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作为商朝之前的一个政治实体，最令人尴尬的地方在于，关于它的一切记载，最早只能追溯到西周时期。换句话说，距离夏朝真实存在的年代，至少已经过去了600多年。历史研究中，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因为一件事情距离记载时间太久，就直接否定它的真实性，毕竟很多远古历史本身就是通过后世传承保存下来的。 但问题在于，周人留下的关于夏朝的记载，是否完全保留了原貌？这一点就值得深入思考。尤其是武王伐纣这件事，在战国时期甚至曾被一些人批评为人臣弑其君也。再加上古代确实存在托名著书、修改历史记载的现象，例如伪《古文尚书》以及今本《竹书纪年》等争议文献。因此，西周流传下来的关于夏朝的信息，也难免会让人怀疑，其中是否加入了一些符合周朝统治需要的内容。 毕竟，历史不仅仅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也是后来人如何理解、解释和书写过去的过程。对于夏朝而言，一个最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它的名字——夏。 现有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在商朝之前，中国大地上确实出现了高度发展的文明形态。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国家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早于二里岗早商文化之前，浙江良渚遗址、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石峁遗址以及河南二里头遗址，都已经展现出了相当复杂的社会结构。 这些遗址中，有明显的贫富等级差异，有规模庞大的城址，也发现了以中心聚落为核心、向外辐射的二级、三级附属聚落体系。这说明当时已经不是简单的部落联盟，而是具备一定国家形态的政治组织。 其中，河南二里头遗址被大量国内学者认为是夏文化中晚期的都邑所在地。也就是说，在商朝之前存在一个强大的政治实体，这一点基本已经成为学界共识。

可是，真正的问题来了：商朝之前的这个政权，真的叫夏朝吗？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疑问，是为了避免历史研究中再次出现类似曾随之谜的情况。 曾国和随国曾经困扰史学界多年。史书记载中，江汉地区存在一个随国，可考古发现却始终找不到对应遗迹。直到曾侯乙墓被发现，人们才终于明白，原来这个古国真正的名字是曾国，史书中的随国其实只是后人的称呼，曾、随实际上是同一个国家的两种称谓。 既然关于夏朝的文字记载都是西周以后流传下来的，那么有没有可能，夏并不是夏朝人的自称，而是周人的称呼？甚至有没有可能，周人其实并不知道商朝之前那个政权到底叫什么，只是后来创造出了夏这个名字？ 这种猜测并不是毫无依据。 首先，在西周流传下来的《尚书》《诗经》等典籍中，周人对于商朝的称呼并不统一，有商大邦商殷等不同叫法。而陕西周原出土的周人甲骨中，对商朝君主也称为衣王，衣实际上通殷。

所以，后世才形成了殷商这一称呼。 但有意思的是，翻遍商代甲骨卜辞，却没有发现商朝人自称殷。商人留下的文字中，更多出现的是大邑商天邑商中商等名称。 其中，商是国号，大邑天邑属于赞美性的称呼，而中则代表中心、中土。 由此可以看出，殷很可能原本是周人根据商朝中晚期都城位于殷地这一特点，而创造出来的称呼。后来周朝取代商朝，殷这一名称才逐渐被后世接受。 既然商朝存在这种情况，那么夏朝是否也可能如此呢？ 其次，从文字发展来看，我国目前已知最成熟的文字系统是甲骨文，比甲骨文更早的还有陶寺遗址发现的扁壶朱书，以及河南二里头等遗址发现的一些刻画符号。

这些早期文字虽然已经具备后来甲骨文的某些结构特点，但还无法像成熟文字一样连成完整语句。 在甲骨文中，确实发现了夏这个字。但在比殷墟甲骨文更早的刻画符号中，却没有发现能够代表族徽或者王国名称的夏字。 这也成为夏朝名称来源争论的重要原因。 被认为是夏朝中晚期都邑的二里头遗址，至今仍存在一定争议，其中一个核心原因就是：二里头没有找到能够直接证明这里就是夏的自证性文字材料。 事实上，就连甲骨文和商代金文中的夏字，其字形结构也非常特殊，看起来像一个跪坐的人，上方则像太阳。从象形文字本身的形态来看，很难直接认为它一定代表一个政权名称，也可能只是表示炎热的夏季。 第三，从西周以来的文献来看，对于夏朝的称呼其实并不固定。

秦公簋铭文中有鼏宅禹迹，叔夷钟中有咸有九州，处禹之堵。《易纬》中记载禹四百三十一年，这里的禹显然不是单指大禹本人，而是在指代整个夏朝。 另外，《礼记》中称夏朝为西邑夏，这一称呼后来也得到了战国时期竹简《清华简》的印证。 而甲骨文中，也发现过西邑这一名称。 综合来看，西周以后关于夏朝的称呼至少有三种：夏、禹、西邑。 大禹作为个人，他的本名叫文命。但如果禹作为一个群体名称，就可以代表整个政权。这种情况其实类似于尧，尧不仅是个人名字，也可以成为陶唐氏历代首领的共同称谓。 而西邑夏这个名称，又与大邑商形成了对应。

如果西邑和大邑一样，都是本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赞美称呼，那么西邑夏代表夏朝自称，似乎也说得通。 可是，问题也随之出现。 一个认为自己是天下正统的政权，为什么会称自己为西边的国家？这与商朝人自称中商大邑商形成了明显区别。 因此，目前存在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夏朝确实由夏后氏建立，国号就是夏。由于商族后来居于东方，因此为了区分方位，在夏之前加上西邑。 第二种可能，则是夏并非夏朝人的自称，而是像殷一样，是后来的周人赋予的名称。

