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杏花村遗址及周边酿酒考古研究成果发布会上，考古学家、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媛围绕汾阳杏花村史前酿酒遗存考古合作研究，从合作致谢、酒类考古研究价值、多元研究路径、未来研究方向四大维度展开分享，立足山西考古资源，打通史前酿酒遗存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内在关联，清晰阐释了酒类考古的学术意义与时代价值，为酒文化考古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

郑媛首先向合作团队与社会各界表达双重感谢。

其一，致谢刘莉老师科研团队与山西考古的联合攻关。刘莉团队深耕酒类考古十余年，足迹遍布陕、豫、冀、内蒙多地，此前在山西相关研究较为薄弱，双方依托汾阳杏花村遗址考古遗存开展合作，完整还原黄河流域史前酿酒技术发展脉络，填补了山西早期酿酒遗存系统研究的空白，让学界得以完整梳理黄河流域酿酒文明发展脉络。

其二，致谢全社会对考古事业的关注与支持。过去考古研究局限于学术圈层，如今从国家战略到社会大众，都愈发重视考古成果。考古不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既能深挖史前社会原貌，更能赋能现代产业发展，追溯各行各业历史根脉，时代赋予考古工作者更为厚重的文化传承责任。

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连续性，是我国考古研究的核心立足点，文字诞生前的远古历史，只能依靠考古遗存还原。而酿酒遗存是解读史前社会的关键钥匙。酒是农业发展到富余阶段的产物，超越基础温饱需求，兼具物质、文化与精神双重属性。在史前社会，酒不只是饮品，更是调配资源、维系上层交往、构建社会组织的核心载体。夏商周大量青铜酒器早已印证酒在礼制社会的核心地位，向前追溯酿酒文明的源头，正是酒类考古的核心使命，透过一杯远古佳酿，便能窥见史前经济模式、社会结构与文明互动全貌。

郑媛系统梳理了酒类遗存研究的三类可行路径，构建起文、史、理、工交叉融合的研究体系。一是文献考据法，针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依托古籍文字记录梳理古代酿酒工艺与酒文化礼制；二是传统田野考古手段，通过遗址发掘、出土酿酒盛酒器物提取遗存样本，依托实物遗存还原真实历史场景，这是考古学科独有的核心优势；三是多学科交叉研究，落实考古学多学科融合发展的要求，联动化学、物理、分子生物学等学科，对酒遗存成分、微观形态开展科学检测，以微观物证推导宏观历史，实现以小见大的考古研究突破。

针对酒类考古后续研究方向，郑媛提出四层递进式研究思路，拓宽酒文化考古研究边界。

第一，器物专项研究，聚焦酿酒、盛酒各类出土器具，厘清器物形制、功能与古代酿酒行为的对应关系；第二，酿酒技术源流研究，完整梳理酿酒产业链，追踪酿酒原料选育、酿造工艺演变，对比不同时代技术革新与传承脉络，结合社会发展需求解读工艺变化背后的动因；第三，区域文化交流研究，山西地处农耕与游牧文明交融地带，酒作为流通资源，是跨族群文化互动的重要媒介，可围绕酒的传播轨迹，探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与影响；第四，精神与社会秩序研究，跳出物质层面，深挖酒在祭祀、宴饮、战争、和平交往中的精神作用，解读酒如何维系古代社会秩序、满足先民精神诉求。

山西作为中华文明起源核心区，大量关键考古遗存藏着中华文明形成、发展的核心答案，诸多中华文明特质的关键问题，都需要依托山西出土材料寻找答案。未来山西考古将持续多维度推进杏花村等史前酿酒遗存研究，以山西考古实证材料补齐中华文明发展关键环节，以酒类考古为切口，持续讲清楚中华文明连绵不绝的独特基因，扛起考古工作者传承中华文脉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