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明朝皇室宗位的继承制度，很多人习惯性地以为它沿袭了所谓的嫡长子继承制，按房次依序排座，长房绝嗣了就传给二房，二房绝嗣再传给三房……然而，明朝的皇帝和朝廷有着明确的态度：那些额外的加恩绝不能被误当作祖制来执行。 《皇明祖训》中有清晰的规定：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朝廷授以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如或以庶夺嫡，轻则降为庶人，重则流窜远方。如王年三十，正妃未有嫡子，其庶子止为郡王；待王与正妃年五十无嫡，始立庶长子为王世子。可见，朱元璋对继承的底线极其严格，嫡出是前提条件，庶出即便在宗藩，也只能在特定条件下承袭王位。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并未提及各房依伦序排座次的任何条款。对于皇位继承，他的要求十分严苛——嫡出为先，一旦不符，连排队资格都没有。而对宗藩王位，他虽然略微宽容允许庶子承袭，但绝不允许跨房传给二房、三房。如果王爷无后，通常处理方式是除国，旁支只能代管府事或奉祀，换句话说，宗藩的爵位遵循父死子继的原则。 那么，明朝宗藩史上那些兄终弟及、从弟进封、以侄继伯、以侄继叔的现象又从何而来呢？实际上，这多是明仁宗登基时的一种权宜之举。为了缓和宗室内部矛盾，稳固皇位，他以笃叙亲亲为由，对宗室和皇亲给予特恩，才出现了这些看似突破惯例的继承案例。

宣德六年六月，蜀藩二代王朱友堉（蜀靖王）病故，未留下子嗣，王位便传给了胞弟朱友壎（蜀僖王）。到宣德九年六月，朱友壎也无嗣而终，蜀藩长房悼庄世子朱悦燫一支彻底绝嗣。朝廷原本有让蜀藩除国之意，并未立即商议册封新王，但随着明宣宗驾崩，为扶持年仅七岁的新皇，朝廷依惯例大封宗亲，使蜀藩王爵得以延续。此时，朱椿的二房、五房和六房还有存世血脉，本按伦序理应由二房承袭王位，但朝廷却册封了五房的朱悦（劭火）为新蜀王。 这是因为朱椿二子朱悦燿已病故（其子朱友堚尚存），朝廷便跳过二房，参照永乐朝秦藩绝嗣时的特恩例——兄终弟及，形成明朝宗室史上的首例以叔继侄。成化九年，二房的华阳王朱友堚上疏申诉，但他并未指责朝廷不公，只是觉得自己出身比五房高贵（因二房为次妃所生，五房为普通宫人之子），却因承继大宗和王位，五房日子过得比自己好太多。宪宗体恤其境况，下旨蜀王贴补华阳王家用五百两银子，以示照顾。 天顺七年四月，楚藩岳阳王朱季境无子而薨，二弟朱季墀留有嫡子朱均锽。朱均锽认为岳阳郡王爵位应由自己继承，朝廷却以宗藩无以侄继伯及辅国将军进封郡王之例为由，予以拒绝。此后朱均锽数次上疏，并列举宁藩、韩藩辅国将军进封的例子，意图说服朝廷，但朝廷反驳称那些都是以子继父，非以侄继伯，最终彻底断了其袭爵念头。显然，朱均锽从未引用任何祖制或各房伦序排次论据。 弘治七年十一月，秦藩郃阳王朱诚泓薨且绝嗣，其庶二弟朱诚汾依兄终弟的惯例申请继承，但未等朝廷答复便病故。朱诚汾之子朱秉橘再上疏请求承袭，朝廷虽最终同意其叔朱诚浍继承，但又因种种拖延，朱秉橘未能正式受封。正德三年十二月，朱秉檄病故，朱秉橘再次申请，但朝廷认为已对郃阳王多次推恩，遂除封郃阳郡国，命其以本职代奉祀事。

正德七年，伊藩西鄂郡王朱訏漈薨且绝嗣，其二弟朱訏潗以本职代管王府事。嘉靖九年，朱訏潗上奏请求承袭西鄂郡王爵位，朝廷明确拒绝，指出兄终弟及并无成例，仅允许代管府事。 然而，在这些事例之间，朝廷偶尔制造了标准的伦序排次继承案例。正德二年二月，郑藩第三任亲王朱祐枔绝嗣，唯一弟弟朱佑檍也亡故，朝廷加恩，于朱见滋兄弟中选人继位。朱见滋兄弟共十二人，其中三、四、九、十、十一、十二房尚有血脉，但三房因罪被革爵，最终四房独子朱佑檡获册封为新郑王，这或成为世宗上位的重要依据。 由此可见，明朝皇室和朝廷根本没有所谓各房依主次、伦序排定继承权的祖制。正德朝因保安郡王爵位问题，明确规定：亲王子嗣按嫡庶次序继承，郡王仅嫡子有权承袭，其他所谓兄终弟及之类，皆为特恩，不可据以擅自请求袭封。 所谓的特恩之所以被部分宗室成员误解为惯例或祖训，原因除了宗亲的贪欲，更在于皇帝滥用权力。例如正德六年，晋藩荣端郡王朱表杋无子病逝，朝廷命其叔朱奇洢代管府事。嘉靖十六年朱奇洢亡，嫡长子朱表柚继续代理府事。朱表柚灵活应对，通过贿赂严嵩，在嘉靖二十四年获朝廷加恩承袭郡王爵位。此后，嘉靖四十四年《宗藩条例》颁布，朱表柚的袭爵被视作滥封典范，但他凭着上报祥瑞和献白鹿等巧妙手段，再次获得世宗赏识，王爵得以继续承袭。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源于皇权特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