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李世民的智谋水平，他当然会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不过从整个局势来看，他心里也清楚，真正走到那一步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他已经布置了足够周密的后手。李世民做事向来谋定而后动，一旦决定出手，往往会把所有可能性都考虑进去。《资治通鉴·唐纪七》中记载： 秦王世民既与太子建成、齐王元吉有隙，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遣秦府车骑将军荥阳张亮将左右王保等千馀人之洛阳，阴结纳山东豪杰以俟变，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谋不轨，下吏考验；亮终无言，乃释之，使还洛阳。 玄武门之变发生的同一个月，李世民已经察觉到自己与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双方几乎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他同时也意识到，洛阳地理位置优越，战略价值极高，如果长安局势突然发生变化，洛阳完全可以成为自己的退路。因此，他曾考虑离开长安，退守洛阳，以此保存实力。 为此，李世民提前做了一系列安排。他让工部尚书温大雅镇守洛阳，又派遣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领亲信一千多人前往洛阳。同时，他暗中拿出大量金帛，用来结交关东地区的豪杰，并任由这些人使用财物，以等待未来局势变化。 这并不是简单的人员调动，而是一套完整的战略布局。洛阳本就是李世民掌控的重要区域，他在那里经营势力，实际上是在为最坏的情况准备一个新的政治中心。 李建成和李元吉显然也察觉到了张亮前往洛阳的异常，于是向朝廷告发张亮图谋不轨。张亮被抓后面对审讯，却始终咬紧牙关，一个字都没有透露。由于没有确凿证据，朝廷最终只能将他释放，让他返回洛阳。 李世民当时担任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洛阳正属于陕东道的核心区域，可以说那里就是他的势力范围。此前李世民在洛阳平定王世充、窦建德等势力，一战成名，威震天下，大量文臣武将都愿意追随他。因此，他在洛阳拥有的影响力，并不是临时建立起来的，而是多年征战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 更重要的是，李世民做这些安排并非偶然。时间节点非常关键，恰恰就在玄武门之变前几天到十几天之间。而在此之前，李渊也曾考虑过将李世民调往洛阳，让两个儿子分开，以避免兄弟之间的冲突继续升级。 《新唐书·李建成传》中记载：

又谓秦王曰：……观而兄弟终不相下，同在京师，忿阋且深。尔还洛阳行台，自陕以东悉主之，建天子旌旗，如梁孝王故事……王将行，建成等谋曰：‘秦王得土地甲兵，必为患；留之京师，一匹夫耳。’因密使人说帝，言‘秦王左右皆山东人，闻还洛，皆洒然喜，观其意，不复来矣’。 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李建成和李元吉甚至曾经试图用毒酒毒杀李世民，但最终没有成功。李渊得知此事后，考虑让李世民返回行台，长期驻守洛阳。 当时李世民担任陕东道尚书令，而洛阳正是陕东道治所。李渊不仅准备让他管理函谷关以东大片区域，还允许他设置天子的旌旗，这实际上是一种极高规格的政治安排，类似于汉代梁孝王刘武的待遇。 李世民已经准备出发，可李建成却突然意识到了危险。 如果李世民去了洛阳，拥有土地、军队和地方势力，那么自己将再也无法有效控制他。相比之下，只要李世民留在长安，仍处于皇帝和太子集团的直接控制范围内，李建成在政治上就占据优势。 于是，李建成派亲信向李渊进言，说李世民身边的将领和亲信大多来自山东地区，他们听说秦王要返回洛阳，都非常高兴。从这些人的反应来看，他们可能已经不愿再回长安。 李渊听后改变了主意，最终没有让李世民前往洛阳。 实际上，这两件事情存在明显的先后关系。李世民先在洛阳安排亲信、联络豪杰，随后李渊又提出让他返回洛阳。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李世民对于洛阳的经营，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长期战略的一部分。 对于李世民而言，相比留在长安被太子集团限制，回到洛阳反而更具优势。那里有他的军功威望，有他的支持者，也有他的军事基础。

