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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逊洋行、怡和洋行、太古洋行和英美烟公司是英国资本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四大垄断集团。

一百多年中，沙逊集团在旧中国掠夺了大量财富，至本世纪三十年代左右，它已俨然成为远东的一大财阀。

沙逊集团对旧中国的政治、经济产生过重大影响，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怡和洋行和太古洋行。有学者曾这样说过：“没有沙逊就不能理解上海。”

1、沙逊集团的来历

沙逊集团成员的祖先是巴格达人。在迁居巴格达之前，沙逊家族和世界上的其他犹太人一样，经常迁徙不定。沙逊家族迁入巴格达的年代，虽无从查考，但据现有资料可以肯定，到大卫·沙逊时，其祖辈在巴格达已经定居数百年了。

巴格达是西亚地区美索不达米亚的一座古城，位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条河流之间，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商业繁荣，古代的巴比伦和亚述都曾在这里建国。

1638年起巴格达归属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但因处于奥斯曼帝国的边缘地带，政府的权力往往鞭长莫及。因此，这一地区的行政机构，经常带有半独立性质。

十八世纪时，巴格达的居民以横贯该城的河流为界，河南居住阿拉伯人，河北居住贵族阶层、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犹太人约有五、六千人，大部分很贫困，但也有一部分犹太人善于经商，在巴格达的市场上设摊买卖，或放高利贷。

巴格达的主要岁入靠这部分犹太人提供，因此，巴格达的瓦利(Vali,当地行政长官)长期以来习惯于委任一位犹太人为该城的首席财政官。

首席财政官是当地的重要人物，政府正式承认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是犹太人的“纳西”(Nasi),意即犹太人之王，他不仅对瓦利负责，掌管全城财政工作，而且对犹太居民更起了族长(Sheikh)的作用，保护该城信奉犹太教的教徒，参与犹太人的各种宗教和行政方面的活动。

根据著名犹太史学者罗思的考证，沙逊洋行的创办人大卫·沙逊的父亲名塞利，生于1749年，三十余岁即担任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巴格达从十八世纪后期起，反犹活动已日渐加剧。如1774年，有的文件提到“族长沙逊已不敢露面或随意行动”。

他还在他的住处修筑一条秘密小道，以便必要时得以逃走。奥斯曼帝国政府从1821年起任命达乌德（当地行政长官）为巴格达新的瓦利。

反犹活动更为激烈，“族长沙逊”也由另一犹太人埃兹拉接替。1826年，埃兹拉又被奥斯曼帝国政府逮捕，处以绞刑。达乌德（当地行政长官）一方面反犹，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犹太人解决当地财政问题，因而复委沙逊家族担任首席财政官一职。

塞利（大卫·沙逊之父）这时已年迈体衰，无力胜任这一职务。

其子大卫·沙逊(1793年生)正值壮年，并且自幼受犹太上层阶级的教育，能在宗教活动中使用希伯来语，应付周围环境时使用阿拉伯语，政府府打交道时使用土耳其语和通过山区前往北方进行贸易时使用波斯语，因此取代其父而成为犹太人中的头面人物。

就塞利（大卫·沙逊之父）来说，当然希望大卫继承他的职务。但大卫·沙逊对达乌德（巴格达当地行政长官）所实行的极端残酷的反犹活动，已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遂上诉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要求解除达乌德的职务，竞获得支持。

达乌德得到消息后，就制定了一项完整的复仇计划，开始有计划地大量屠杀犹太人，特别是要绞死仇敌大卫·沙逊。大卫·沙逊（时年三十六）闻讯后，被迫在一个夜间将年迈的父亲和全家老小，用化装、贿赂等办法，经底格里斯河逃往波斯湾口的巴士拉城。

巴士拉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西亚的营业中心，由另一瓦利（当地行政长官）统治，处于半独立状态，但仍受巴格达的管辖。未几，老族长塞利故世，大卫·沙逊成为家长。他考虑到在巴士拉仍不安全，次年便决定将全家迁往波斯湾东岸的布什尔。

1832年，大卫·沙逊因一笔重要交易，到了印度的孟买。他看到这个城市有发展前途，特别是认识到借重英国资本主义势力，他的长袖善舞能力将大有用武之地。经过充分考虑，他回到布什尔，又将全家迁往孟买定居，不久加入英国籍。

2、沙逊洋行的创办经历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孟买，虽然已经成为不列颠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还不是一个工业城市。居民不过20万人，其中的欧洲人和英国人为数甚少，大部分是印度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和葡萄牙人，而犹太人也不过2200人，约占人口总数的1%。

首先，产业革命后的英国，棉纺织业迅速发展，兰开夏（英国英格兰西北部的郡）生产的棉制品，英国国内市场已无法消化，便大量通过孟买运销印度腹地，孟买已成为英国对印度贸易的孔道。

