，言辞间仍带着为父求情的意味：“臣父鹤以总督蒙谴三年，何心复居此职！”显然，他在委婉提醒皇上，家父尚在流放之地，能否宽容行事。 然而，崇祯依然铁面无私，三镇总督之任必须履行，杨嗣昌边略娴熟，应速赴任处理事务，不得推辞。至于父亲的宽赦，皇上根本不予理睬。尽管心中不甘，杨嗣昌仍遵旨走马上任。明廷九边，即现今九大军区，分别为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榆林、固原、宁夏、甘肃，总督总理皆为重臣任之。理解了这些，方能明白杨嗣昌在崇祯心中的重要分量。 杨嗣昌果然不负重托，上任后六次上疏，陈述边事，时有新意与创见。崇祯暗自称奇，以为可用之才正当其时。可就在此时，噩耗传来：杨鹤死于袁州戍所。杨嗣昌当场惊叫昏厥，众人七手八脚方才抢救过来，却半月余神志恍惚。稍康复，他便上疏为亡父请恤复官，旨在落实政策平反父亲。他言：“若父不平反，不仅父不能瞑目，微臣即便世世代代为皇上效劳，也不能瞑目。”崇祯批复道：“念杨嗣昌拮据冲边，杨鹤准复原官，不许请恤。”虽打了对折，总算给了父子一点交代。杨嗣昌遂按规丁忧辞官，归家守孝。 崇祯八年十月，这一切尘埃落定。次年四月，关外皇太极公然称帝，建立满洲大清国。建国一个月后，为示国威，派八旗铁骑突破喜峰口长城要塞南下，纵横掳掠五个多月，掳走大明男女八万余人、牲畜近二十万头，扬长而去。此前，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历经车厢峡、渑池渡几次危机，声势日炽，甚至焚毁凤阳朱元璋祖陵。塌天之祸接踵而至，当年己巳之变被下狱处死的前兵部尚书王洽，仍历历在目。兵部尚书张凤翼惶恐不安，既怕战争，又怕皇上处死连累家人，竟以慢性自杀之法，每日服用大黄，病情日重，前脚清兵撤出长城，后脚便一命呜呼。继而，接任杨嗣昌宣大总督的梁廷栋亦为逃避皇上追究，自杀身亡。 痛定思痛的崇祯四处环顾，眼见廷臣中再无人通晓军事，他便想起了丁忧在家的杨嗣昌。深知朝中那些以程朱理学武装的臣子会对军事事务冷眼旁观，年轻的皇帝果断出手，不按常理，不经廷议，径自下旨起复杨嗣昌为兵部尚书。这是崇祯十年年初之事。

杨嗣昌三次上疏恳辞，三次被驳回，按君臣皆知的程序走完。翌年三月，他遵旨抵京，正式接任大明兵部尚书，自此开始了与皇上亲密而微妙的交往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