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由于执行了李德提出的阵地战战略方针，未能有效打破国民党军的封锁，最终付出了巨大伤亡。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红军不得不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战略转移，这便是后来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然而，并不是中央苏区所有人员都需要随主力红军一同出发。在这场关系革命存亡的转折中，党中央作出了周密安排，决定留下部分干部和武装力量继续坚守根据地。一方面，他们要保护和建设中央苏区，维持革命根据地的稳定；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游击斗争牵制国民党军队，为长征中的红军主力减轻压力，尽可能减少敌军围追堵截带来的危险。 当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项英，便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被留下来主持中央苏区的工作，领导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和各项建设任务。 那么，为什么中央会选择项英留守中央苏区呢？难道当时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了吗？ 答案其实与项英长期以来积累的政治资历和丰富经验密不可分。

首先，项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同时也是斯大林认可的工人运动领袖。在革命早期的发展过程中，他曾担任苏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副主席、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等重要职务。 从项英的革命经历来看，他不仅在党的系统中担任过重要领导岗位，在政府建设和军事工作方面也拥有丰富经验。可以说，无论从政治地位、革命资历，还是实际工作能力来看，项英都属于当时党内少有的高级领导干部。 因此，在长征开始之前的中央苏区，项英几乎是最适合承担留守重任的人选。他不仅具备足够的威望，也拥有协调党、政、军各方面工作的能力。这样的安排不仅得到党中央认可，甚至也符合共产国际方面的判断。 比如周恩来，虽然在党和军队系统中都有重要职务，但在中华苏维埃政府体系中的资历仍然不及项英。而且，周恩来当时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需要参与红军主力转移过程中的重大决策和组织工作，因此不可能长期留守苏区。 再看朱德，他长期负责军事指挥工作，是红军总司令，在军事领域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但相比之下，他在党政管理方面并不是主要方向。同时，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离不开朱德参与军事部署，因此他也必须跟随大部队进行长征。

至于其他领导干部，也因为各自承担着不同的重要任务，需要随中央红军主力行动。综合来看，能够在中央苏区承担全面领导责任，并且具备足够威望稳定局势的人，项英无疑是最合适的选择。 因此，党中央最终决定将项英留在中央苏区，希望他能够稳定根据地内部形势，维护党的领导地位，确保苏区在失去主力部队之后，依然能够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和组织上的团结。 项英长期以来在政治工作中的积累，也使他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较高威望。他留守苏区，不仅有利于团结根据地军民，更能够调动群众力量，为未来艰苦的斗争保存实力、提供支持。 除此之外，项英长期在中央苏区开展革命工作，对当地的人文环境、地理条件以及群众情况都非常熟悉。他具备较强的组织能力，也擅长根据实际情况开展游击战争，在红军内部拥有较高威信，这些优势都让他成为留守苏区的关键人物。 当然，项英肩负的不仅仅是一项政治任务，更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军事使命。 当时，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仍然留下了16000余人的部队，同时还有大量伤病员。这些力量虽然无法与主力红军相比，但依旧是革命的重要基础，必须由一位可靠且有能力的领导者进行统筹指挥。而拥有深厚资历的项英，自然成为了最合适的人选。 在红军长征初期，国民党军队调集大量陆军和空军力量，对中央红军主力展开疯狂追击和围堵。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安全突围，留守苏区的红军必须主动承担牵制敌人的任务，尽可能吸引和分散国民党军的兵力。 面对如此复杂和危险的局面，项英没有辜负党中央的信任。 他与陈毅等同志一起，在与中央失去联系、部队缺少粮食弹药、敌人封锁不断加强的艰难环境下，坚持发动群众，灵活调整斗争策略，依靠游击战争不断突破敌人的围剿，使革命力量得以保存，让革命火种没有熄灭。 后来，在留守中央苏区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中，红军留下的力量虽然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但仍然保持了千人左右的骨干规模。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这支队伍被改编为新四军时，兵力已经发展到1万人以上。

这份成绩，正是项英以及留守苏区广大革命干部和战士共同努力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他们交给党中央的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当然，留守中央苏区的贡献并不只属于项英一个人。除了项英之外，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后来成为共和国重要将帅的革命者，也都在那段极其艰苦的岁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们共同坚守革命根据地，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保存了革命力量，为后来新四军的发展以及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