如果想真正弄清楚夏到底是夏朝人的自称，还是后人的称呼，就必须先弄清楚夏这个字在最初到底代表什么。 早在周文王时期，周人就经常以夏自称。 例如《尚书》中有：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过去很多观点认为，这里的夏指的就是夏朝。因为周文王一生致力于推翻商朝统治，自称夏朝后裔，可以为自己取代商朝提供合法性。 然而，这种解释可能并不准确。 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牧誓》。

周武王讨伐商纣时，列举了大量理由，包括纣王惟妇言是用等罪名，但却没有提到我们是夏朝后裔，所以要替夏复仇这样的说法。 相反，周武王明确称自己是西土之人。 而在更多文献中，夏经常与西土联系在一起。 比如《管子》中记载：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 《淮南子》称：西北方曰大夏。 《太平御览》中也记载：伯禹夏后氏，长于西羌，西羌夷也。

山东莒县出土的《莒叔之仲子平钟》中，同样出现戬戬雍雍，闻于夏东的铭文，古文字学家裘锡圭认为其中夏可能具有西的含义。 如果在商周时期，夏确实存在西的古义，那么周文王所说的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就可以解释为：文王开创了我们的西土周邦，并联合其他诸侯共同治理西方。 这样一来，也能够解释为什么甲骨文会将夏称为西邑。 值得注意的是，周人自称有夏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周文王到周朝建立初期。 到了周成王以后，周朝文献中便很少再出现自称夏的情况，反而开始强调自己处于天下中央。 例如：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这一时期，恰好也是西周平定商朝遗民叛乱、营建洛邑、统治逐渐稳固的时候。 后来，夏再次作为政治和文化概念出现，已经到了春秋时期。 为了区别四方夷狄与中原地区的诸侯国家，人们开始使用诸夏华夏等词。 此时的夏，已经不再代表西方，也不再特指夏王朝，而是代表广大的中原文化区域。 那么，到底是先有夏朝，因为它位于商族西方，所以产生了夏等于西的含义？还是先有夏等于西的词义，后人再将商朝以前的政权称为夏？ 一位自称理科生但热爱历史的网友曾提出一个大胆设想：

春秋开始，人们认为夏朝始于大禹，但实际上，夏这个国名可能远远早于大禹。 这个看似大胆甚至有些不可思议的观点，却在后来的考古和文献研究中得到了一些呼应。 首先，从文献来看，《国语·周语》中记载： 帅象禹之功，赐姓曰‘姒’、氏曰‘有夏’。 意思是，大禹因为治水有功，被赐予姒姓，并以有夏为氏。 这说明在周人的认知体系中，夏这个概念确实早于大禹出现。

只是我们无法仅凭这段文字判断，夏最初究竟来源于地名还是国名。 再看《逸周书》： 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无位……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这里的唐氏指的是尧帝的陶唐氏。 尧生活的时代不仅早于夏朝，也早于大禹，而这里被灭亡的西夏，明显是一个政治实体，而不是单纯地名。 因此，从文献角度来看，在大禹之前，很可能已经存在一个名为夏的政权。

后来，大禹因为治水有功，被部落联盟认可拥有夏的名号，于是夏后氏由此产生。 再从考古角度来看，徐旭生先生在寻找传说中的夏朝都城时，曾确定了两个重点区域： 一个是被称为夏墟的晋南地区； 另一个是被称为有夏之居的伊洛平原。 之后，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晋南和豫西发现了大量介于龙山文化与早商二里岗文化之间的大型遗址。 其中，晋南陶寺遗址经过李学勤等学者多年研究，被认为是尧都遗址。

而豫西二里头遗址，包括新砦时期遗存，则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夏都所在地。 如果梳理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也就是陶寺建立到消亡这一时期晋南地区的考古文化，会发现其中只有东下冯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存在明显联系。 但无论规模还是出土文物，东下冯都无法与二里头展现出的王都气象相比。 因此，一些考古学者认为，东下冯可能是夏王朝在晋南地区的直属区域，或者是商汤灭夏后夏遗民逃亡之地。 但令人困惑的是，东下冯遗址既有明显来自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同时二里头文化中一些重要因素又可能来源于东下冯。 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李伯谦认为，东下冯文化是二里头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向晋南传播的结果。

而考古学家王克林则指出，二里头文化中的鬲、甗、斝等主要炊器，在发现时间上都晚于东下冯类型。 也就是说，东下冯同时具有祖居地和新拓展地区两种看似矛盾的属性。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从时间发展来看，晋南地区经历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夏文化二里头类型、商文化二里岗类型的发展过程。 然而，接续庙底沟文化的陶寺文化，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陶寺文化流行猪骨随葬，在贵族墓葬中经常出现猪下颌甚至完整猪骨架，这种习俗更接近山东大汶口文化。 而在晋南地区此前两千多年里，并没有类似墓葬传统，更没有大型城址出现。 结合考古发现以及尧受封于陶，年十五改国于唐，故又号陶唐氏唐伐西夏等历史记载，可以推测： 陶寺文化可能是东夷族群进入晋南，驱逐当地被称为西夏的族群后建立起来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晋南一直被称为夏墟和禹都平阳，却始终没有发现明确属于夏朝都城的遗迹。 或许，就像那位网友提出的大胆设想一样，夏墟并不是夏王朝的遗址，而是更早那个夏的故地。 从地理位置来看，晋南位于洛阳、郑州以西，被称为西夏完全符合方位逻辑。 在这个早期夏政权灭亡之后，尧舜将这片土地赐给治水有功的大禹，夏后氏由此产生。 因此，周朝称大禹建立的政权为夏，并非完全凭空创造，而是有着更深层的历史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