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毒杀赵秉钧 袁世凯仿效齐侯杀害公子彭生的阴狠伎俩，在刺杀宋教仁一案中展开了一场连环灭口行动，前后牵连杀害五人，其手段之阴险毒辣，令人不寒而栗。 当时的袁世凯对宋教仁可谓恨之入骨，认为宋教仁阻碍了自己的权力扩张，于是便将刺杀宋教仁的计划与国务总理赵秉钧商议。赵秉钧随后授意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出面，勾结上海青帮流氓头目应桂馨，而应桂馨又指使手下一名叫武士英的退伍军人执行暗杀任务。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宋教仁准备从上海北上，在车站候车时，武士英突然开枪，将宋教仁击中。这个年轻的政治家，就这样倒在了阴谋者精心策划的枪口之下。 武士英行刺之后，当场逃离现场。两天后，上海当局根据掌握的线索，将应桂馨逮捕，随后武士英也被捕归案。然而，仅仅一个月之后，武士英突然死于狱中，死因始终扑朔迷离。实际上，他成为袁世凯为了掩盖真相、斩断线索而杀害的第一个牺牲品。 应桂馨在狱中关押了一段时间后，被其手下党羽设法营救出来，逃往青岛避难。后来，赵秉钧奉袁世凯的意旨，设法将应桂馨召到北京。据说，袁世凯最初并没有立即决定除掉应桂馨，而是希望先对其进行拉拢和控制。 然而，问题在于，赵秉钧和洪述祖此前曾答应支付应桂馨十万元作为刺宋行动的酬劳。应桂馨来到北京后，便坚决要求兑现承诺。袁世凯由此意识到，这个江湖人物并非可以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人。一旦事情败露，应桂馨很可能成为揭开真相的关键人物。于是，袁世凯起了杀心，派遣侦探郝占一行动，在京津列车上将应桂馨刺杀。 郝占一完成任务后，却没有像袁世凯希望的那样保持沉默。他反而四处炫耀自己的“功劳”，不断吹嘘自己参与其中的事情。这让袁世凯十分不安，担心郝占一成为新的隐患，于是授意陆建章将郝调往陕西，并在那里将其杀害。 最后，袁世凯又将怀疑的目光转向了赵秉钧。 此时的赵秉钧已经不再担任国务总理，而是在直隶担任都督。据赵秉钧心腹刘某之子刘松庵后来回忆，有一天，袁世凯突然派人送来两粒丸药，并对赵说：“总统听说宫保身体有病，特意送药过来。” 赵秉钧听后大吃一惊，立即回答：“我没有病！” 来人却冷冷说道：“没有病也要吃药！”说话之间，语气严厉，并且从腰间拔出手枪相威胁。 赵秉钧明白自己已经难逃毒手，只得仓皇环顾四周，大声喊道：“你们拿水来，让我送药。” 这一刻，赵仍然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希望身边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救自己脱离险境。 然而，来人早有准备，又从腰间取出一个水壶，说道：“水已经备好了。” 直到赵秉钧吞下药丸之后，那人才离开。 服药之后，赵秉钧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立即派人将刘某叫来，托付后事。赵死后，因为刘某并未参与刺杀宋教仁案件的核心机密，袁世凯反而授意后来接任直隶都督的人，将刘某安排到一个清闲而待遇优厚的职位，使其安稳度过余生。 算起来，袁世凯除了策划刺杀宋教仁之外，又先后杀害武士英、应桂馨、郝占一以及赵秉钧四人，总计五条人命。这样的灭口方式，不能不说已经达到了极端狠毒的程度。 在这一连串杀戮中，袁世凯唯一放过的人，是洪述祖。洪述祖后来长期躲藏在青岛，多年后改名换姓潜入上海，却最终被宋教仁的儿子和秘书发现并抓获，最后被判处绞刑，死于司法部监狱之中。 宋教仁案发生之后，袁世凯仍然想方设法掩盖事实真相，制造各种假象，布置疑阵。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事情的内幕早已逐渐泄露，很快闹得满城风雨，几乎人人皆知。 关于赵秉钧之死，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赵之所以遭到袁世凯猜忌，并不只是因为刺宋案，而是在袁世凯重新崛起、准备入京组阁的时候，双方之间便已经埋下了裂痕。 当时，袁世凯尚在彰德，准备动身前往北京之前，身边谋士云集，大家共同商讨未来的大计。赵秉钧是这些谋士中袁世凯最为信任的人之一。袁特意邀请赵进入卧室密谈，商议如何夺取政权以及具体策略。