其次，英国的工业资本家当时正极力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贸易，希望英国的商人能在世界各地更好地倾销英国商品，充分发挥自由竞争的作用。

由于工业资本家的倡导，1833年8月，终于在改革后的英国议会里通过了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的法案。1834年4月22日，英国政府正式废止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特权。

除上述两点外，英国国内的某些人士，当时正在鼓吹不应对犹太人采取歧视的态度，而积极支持这一观点的是罗伯特·格兰特爵士(1835年担任孟买的总督)。这些因素使大卫·沙逊感到在孟买创办企业前途无量，1832年便在孟买设立沙逊洋行。

沙逊洋行初创时，业务范围不大，只是将英国纺织品从孟买运往布什尔（伊朗港口）销售，然后从那里采购土特产和东方织物，转卖给孟买的英国商人。由于沙逊家族有担任巴格达首席财政官的声誉和经历，十分熟悉西南亚和波斯湾的行情，又有一批犹太朋友，通晓多种语言，这些地利人和的条件是其他欧洲商人望尘莫及的。

3、沙逊的第一桶金——对华鸦片贸易

沙逊洋行很快就发展为印度在波斯湾的最大贸易机构。后来，巴格达的反犹活动有所收敛，对巴格达的营业也逐步扩大，大卫·沙逊便派长子阿尔伯特回巴格达主管那里的业务。

英国政府废止东印度公司的垄断特权之后，英国商人的对华贸易有了飞速的发展。

孟买不仅成为印度通往波斯湾的门户，而且成为进入中国的门户。精明的大卫·沙逊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便对中国贸易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将兰开夏（英国英格兰西北部的郡）的棉纺织品和印度的鸦片等商品运入中国，销路很好，营业不断地扩大。

正如犹太史学者罗思所说的：

“这是大卫·沙逊的极大发现，其报酬是：黄金雪片似地向他飞来”。

鸦片战争前夕，沙逊洋行对中国的贸易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大卫·沙逊便派次子伊利亚斯前往广州，负责远东的业务。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伊利亚斯在广州站不住脚，和其他英国商人一起前往香港，成为在香港第一批开张营业的英国商行之一。

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根据《南京条约》上海辟为商埠，沙逊洋行遂在上海设立分行。

4、从伦敦到上海

上海很快就变成沙逊洋行在华的业务中心，超过了香港和广州。不久，沙逊洋行又陆续在日本的横滨、长崎等地开设分支机构。

1864年，英商大英轮船公司和沙逊、宝顺等洋行，看到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认为西方对华贸易的门户已经洞开，而当时在华的外商银行，都是一些总行在英国或印度的银行的分行，无法适应贸易发展的需要。

于是这几家外商企业于该年8月，会同其他洋行代表共15人发起在香港创办汇丰银行，并成立了临时委员会。代表沙逊集团参加临时委员会的是大卫·沙逊的第五子阿瑟·沙逊。

1865年3月，汇丰银行在香港和上海两地正式开业。阿瑟·沙逊是首任董事会的八名成员之一。汇丰银行董事会中“直到数年前（指1965年之前）还始终有沙逊洋行的代表参加”。

由于发展了对华贸易，沙逊家族被认为是英属印度这一地区的首富，大卫·沙逊在1854年时估计已拥有百万家财，当然，在他故世时的财产，尚远远不止此数。

大卫·沙逊共有子女14人，前妻生阿尔伯特、伊利亚斯两子，后妻生六子。上海开设分行之后，他们都曾先后来上海学习业务。后妻所生的沙逊·大卫·沙逊，1858年起从上海调往伦敦，不久恰逢美国南北战争，美棉的输入受阻，兰开夏（英国英格兰西北部的郡）各纺织需用的原棉，不得不改从孟买输入。孟买的业务得到很大发展。

伦敦也成为沙逊洋行的另一业务中心。沙逊洋行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也开设了分支机构。于是沙逊家族的命运愈来愈与英帝国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大卫·沙逊虽然早已迁居孟买，但对巴格达的那些贫困的犹太人，仍然眷恋不忘。从1855年起，就以他的长子阿尔伯特出面，成立宗教性的慈善机构“大卫·沙逊家族兄弟会”。

1861年，大卫·沙逊在巴格达建造了一座华丽的犹太教堂和一所用传统方式对犹太青年进行教育的机构，犹太教经文学院(TalmudTorah)。

犹太青年在那里学习阿拉伯语、英语、希伯来语、地理、算术、簿记之后，便进入沙逊洋行的各地分支机构工作。由此大卫·沙逊可源源不断地获得忠实的雇员，在犹太族中声誉日隆，那些犹太籍职工也无不为大卫·沙逊舍身卖命。

