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春节前后，对于年仅二十三岁的爱新觉罗·奕詝，也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而言，或许是他登基以来最为煎熬、最难以安眠的一段岁月。 新年将近，本该是宫廷上下张灯结彩、迎接新岁的时节，可传入京城的却是一封封令人胆寒的急报。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华中重镇武昌，已经落入了长毛发匪之手。 大年初一，太平军主动弃城而出。五十万大军水陆并进，浩浩荡荡顺江东下，锋芒直指江宁（南京）。在这个象征着辞旧迎新、一元复始的日子里，摆在大清皇帝案头的，不是吉祥如意的贺表，而是一份份加急军报，以及不断恶化的战局。 年轻的咸丰帝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短短两三年时间，原本只是一群来自偏远山区、衣衫破旧、面容憔悴的乡民，为什么能够像决堤洪水一般迅速扩张，从南方边陲一路席卷而来，成为威胁大清江山的巨大力量。

其实，咸丰的震惊并非没有道理。就连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自己，恐怕也未曾预料到，当年那个屡次科举落榜、穷困潦倒的落魄童生，在广西金田振臂一呼之后，竟能掀起如此规模的时代巨浪。 然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还在之后的两个月里接连发生。 从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到1853年1月12日攻克武昌，仅仅两年时间，太平军便完成了一次惊人的跃迁。他们从中国最南端的崇山峻岭之间起兵，一路突破清军封锁，直接杀入长江中游腹地；兵力也从最初起事时的两万人左右，迅速膨胀到五十余万。 太平天国能够如此迅猛发展，除了两广地区士兵作战勇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清廷南方战场上的官员腐败无能，以及正规军长期以来积累的军纪松弛、战斗力衰退。

其中，广西提督向荣便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自1851年金田起义开始，向荣便与太平军纠缠在一起。可以说，他几乎一路见证了这支起义军从弱小走向强大的全过程。 从桂平到永安，从广西进入湖南，在向荣看似紧追不舍、实际上却始终保持距离的围追堵截之下，太平军不仅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反而不断壮大自身力量。最终，向荣只能眼睁睁看着太平军仅用二十一天时间攻破湖广首府武昌。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是向荣这样的人，在当时参与围剿太平军的清军将领中，也已经算是少有的敢于正面交锋者。至少，他曾多次与太平军发生激战。

而其他许多清军将领，面对太平军的威势，往往是追击时远远跟随，不敢接近；防守时闻风而逃，甚至未战先溃。 与此同时，清朝官僚体系内部的相互推诿、彼此掣肘，更让战局不断恶化。为了应付南方战事，咸丰帝每年不得不从本就紧张的国库中拨出数百万两白银，可换来的结果，却始终不尽如人意。 直到1853年，攻克武昌之后，太平军终于完成了一次质变。 那一点最初燃烧在广西山区的星星之火，已经变成了足以威胁整个清王朝统治的熊熊烈焰。

武昌失守，朝廷震动。对于清政府和太平天国双方而言，下一步的战略方向已经越来越明确——从上游武昌到下游江宁，绵延千里的长江，将成为两个政权真正决战的舞台。 千里长江，真正的较量即将开始。 1853年2月8日，长江江面上千帆竞发，桅杆如林；陆地之上，旌旗招展，人潮翻涌。刚刚取得武昌大捷的太平军，带着不可阻挡的气势，数十万人水陆并进，沿江东下。 太平军的行军部署十分严密。

陆军方面，由胡以晃担任统帅，率领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黄益芸等将领，沿长江北岸推进。 水军方面，由石达开担任前卫军统帅，罗大纲、赖汉英负责先锋任务。 秦日纲担任天官丞相，负责护卫总部；韦昌辉则统领后卫部队，确保全军后方安全。 太平军离开武昌之后，负责围困武昌的向荣部队起初并不敢贸然行动。直到2月9日深夜，清军才基本摸清太平军已经撤离，这才重新进入武昌。

2月10日，向荣率军从长江南岸出发追击。 然而，此时的太平军早已经进入下游地区。 刚刚被咸丰任命为钦差大臣的向荣，并非完全没有追击意愿，只是现实让他无可奈何。清军陆兵数量不足，不具备正面决战能力，而此前与太平军多次交手留下的阴影，也让他不敢轻易冒险。 因此，向荣只能采取一种保守策略——隔江尾随。

