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 新法一经实施,朝野上下顿时掀起巨大波澜。由于改革触动了许多人的利益,各州各县都出现了骚动和不满,不少官员认为新法过于严厉,难以推行,甚至萌生了辞官归隐的想法。 此时,大理学家邵雍正隐居山林之中。 邵雍,字尧夫,后世称邵康节,生于1011年,卒于1077年,去世后被追谥为“康节”。他虽然远离朝堂,但门生故旧之中仍有许多人在朝廷和地方担任官职。 面对新法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些做官的学生和朋友纷纷动了退意。他们认为既然朝政已经如此,不如辞去官职,远离纷争,于是便写信给邵雍,请教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 邵雍收到来信后,并没有赞同他们逃离现实,反而给予了耐人寻味的劝告。 他回信说道: “现在正是贤明之人为国家、为百姓尽力的时候。新法虽然确实严厉,但如果能够在执行过程中稍微宽松一分,百姓便能因此得到一分好处。你们此时上书辞官离开,又能带来什么益处呢?” 邵雍的话看似平淡,却包含着一种深厚的责任感。 在他看来,身处一个时代,无论环境是否令人满意,真正有担当的人都不能轻易抽身而去。改革有问题,可以努力调整;现实有困难,可以尽力改善。如果所有有能力、有良知的人都选择离开,那么留下来的又会是谁呢? 李播常常对别人说: “人不一定非要等到获得官职、拥有具体职位之后,才能建立功业。只要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尽心尽力,只要能够帮助别人、服务社会,这本身就是功业。” 这句话体现了一种朴素却深刻的人生智慧。 功业并不只存在于庙堂之上,也不只属于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一个人在平凡岗位上,哪怕只是解决一个小问题,帮助一个人,推动一件有益的事情,也同样是在创造价值。 知道李播这个名字的人,也许并不算多。 但他的儿子,却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淳风。 李淳风精通天文、历法、数学,是唐代著名学者,后世很多人都听说过他的名字。相比之下,他的父亲李播虽然名气不显,但他留下的处世理念,却同样值得后人思考。 莲池大师曾经劝人行善,有人却推辞说:“我能力有限,实在没有办法做什么大善事。” 莲池大师听后,没有责备他,而是指着旁边的一张凳子说道: “假如这张凳子歪斜着放在那里,影响别人通行,我把它扶正,让道路畅通,这难道不是一件善事吗?”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善并不一定需要惊天动地。 真正的善意,往往就藏在日常的小事之中。只要心中存有帮助他人的念头,就不会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有了这样的心态,那么面对困难时选择逃避,便会像进入了一座藏满珍宝的大山,却最终空手而归一样可惜。 人生最大的遗憾,很多时候并不是没有机会,而是在机会来临时,因为畏惧困难而选择放弃。 鲜于佚曾任利州路转运副使。 当时,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所谓青苗钱,是指宋朝政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向农民提供贷款,帮助百姓度过困难时期。 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愿意申请青苗钱。 有些百姓认为借贷会增加负担,因此选择不接受。 王安石得知这一情况后,便派官吏前去责问鲜于佚。
官员质问他: “朝廷推行青苗法,为什么还有百姓不申请?” 鲜于佚回答道: “青苗法的规定,是百姓愿意申请,官府才给予贷款。既然百姓自己不愿意,难道还能强迫他们吗?” 他的回答既坚持了制度原则,也保护了百姓利益。 苏东坡对此十分赞赏,认为鲜于佚做到了“三难”: 对上,不违背朝廷法令; 居中,不辜负亲友关系; 对下,不伤害百姓利益。 这三件事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难做到。 因为做官之人,往往需要在上级要求、个人关系和百姓利益之间寻找平衡。只顾一方,很容易失去另一方。 因此,苏东坡认为,做官的人都应该以鲜于佚作为榜样。 原文: 宋熙宁规劝旧友 熙宁年间,新法刚刚开始施行,各州各县都因此出现骚动。邵康节隐居于山林之间,门生和旧友中凡是在朝廷或地方任职的人,都想递交辞职文书离开,于是写信向邵康节询问意见。 邵康节回复说: “现在正是贤德之人应当尽力报效国家的时候。新法固然严厉,但如果能够放宽一分,百姓就能够得到一分恩惠。此时辞官离去,又有什么益处呢?” 这是一种真正有担当的观点。 【梦龙评】李播,是朱熹弟子的门人,常常说道: “人不一定要等到做官、有职位、有具体事务之后才算建立功业。只要随自己的能力,在任何地方努力,只要能够帮助别人,这就是功业。” 莲池大师劝人行善,有人以自己能力不足作为推辞。 莲池大师便指着一张凳子说道: “如果这张凳子歪斜,挡住道路,我把它扶正,也是一件善事。” 如果能够保持这样的心态,就会发现,面对困难时选择退缩,其实就像进入宝山却空手回来一样令人遗憾。 鲜于佚担任利州路转运副使时,当地百姓中有人不愿申请青苗钱。 王安石派官员前去责问。 鲜于佚回答: “青苗法规定,百姓愿意借取,官府才给予。百姓自己不愿意,怎么能够强迫他们呢?” 苏东坡称赞他说:“对上,不损害法令;对中,不违背亲情;对下,不伤害百姓。” 认为这三点都是极难做到的事情,做官的人应当以此作为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