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曾有一句极为精炼的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是说，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情，一是祭祀，二是战争。这句话后来常被用来概括中国早期王朝的政治特点，但实际上，它最初所反映的并不是周代社会，而更接近于殷商王朝的真实面貌。 商朝对于祭祀与战争的重视，几乎达到了一种近乎狂热的程度。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定，商朝大约建立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灭亡于公元前1046年，前后延续约550余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延续了五个多世纪的王朝，其中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都伴随着频繁的战争。 商汤灭夏，是商朝崛起的起点。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商汤通过连续征伐，击败夏桀，建立了新的王朝，也奠定了商人尚武的传统。 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相对和平之后，从商王仲丁迁都于嚣开始，商朝逐渐进入大规模对外征战阶段。仲丁征讨蓝夷，河亶甲攻伐夷族、班方，武丁时期先后讨伐鬼方、土方、羌方，武乙时期征伐犬戎，帝乙时期又出兵夷方、盂地。直到商朝最后一位君主纣王在位时期，商朝依然在不断调集军队，向东夷发动战争。 从这些历史轨迹来看，战争几乎贯穿了商朝的大部分岁月。东征西讨，不只是商王扩张势力的手段，更成为维持王权和统治秩序的重要方式。

如果从考古发现来看，商朝的军事色彩更加明显。 夏朝遗留下来的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主要以礼器为主，即便发现兵器，也大多属于象征身份和礼仪用途的器物，并非真正用于战场。 但商朝却完全不同。在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出土的青铜器中，兵器比例已经达到15%左右；到了商朝中晚期的殷墟时期，兵器比例进一步上升，甚至达到70%。 在殷墟西区发掘的939座墓葬中，有166座墓葬发现了实战兵器，其中不仅有贵族墓葬，也包括普通平民墓葬。这说明战争已经深深渗透进商代社会。 殷墟中不仅出土了大量青铜戈、矛、箭簇等武器，还发现了数量惊人的战俘头骨。这些头骨所代表的人群来源复杂，包括蒙古人种、太平洋黑人种、高加索白人种、爱斯基摩人种等，反映出商朝战争范围之广、征伐对象之多。

与此同时，甲骨卜辞也清楚记录了商人的战争仪式。商王每次出征之前，都要进行占卜祭祀，以确认行动是否得到神灵认可；战争结束之后，又要向祖先举行燎祭，报告胜利与战果。 因此，展现在后人眼前的商朝，依然像一个典型的军事帝国。战争和祭祀，几乎占据了商王朝政治生活的核心位置。历代商王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不断出兵征服、震慑周边方国。 那么，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商朝为什么如此热衷战争？难道仅仅是因为殷人天生好战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看看传世史书以及甲骨卜辞对于商朝战争原因的记载。 仲丁征伐蓝夷，是因为蓝夷作寇，也就是说蓝夷主动侵入了商朝疆域。

武丁讨伐土方、鬼方，是因为这些势力数侵殷边侯田，不断侵扰商朝边境。 商王征伐羌方，则源于贞乎吴御羌，意思是命令王室贵族吴率军抵御羌人的进攻。 到了商朝后期，对东夷的大规模战争，史书中的记载更加直接。《竹书纪年》等资料记载：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意思是武乙时期商朝国力衰弱，东夷势力逐渐强盛，甚至向中原地区推进。 而关于纣王时期，《史记》中也记载：商纣为黎之蔸，东夷叛之。说明商朝末年，东夷势力已经开始反抗商王朝。 综合来看，商朝数百年的对外战争，实际上主要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针对那些背叛商王朝、拒绝服从商王权威的诸侯方国进行讨伐。 第二类，则是面对周边势力入侵时进行的防御性反击。 事实上，考古证据也显示，商朝很多战争并非单纯的扩张，而是在维护自身统治范围。 在二里头文化向二里岗文化过渡时期，伊洛平原并没有发现大规模洪灾的痕迹。而武丁时期虽然曾遭遇洹水泛滥，但商朝都城依然稳定在安阳殷墟，并没有因此再次迁徙。 这说明，商朝历史上的多次迁都，并不像后世某些观点认为的那样，主要是为了躲避洪水。相反，商朝迁都路线与其军事行动方向存在明显联系。

