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社会,大臣当面顶撞皇帝,其实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情。 比如汉代丞相曹参,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当时他的上司汉惠帝对他的施政方式颇有不满,认为曹参处理政务过于保守,于是对他产生了怨言。没想到曹参得知后,并没有低头认错,反而据理力争,甚至反过来给汉惠帝讲了一番道理,具体内容在《史记》中有所记载。 一个臣子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可以说已经需要极大的胆量了。毕竟面对的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祸患。 而这种臣子敢于直言、敢于质疑皇帝的现象,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 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比较明朝和清朝这两个高度集中的专制王朝,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别:明代的大臣,尤其是内阁大臣,敢于怼皇帝的程度,明显要超过清代。 那么,为什么同样是君主专制,明朝大臣却更敢表达反对意见,而清朝大臣却显得更加谨慎? 笔者认为,这其中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一点,恐怕还是两个朝代在制度设计上的巨大差异。 明代的内阁制度,有着一套独特的运行逻辑。 简单来说,当朝廷出现需要皇帝决策的重要事务时,大臣们会先将自己的意见写成奏折,递交给皇帝。皇帝阅读之后,再将这些奏折交给内阁,让内阁大臣们进行讨论。 内阁大臣经过研究,会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并将这些意见重新交回皇帝,由皇帝做最后决定。 如果皇帝认可内阁提出的方案,就会进行批红,也就是用红笔批示认可。 随后,大臣们再根据皇帝最终确定的意见,草拟正式诏书,并交由六部执行。 从这个流程来看,明代内阁虽然名义上不是正式宰相机构,但实际上在国家决策过程中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尤其是在一些皇帝不愿意亲自处理政务的时候,内阁大臣的作用就更加突出。 例如一些长期怠政的皇帝,他们把大量政务交给内阁处理,这时候,阁臣实际上已经成为帝国运行的重要决策者。 拥有权力之后,内阁大臣自然也就有了更强的话语权。 他们不仅敢公开质疑皇帝的决定,有些时候甚至敢利用草拟诏旨这一环节,对皇帝的原意进行调整。
甚至出现过大臣先按照自己的想法处理事情,形成既成事实,再让皇帝接受结果的情况。 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近先斩后奏。 面对这样的局面,明朝皇帝当然也会愤怒。 可是问题在于,内阁制度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政治运行模式。皇帝如果想大幅削弱内阁权力,很可能会遭到整个官僚集团的反弹。 因此,很多时候,皇帝虽然心中不满,却很难直接改变制度。 于是,明代皇帝往往采取另一种方式——重用身边的近侍,也就是宦官,来制衡文官集团。 但这种方式效果并不总是理想,甚至有时候还造成了更加严重的问题。 然而,明代内阁大臣能够影响皇权的情况,在清朝建立后很快发生了变化。 清军入关以后,为了让政权能够平稳过渡,清朝统治者大量沿用了明朝原有的制度体系,其中就包括内阁制度。 不过,清朝皇帝并没有简单照搬明朝模式。 顺治皇帝很清楚,如果完全继承明朝内阁的运行方式,那么未来自己很可能也会面临明朝皇帝曾经遇到的问题——内阁权力过大,最终限制皇权。 因此,在制度尚未完全固定之前,顺治便开始着手调整其中的运行逻辑。 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权力始终牢牢掌握在皇帝自己手中。 那么,顺治究竟做了什么改变? 关键就在于,他改变了皇帝与内阁之间处理政务的方式。 按照原来的流程,大臣提出意见,皇帝批阅,然后交给内阁讨论,再由内阁拟定诏旨。 顺治认为,问题就出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皇帝只是最后看结果,那么中间的讨论和草拟环节,就可能逐渐被大臣掌控。 所以,他必须亲自介入其中。 于是,顺治下令在紫禁城太和门外腾出几间房屋,作为处理政务之处。 每天需要处理的重要奏折,都由内阁大臣带到这里,与皇帝当面讨论。 在讨论之后,再由皇帝亲自监督,确定最终命令,并交给六部执行。 这一过程,完全由皇帝主导。 面对皇帝亲自参与决策,臣子自然不敢像过去那样随意发挥,只能更加谨慎地表达意见。 而对于顺治来说,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能够直接了解事情的背景和经过,而不是完全依赖大臣转述。 这种制度,就是后来所谓的御门听政。 顺治建立的这套制度,被后来的清朝皇帝继承下来。 到了康熙时期,虽然康熙将听政地点改到了乾清门外,但他依旧坚持亲自掌握诏旨制定过程,对大臣拟定的内容进行严格监督。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调整,可以明显看出,清代内阁与明代内阁相比,权力已经大幅削弱。 明代内阁大臣曾经能够参与甚至影响国家决策,而到了清代,他们更多承担的是执行和传达皇帝意志的角色。 他们不再是能够与皇权抗衡的政治力量,而更像是皇帝治理国家时的辅助机构。 而正是这种制度上的变化,决定了清代大臣很难像明代阁臣那样公开挑战皇帝。 因为当一个机构本身已经失去了足够的决策权,它自然也就缺少了与皇权抗争的资本。 既然连抗衡皇帝都很难做到,那么想要像明代一些大臣一样,当面批评皇帝,就更加困难了。这也是为什么同样处于君主专制时代,明代大臣敢于直言进谏,而清代官员整体上显得更加谨慎的重要原因。制度塑造了权力格局,也决定了臣子面对皇权时能够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