5、老沙逊洋行终结

大卫·沙逊1864年故世之后，根据犹太人的习俗，财产和企业的管理权全由长子阿尔伯特·沙逊（生于1818年）继承。1872年，因次子伊利亚斯·沙逊自立门户，另设新沙逊洋行，所以人们便将原来的沙逊洋行称为老沙逊洋行。

阿尔伯特·沙逊先在巴格达，接着在上海，后来又回孟买协助大卫·沙逊经营业务，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担任企业首脑之后，又在孟买致力于兴办工业。沙逊洋行原来在孟买的主要业务，是从英国进口各种棉织品运入印度腹地，或转运至波斯湾以及远东等地销售。

但是，阿尔伯特·沙逊发现这些产品所使用的原棉，印度出产甚多，而且劳动力要比西方低廉。于是他在印度办起了沙逊纺织公司，后来又陆续开设了沙逊联合丝织公司，港口罐头食品和土地开发公司，东方人寿保险公司，威尔士亲王火险公司等企业。

苏伊士运河通航之后，他又于1872一1875年在孟买建设沙逊码头，占地达28亩，对孟买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发展成为工业化城市和现代化的港口，起了相当的作用。因此，阿尔伯特后来被列为“印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

阿尔伯特·沙逊继承和扩大了他父亲举办的各项慈善事业，在英国和印度博得了很大的声誉，政治地位日渐上升。1868年他成为孟买市立法院的成员，1872年英王授予他爵士称号，自此他便在英国定居。

阿尔伯特和其弟鲁本、阿瑟等都和英国王室关系极为密切，为英王爱德华七世,和乔治五世的密友。阿尔伯特·沙逊的次子爱德华·沙逊与英国另一著名财阀罗斯柴尔德家族联姻，同为伦敦银行界巨子。

爱德华之子菲利普·沙逊于1924至1929年以及1932至1937年间，两次担任英国政府的航空次官。

沙逊家族挤入了英国上层社会，这无疑进一步加强了家族在远东的经济地位。

阿尔伯特·沙逊定居伦敦之后，1875年起，经营业务改由其弟所罗门·沙逊负责。

所罗门·沙逊在上海、香港等地居住多年，为远东地区商界和犹太团体中的显要人物。所罗门·沙逊1894年故世，其妻弗洛拉(F1ora)继续经营。

老沙逊洋行因阿尔伯特的弟兄及子孙大部分在伦敦热衷于从事政界活动，加之十九世纪末叶中国的禁烟运动日益强烈，老沙逊洋行的“黄金”时代业已消逝，在中国的业务地位已由新沙逊洋行取而代之。

1920年以后，老沙逊洋行将在中国已经购置的房地产陆续出售给哈同、新康等洋行，所得价款结汇伦敦。1935年，更将上海分行的出口部和汉口分行全部停歇。抗战胜利之后，老沙逊洋行的在华业务，除经租房屋外，其他各项业务已基本结束。

即使如此，老沙逊洋行在中国数十年的掠夺和在其他各地贸易所积累的资产额，还是甚为惊人的。

大卫·沙逊1864年故世时的财产总数据估计约有400万英镑。阿尔伯特·沙逊及其子爱德华的遗产都约为100万英镑。

弗雷德里克·沙逊的遗产数与阿瑟相近，也达65万英镑之多。

6、新沙逊洋行的崛起

沙逊家族中对中国特别感兴趣，并积极进行活动的是伊利亚斯·沙逊(1820年生)创办的新沙逊洋行。

伊利亚斯与其长子亚可布一起于1872年脱离老沙逊洋行，在孟买自立门户创设了新沙逊洋行。

伊利亚斯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是：

其一，由于大卫·沙逊的产业全部由长子阿尔伯特继承并掌握了企业的全权，而远东的业务最初是由伊利亚斯一手开拓的，因此，伊利亚斯自然不甘屈居人下，宁可另立门户。其二，由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前后，远洋轮船替代了帆船，苏伊士运河通航，海底电线又于1871年铺设完成，这种世界性的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革新，为资本主义国家商品输出，特别是对人口密集的远东地区扩大贸易，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前景。伊利亚斯当然是看到了这一前景，并为它所诱惑。

经过伊利亚斯祖孙三代贪婪地不断地追求财富，有人估计1940年前后，新沙逊洋行在印度、香港、上海等地所拥有的全部资产，约合当时的法币50亿元。

新沙逊洋行与老沙逊洋行完全脱离了关系，但它实际上仍是一个家族集团，其主要成员都是伊利亚斯一支的后裔。这一集团的祖孙三代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采取了不同的经营方针。