比如，蓝夷位于今天山西东南部屯留蓝水一带，蓝夷侵扰商朝后，仲丁迁都于嚣，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郑州，并以此为基地进行征讨。 班方大约位于今天山东曹县一带，当其发生叛乱后，河亶甲迁都于相。 之后商朝迁往奄地，也就是今天山东曲阜附近，并在那里发动征丹阳戎的战争。 等到商朝迁都殷墟，也就是今天的安阳之后，甲骨卜辞中记录的主要敌人，逐渐变成山西中北部地区的土方、鬼方，以及安阳以东广大地区的东夷势力。 如果把夏朝时期东夷有穷氏入侵、后羿取代夏政看作一次偶然事件，那么商朝面对周边方国持续不断的挑战，就显得更加特殊。

为什么商朝周边的势力，总是不断向它发起挑战？ 为什么商朝所面对的外部环境，比夏朝时期更加复杂？ 最早对此进行深入考证的，是郭沫若先生。 郭沫若认为，商朝长期面对的宿敌土方，很可能是被殷人击败后逃往西北地区的夏民族后裔，因此他们与商朝之间存在长期矛盾，对商朝的侵扰也格外频繁。 此后，学者程憬也提出：我们因知夏民族自为商所击败之后，其族一部仍留东方，而一部则已退至西北……

这一观点，也得到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胡厚宣等学者的认可。 如果这一推断成立，那么商朝建立之后，周围依然存在大量夏人后裔、夏代支姓部族，以及不愿接受殷商统治秩序的方国势力。 而考古发现，也逐渐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 根据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对536处夏代考古文化遗址的空间分布统计，夏文化遗存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汾涑盆地、长治盆地以及环嵩山地区。 这意味着，除了夏朝核心区域——伊洛平原的二里头遗址之外，夏人后裔以及曾经臣服于夏后氏的方国，还广泛分布在晋南、晋中、豫东，以及沂沭河和淮河流域，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东夷地区。

而这些区域，与商朝数百年来不断出兵征讨的方向高度重合。 不仅如此，近年来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也发现了来自二里头夏文化的陶器、玉器以及牙璋。 牙璋，是夏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礼仪器物之一。夏朝灭亡之后，商朝曾将流传下来的牙璋改制，用于其他用途。 但令人惊讶的是，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牙璋，不仅数量丰富，而且在器形上还有进一步发展，依旧被三星堆人视为重要的祭祀礼器。 这一发现，也为商朝远征蜀地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商朝为何不惜耗费巨大力量讨伐蜀地？原因或许就在于，夏亡之后，一部分夏遗民向西南迁徙，进入成都平原，并与当地宝墩文化居民融合，共同创造出了三星堆文化。 这也可能正是《史记》《蜀王本纪》等古籍中大禹生于蜀、长于蜀等传说产生的历史背景。 由此看来，商朝虽然通过战争从一个地方性方国成长为中央王国，但它对于政治秩序的建立与维护，却持续了数百年。 甚至后来推翻商朝的周人，也曾自称我有夏，也就是把自己的国家称为夏。 而长期活跃于北方草原地区的匈奴先祖——鬼方、獯鬻等势力，在一些史书记载中，也被认为是夏后氏之苗裔。

那么，为什么夏后氏的支姓势力以及相关方国，在夏亡之后依然能够保持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呢？ 实际上，夏朝本身就是从原始部落时代的方国联盟发展而来。 夏朝的建立，第一次让众多以血缘关系连接的方国拥有了共同的国家意识，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区域文化共同体。 大禹治水时期，各地不同族群共同参与治理洪水，使夏后氏逐渐建立起一个范围广大的政治体系。 这个体系西至崇山，东达东夷、涂山，北到晋南陶唐地区，南至湖北石家河，虽然并非高度集中的帝国，却已经形成了广泛影响力的王权网络。

然而，当时以河北漳河流域为核心的下七垣文化，也就是先商部落，却被晋南长治盆地的夏后氏势力阻隔在太行山东侧，并未真正参与到这一政治体系的构建之中。 后来，商族通过战争击败伊洛平原的夏后氏，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但商朝建立的政治模式，与夏代存在明显不同。 商王将神权与世俗权力高度集中于自身，形成了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的强势秩序。这种高度集中的王权，与夏代相对松散的方国联盟模式相比，更容易激起原有夏人方国的不满与反抗。 因此，在商朝550余年的历史中，始终反复出现一种特殊局面： 商朝强盛时，四方诸侯纷纷归附；商朝衰弱时，周边势力便纷纷反叛。 这也正是商朝长期陷入战争循环的根本原因之一。它面对的，并不仅仅是一群外部敌人，而是一个尚未完全被整合进新秩序中的旧时代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