赵秉钧提出的建议，袁世凯听后连连点头，深以为然，两人的关系一度达到默契无间的程度。最后，两人仿照《三国演义》中群英会诸葛亮与周瑜斗智的故事，各自写下四个字互相印证。 赵秉钧写的是：“两利俱存。” 袁世凯写的是：“两面威吓。” 两句话表面意思相近，但相比之下，赵秉钧所写的四个字含义更加深远。袁世凯因此感觉赵秉钧的谋略甚至超过自己。从那以后，他虽然表面上继续依靠赵秉钧作为自己的智囊，暗中却开始防备赵的一手。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杀机已经悄悄埋下。 “莫到琼楼最上层” 洪宪称帝，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充满荒诞色彩的政治丑剧。当这场闹剧被推向高潮，表面上锣鼓喧天、声势浩大，然而在幕后，却充斥着各种笑话和奇闻。 最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袁世凯本人甚至还没有正式登基，皇帝的位置尚未坐上，未来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却已经提前引发了一场混乱。 当时，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虽然患有腿疾，行动不便，但政治野心极强。他认为，只要父亲成为皇帝，那么皇位继承人自然非自己莫属。因此，在帝制运动期间，他四处奔走，积极策划，成为推动称帝活动最卖力的人之一。 外界早已经把袁克定称作“太子”，而他本人也对此毫不避讳，甚至默认了这种身份。 然而，袁世凯内心却另有考虑，并不一定准备把皇位传给长子。袁世凯称帝之前，曾经向冯国璋发誓，说自己根本没有做皇帝的打算，并且还编造了一套说辞：“我何必还要做皇帝呢？做皇帝无非是为了子孙考虑，可是我的老大是残废，老二一心想做名士，说实话，让他们当排长，我都不放心，哪里敢让他们做皇帝？” 袁世凯向来善于权谋和伪装，这番话自然很难说是真心话。不过，从中也透露出一点事实：他确实对长子克定和次子克文并不满意，认为他们都不是能够继承自己权力事业的理想人物。 在袁世凯众多儿子中，他最宠爱的其实是第五子袁克权。他甚至曾经打算，等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后，将袁克定封为蜀王，另立袁克权为太子。 一九一五年六月，陈宦负责四川军务，抵达成都之后，曾大规模修建宫室，并对亲信透露，这是为袁克定准备的差事。这一举动也间接透露出袁世凯心中存在“立爱不立长”的想法。 在这种情况下，袁克定和袁克权兄弟之间开始出现明争暗斗，彼此关系不断紧张。 自认为是名士的袁克文，知道自己继承皇位的希望渺茫，因此相比之下更加冷静。他没有像兄弟那样狂热支持帝制，反而在帝制呼声最高涨的时候，写下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 “乍著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塞雁掩孤月，东去骄风黯九城。驹隙留身争一瞬，蛩声催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这首诗表达了他对权力顶峰的清醒认识，也暗含了对称帝幻想的冷眼旁观。 袁克定看到这首诗后非常不满，便抄录下来呈给袁世凯。此时的袁世凯正沉浸在成为皇帝的迷梦之中，看到这首诗后顿觉扫兴，甚至想要惩罚袁克文。 幸亏袁克文提前得到消息，迅速逃往上海，才避免遭受牵连。 这场兄弟之间围绕皇位继承展开的争斗，可以说是袁世凯称帝闹剧中的一个小插曲，却也暴露出了这场帝制运动内部的混乱与荒唐。 洪宪旗

袁世凯称帝时，曾经为自己幻想中的洪宪帝国设计一面新的旗帜。 有人认为，这面旗是在原来的五色旗基础上增加一轮红日，寓意“五族共戴一君”。不过，这实际上只是当时提出过的方案之一，并不是最终确定的设计。 最终提交给袁世凯选择的旗帜方案共有两个。 第一个方案，是用红色十字将旗面分割成四个部分：左上角为黄色，右上角为黑色，左下角为蓝色，右下角为白色。 第二个方案，则是用两道交叉的红色斜条，将旗面分成四个三角形。其中，上方三角为蓝色，下方三角为黄色，左右两个三角分别为黑色和白色。 袁世凯最终看中了第二种方案，并计划在自己举行登基大典之后，用这面新旗取代原来的五色旗。 然而，历史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随着帝制被迫取消，这面所谓的洪宪旗最终也没有真正出现于世。 关于洪宪旗，还有另一种不同记载。 据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记载，海军总长刘冠雄曾留学英国，他受到英国国旗双十字架设计的启发，向袁世凯提出了新的旗帜方案。 当时有人认为，中华民国国旗以五行中的“火德”为象征，所以采用红、黄、蓝、白、黑五色；而洪宪帝国如果改以“土德”为象征，则应调整颜色顺序，将黄色置于首位。 刘冠雄提出，在原五色旗上增加交叉的五色斜条，以形成新的视觉效果。据说他夜间叩开宫门，将设计图样呈送袁世凯。袁看后十分满意，立即交由大典筹备处进行研究。 当时，关于新国旗大致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继续使用五色旗，只是将黄色置于最上方，红色排在其次，蓝、白、黑保持原位。 第二种，继续使用五色旗，并在旗角增加黄龙图案。 第三种，恢复传统黄龙旗制度，让五爪金龙伸展于旗面之上，并融入红、蓝、白、黑等五色元素。 直到刘冠雄提出新的旗样后，各种争论才暂时平息。 这一“刘冠雄旗样”与前述第二种方案有相似之处，但又存在不同，因此留下作为另一种历史记载。 “武义亲王”的演化 袁世凯称帝期间，各种荒诞笑话和离奇故事层出不穷。其中，他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便成为当时流传甚广的一件趣闻。 更加讽刺的是，当时北京有一位京剧女演员刘喜奎，正红极一时。有人借袁世凯封黎元洪“武义亲王”之事开玩笑，也给她冠上了“武艳亲王”的称号。 于是，一个政治人物和一个戏剧演员，分别站在政治舞台和戏剧舞台之上，却因为一个戏谑性的称号被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当时社会上一则极具讽刺意味的笑谈。 后来，上海京剧女演员张文艳又效仿这一说法，自称“文艳亲王”。此外，还有人称粉菊花为“粉艳亲王”，称歌女晚香玉为“晚艳亲王”。

这些五花八门的“亲王”称号，虽然荒诞，却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对于袁世凯帝制闹剧的一种嘲讽态度。而这一连串戏谑性的称谓，都可以追溯到最初那个充满讽刺意味的“武义亲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