伊利亚斯·沙逊自1872年创办新沙逊洋行，至1880年去世，主持了八年的洋行业务。

伊利亚斯·沙逊生有四子三女，长子亚可布、次子爱德华、三子迈耶、四子大卫。亚可布·沙逊与其伯父阿尔伯特·沙逊一样，都因举办大量慈善事业而获得男爵爵位，因无子嗣，爵位传与其弟爱德华，以后爱德华再传与其子维克多。

亚可布于1880年从中国返回印度，未几，伊利亚斯故世，孟买及其在上海的产业和企业遂全部归亚可布和其三个兄弟经营。亚可布1916年故世之后不久，新沙逊洋行的实际控制权落入其侄维克多·沙逊之手。

上海的新沙逊洋行仍以经营鸦片为主，但也进口一些印度自有纱厂生产的棉纱、棉布和麻袋等产品。至1907年左右，后者的价值已与鸦片大致相等。

后来，沙逊集团更凭借英帝国主义在租界的势力，以各种手法进一步在上海大量购置房地产和建筑高楼大厦，成为上海的“房地产大王”。一直至新中国成立时止，仍执上海外商房地产业之牛耳。

7、从印度到中国

亚可布·沙逊及其幼弟大卫·沙逊皆无子嗣。亚可布1916年故世时，据估计约有一亿法郎的遗产。遗嘱将遗产的五分之三给其弟爱德华，五分之二归其弟迈耶。

菲茨格拉尔德主要在西欧经营企业，并参与沙逊集团业务经营方针的决策事宜。由于亚可布、爱德华、大卫三房财产全部归入维克多一人，因而这一财团在亚可布死后的实际所有权以及经营方针操于维克多·沙逊之手，是为新沙逊洋行的第三代，亦即新沙逊洋行经营发展的第三阶段。

维克多生于1881年，年轻读书时爱好航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加英国皇家空军，作战时负伤残废，一般人因而呼之为“跷脚沙逊”。维克多掌权之后，因家族成员增多，并各自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乃于1919年在香港设立香港信托公司，由维克多担任常务理事，负责沙逊家族成员财产的托管和收益事宜。

维克多·沙逊经营战略的这一转变和当时印度国内的独立运动蓬勃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印度在甘地的倡导下，成立了印度自治党，要求摆脱英帝国的殖民主义统治，实行民族自治的政策，因此在经济领域方面，鼓吹要采取某些比较激进的措施。

沙逊集团当时在印度的企业，因为印度人民的民族主义觉悟提高之后，就再也无法掩盖他们的掠夺行径。沙逊企业在雇用劳动力时，也不能像以往那样随心所欲了。

此外，印度当地民族工业发展之后，和沙逊企业的竞争也愈演愈烈。因此，沙逊集团感到在印度很难再有发展余地。在这样的情况下，维克多·沙逊决定亲自来上海，在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中大干一番。

8、为何选择上海而不是香港？

维克多·沙逊为什么不选择香港而选择上海为其发展重点呢？

看来，也是出于老谋深算。

首先，鸦片战争后的香港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在香港经营业务虽有很多有利条件，但它的所得税率很高，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政府向其本土和殖民地的工商业抽缴盈利税。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只征收房捐和土地捐，其他的一切业务活动都是免税的。在上海发展业务，可以免交巨额税款，当然比香港更为有利。

第二，上海当时是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加之英国人在公共租界中的势力又非常之强，工部局的九名外国董事中，英国人经常要占到四至五名，而且每届人选都为著名英商企业的代表所垄断。

第三，上海还是中国的商业金融中心，英国的对华投资几乎有百分之六十集中在这里。

第四，新沙逊洋行在上海已有相当基础，特别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起，陆续购置了大量房地产，以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而言，沙逊集团在1916年之前所占有的土地，已使它上升为上海各房地产商中的第一把交椅。

第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上海正处于一个异常繁荣的黄金时代。

上海充满着无限美好的前景。这些因素使这位长袖善舞，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沙逊爵士垂涎欲滴，下定决心要以上海为重点大干一番。

一方面大力发展房地产业，另一方面兼并安利洋行和在股票市场上，通过大量收购有一定规模和基础的外商企业股票，从而对这些企业加以控制。

他在1935年3月，提出了在上海租界范围内流通“镑券”的计划，实质上是一个试图把中国经济纳入英镑集团势力范围的试探性行动，结果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不得不作罢论。

太平洋战争前夕和抗战胜利之后，在这两个时期中，维克多·沙逊看到上海的形势对他非常不利，便使用金蝉脱壳计将资金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转移，并将新沙逊洋行总行迁至巴哈马群岛的拿骚。

解放前夕，新沙逊洋行的在华投资，即使是无法带走的房地产之类固定资产，实际上也已并非全部为沙逊集团所有，有一部分股权早已转移到了中国人的手里。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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