这就是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前做出的另一套准备。 至于李世民有没有考虑过如果政变失败应该怎么办，后世已经无法得知。但以他的性格和谋略来看，他做事情通常不会只准备一种方案，而是会留下退路。 不过，留下后手并不意味着玄武门之变真的存在失败可能。仔细分析整个政变过程，就会发现，李世民实际上已经将成功的关键因素全部掌握在手中。 首先，玄武门之变真正针对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李建成，而是李渊。 李渊才是整个政治体系中的核心人物。他是皇帝，是决定太子继承权的人，也是政变最终能否合法化的关键。 如果无法控制李渊，即便李世民成功杀死李建成，也无法保证政变真正成功。因为李渊仍然掌握最高权力，他完全可以重新组织力量，追究李世民杀害兄弟的罪责。 但是，只要控制住皇帝，那么李建成无论是否死在玄武门，都已经失去了翻盘机会。 玄武门之变真正的核心，其实就是控制李渊。 整个事件中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从始至终，几乎看不到禁军保护皇帝，也没有看到禁军阻止李世民发动政变。

要知道，禁军是负责守卫皇宫的核心力量。按照正常情况，任何人携带武器、穿戴铠甲，大规模进入皇宫，都应该遭到严格阻拦。 然而玄武门之变时，李世民不仅带着武装人员进入皇宫，而且人数众多，行动几乎没有受到阻碍。 原因只有一个：禁军已经被李世民掌控，或者至少已经站到了李世民这一边。 禁军是皇帝身边最重要的武装力量，一旦这支力量倒向某一方，政变的胜负基本已经确定。 玄武门当值将领常何就是关键人物之一。常何曾经跟随李建成讨伐刘黑闼，李建成一直试图拉拢他，甚至认为常何是自己的亲信。 但实际上，常何早已投靠李世民。 《资治通鉴·唐纪七》记载： 张婕妤窃知世民表意，驰语建成。建成召元吉谋之，元吉曰：‘宜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建成曰：‘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门。 事变发生之前，李建成其实已经得知了李世民的计划。

李渊的妃子张婕妤察觉到了李世民的行动，并秘密通知了李建成。李建成随后与李元吉商议，李元吉建议暂时称病不入宫，以观察局势。 但李建成却认为京城防守严密，自己的力量足够，不需要退缩。他最终还是选择进入玄武门。 而他敢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相信常何是自己人。 他没有想到，自己认为可靠的禁军将领，其实已经站在了李世民一边。 李建成更没有想到，李世民不仅收买了常何，而是已经影响了整个禁军体系。在玄武门之变中，禁军几乎完全倒向李世民。 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 第一，尉迟敬德能够迅速控制李渊。皇帝身边的防卫力量如果没有问题，外人几乎不可能如此轻易接近并控制皇帝。 第二，李建成被杀之后，太子府的兵马曾经进攻玄武门，但禁军并没有帮助太子一方，反而与李世民的部队联合起来抵抗太子府兵。 这说明禁军的立场早已发生变化。

因此，即便李建成侥幸逃出了玄武门，也很难真正获胜。 很多人认为李建成手下有两千兵马，而李世民只有八百人，因此李建成可能还有机会。但实际上，战争胜负并不只是看人数。 李世民手下的八百精锐都是长期跟随他南征北战的百战之士，战斗力远非普通士兵可比。再加上已经掌握的禁军力量，李世民完全具备压倒性的优势。 更关键的是，李世民已经控制了李渊。 如果李世民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宣布太子李建成谋反，那么天下人究竟会相信谁？ 答案显而易见。 历史上汉武帝与太子刘据的事件，就是一个类似的例子。皇帝掌握名义和权力，一旦定性某人为叛逆，对方几乎没有翻身空间。 李世民一旦控制皇帝，就等于掌握了最高合法性。 所以，玄武门之变从表面上看是一场突袭，实际上却是一场经过长期布局的政治博弈。李世民提前掌握了军队、控制了关键人物，也准备好了退路。

他不是临时发动政变，而是在确保胜算之后才选择出手。 因此，玄武门之变中的李世民，实际上已经做出了万全准备。他的对手李建成虽然拥有太子身份，但在关键力量的控制上已经处于劣势，几乎没有真正获胜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