这样既能避免遭受重大损失，又能够向朝廷证明自己仍在追剿。 至于长江之上，太平军拥有强大的水师优势，顺流而下，速度极快。向荣没有水军，只能在岸上远距离炮击太平军后队，但这种攻击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效果，反而更像是在为太平军送行。 离开武昌之后，清军在长江沿线设置的主要防线集中于三个地方：九江、安庆、芜湖。 对于太平军而言，想要最终攻占江宁，就必须连续突破这三道防线。

1853年2月11日至15日，太平军势如破竹，连续攻占五座城池。 沿途清军几乎没有形成有效抵抗，而后方追击的向荣部队隔江同行，也始终无法构成真正威胁。 2月15日，太平军攻占湖北东部江防重镇武穴，并全歼清军寿春镇总兵恩长所率四千人。 恩长兵败之后投水身亡。

武穴惨败和恩长战死，对下游清军造成了巨大心理冲击。从此开始，在之后的沿江战役中，清军一幕幕荒唐甚至令人难以置信的溃败场景，不断出现在太平军面前。 所向披靡与望风而逃。 按照咸丰帝此前的部署，向荣负责从后方追击太平军，而下游方向则由两江总督陆建瀛在九江负责阻击。 然而，武穴战败的消息传来后，下游清军顿时陷入恐慌。

各地守军先后逃散，未作一刻之守，九江这座战略重镇，几乎门户洞开。 面对强敌压境，清廷官员却表现出了令人失望的一面。 江西巡抚张芾早早退往九江西南五十里的德安，将九江安危完全置于不顾。 钦差大臣陆建瀛，本应负责组织堵截，却因为听闻武穴兵败而惊慌失措，迅速撤离龙坪营地，乘船向九江方向逃跑，直到抵达彭泽才稍稍安心。

上层官员如此，下层守军自然纷纷效仿。 各种借口接连出现，官兵四散逃亡。 太平军尚未抵达，九江城已经变成了一座空城。 而另一边，向荣率军疲惫追赶，昼夜兼程，直到2月18日抵达官牌峡，才得知太平军已经在前一天攻克九江。

太平军几乎兵不血刃占领九江，不仅获得大量粮草军械，更进一步扩大了自身声势。 九江之后，太平军继续向下游推进，目标直指安徽首府——安庆。 安庆的防务由安徽巡抚蒋文庆负责。 早在1852年武昌危急之时，安徽官场便已经人心惶惶。如今听闻九江失守，太平军即将兵临安庆，蒋文庆更是忧惧不安。

虽然他提前在外围宿松、小孤山设置防线，形成犄角防御，同时调集七千余兵力进入安庆城内，但战争尚未开始，他便已经对胜利失去了信心。 他甚至向咸丰上奏：省垣存兵，尚不敷用，认为太平军的进攻势头断难阻遏。 更让蒋文庆绝望的是，负责全局救援的三位钦差大臣之间，各怀心思。 向荣拥兵九江，却以缺粮、缺饷、缺弹药为理由迟迟不前。

陆建瀛则更加离谱。 九江失败后，他一路顺江东逃，经过安庆时甚至没有登岸，只派人通知蒋文庆太平军即将到来，随后便继续逃往南京。 至于另一位奉命驰援安庆的钦差琦善，对于咸丰的命令也是拖延应付，直到安庆失守两日之后，才姗姗来迟。 1853年2月21日，太平军轻松突破小孤山—宿松防线，直逼安庆城下。

看着太平军战船遮蔽江面，安庆城内顿时陷入混乱。 外围守军首先崩溃，纷纷弃械逃跑。 太平军顺利登陆，占据滩头阵地，完成攻城准备。 而城内官员，再一次上演了九江式的逃亡。

危急时刻，安庆城中真正有气节的，只有巡抚蒋文庆一人。 虽然他早已认为安庆难守，但面对同僚提出北撤庐州的建议，他仍然选择留下，准备以死守城。 当夜二更，太平军发动总攻。 由于守军几乎没有形成有效抵抗，太平军迅速进入城内。

蒋文庆见大势已去，留下遗书后服毒自尽。 1853年2月24日，安庆易手。 从太平军离开武昌，到占领安庆，仅仅过去四十余天。 而安庆之后通往江宁的防线，比九江到安庆更加薄弱。 对于清政府而言，安庆失守，南京已经危如累卵。 江宁，再难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