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济之战和唐丽之战之后，新罗的文武王开始将战略重心转向与唐朝争夺朝鲜半岛的主导权。为了提高战略成功的几率，他不仅对国内的亲唐派进行清理，还特意向曾经的对手——日本派遣使节，以示友好，意在稳住后方与国际关系。换句话说，新罗已做好了与唐朝撕破脸皮、争夺半岛主导权的准备。

而唐朝方面又是怎样的局势呢？内部是否存在一些隐秘的矛盾，从而影响了对新罗的应对策略？对于这一时期唐朝的内部态势进行分析，无疑是解开当时唐罗战争局势谜团的关键。通过审视在朝鲜半岛屡立战功的苏定方及其他作战将领的命运，可以窥探当时唐朝在战争前夕的权力博弈。

苏定方在唐济之战之后的命运尤为引人关注。史书记载，他在平定百济、率军回朝后，于则天门受到唐高宗及朝臣的隆重接待，并获得“苏定方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的赞誉。随后，他继续率军参与讨伐高句丽和吐蕃的战争，战功赫赫，令人瞩目。然而，据史料记载，公元667年，苏定方因某种原因在征伐吐蕃战场上去世，尸身被运回长安，并由唐高宗亲赐谥号，妥善安葬。

这一记载虽完美，却也引发疑问。1961年，陕西考古人员在咸阳市东北17.5公里处的顺陵西南隅发现了一座墓葬，其墓志盖刻有《大唐故苏君墓志铭》数字，显然与唐高宗时期赫赫战功的苏定方将军相关。南宋陈思道人所编《宝刻丛编》卷八亦记载了“唐左武卫大将军邢国公碑”，指的即是苏定方墓碑，并称其树立于咸亨四年。这不禁令人疑惑，作为战功赫赫、威望显赫的苏定方，墓志铭与墓葬为何如此低调，是否背后另有隐情，值得深思。

乾封二年至总章元年间的唐朝内部形势复杂微妙。据《旧唐书》记载：“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苏定方死后，尸身运回长安，高宗深感哀悼，下诏赠幽州都督，谥号庄，可见其对苏定方的敬重。然而，史料中“卿等不言”一语却暗示相关部门未及时通报其死讯。学者拜根兴师认为，这是因当时朝廷掌权者刘仁轨、杨弘武、戴至德、李安期等人与苏定方与许敬宗关系复杂，故选择隐瞒其死讯。

那么，这真的是最主要的原因吗？高宗知晓实情后，为何未惩处相关人士？为何妥善安葬后仍未立即立碑铭？结合当时西北与朝鲜半岛战局来看，便可找到端倪。西北，唐朝正与吐蕃激战，乾封二年更发生“生羌十二州为吐蕃所破”，西线压力巨大。朝鲜半岛方面，乾封年间，苏文之子泉男生与其兄弟间互相猜忌，被迫退守国内城，请唐朝援助。唐朝迅速调遣军队，前往辽东接应，并展开征高句丽行动。

乾封二年，唐军作战频繁，李勣拔高丽新城，庞同善、高侃尚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袭营，郝处俊在高丽城下未及布阵，高丽军队突然攻至，军中大乱。由此可见，唐丽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唐军一方面要应对高句丽压力，另一方面又需防范新罗，局势极其紧张。显庆五年，高宗任命苏定方为“授熊津道大总管，率师讨百济”，并俘获百济重要人物，显示其在朝鲜半岛的威望极高。

然而战争过程中，苏定方率军勇猛，渡湏水围攻平壤，但其他部队出现任雅相病死、庞孝泰全军覆没等情况，最终唐军不得不退军。虽有败绩，苏定方的战功依然令敌人闻风丧胆，对高句丽、新罗产生威慑作用。668年，面对高句丽继续抵抗的局面，苏定方死讯一旦传出，无疑会削弱唐军士气，助长敌方气焰。因此，朝中以刘仁轨为首的掌权集团选择低调处理，安葬虽妥善，但墓志盖刻字简略，以稳军心。

此次征伐中，苏定方军队屡战皆捷，而其他军队则接连受挫，退军为无奈之举。高宗随即发动第二次征伐，抱着必胜决心，不容有失。刘仁轨受命接替百济去世的王文度，成功救援刘仁愿，并与孙仁师、新罗军协同平定百济复兴军动乱，显示其在朝鲜半岛事务中手腕高明。

刘仁轨曾言：“拟削平辽海，颁示国家正朔，使夷俗遵奉焉。”其行动清晰表明，征伐百济、高句丽乃他全力支持的战略任务。他接受“熊津道安抚大使，兼湏江道总管”任命后，立即赶赴战场，协助李勣安抚军心，征伐高句丽，显示其对朝鲜半岛事务处理高明而果断。由此可推测，苏定方墓志盖仅题《大唐故苏君墓志盖》，正是为了兼顾对苏定方的尊重与军心稳定的双重考量。

高宗和许敬宗在知情后亦未反对此做法，为大局着想选择赞同。综合来看，唐朝内部权力斗争激烈，刘仁轨及其集团在苏定方死后的处理方式，以及对其直属将领的调动，都体现了内部博弈的残酷性。正因如此，唐朝在失去苏定方及其同僚的同时，也错失了对新罗采取有效措施的最佳时机，导致唐罗战争中无法占据优势，对战争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