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一生都将自己塑造成为孙中山钦定的接班人，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1925年，孙中山北上与张作霖、段祺瑞谈判，任命胡汉民为统管广东政府的“代大元帅”。胡汉民，才是不言自明的接班人。

孙中山生前对胡汉民有极高的评价：“胡汉民先生为人，兄弟知之最深，昔与同谋革命事业已七、八年，其学问道德均所深信，不独广东难得其人，即他省亦所罕见也。迹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独可胜都督之任，即位以总统，亦绰绰有余”。

在民国元老中，就多才多艺而言，当推胡汉民。胡汉民是诗人、报人、政论家、哲学家，也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胡汉民长期担任孙中山的幕僚长，长于运筹帷幄，也精通财政，主管革命党人的财政部门不差分毫。

然而，胡汉民虽然有当总统的才能，却一辈子未能攀上最高领导人的宝座。

01孙中山的左膀右臂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胡汉民出任总统府秘书长。章太炎说：“临时政府成立以来，宪法未定，内阁既不设总理，总统府秘书官长，用真宰相矣。”

当时，胡汉民被人称为“第二总统”，但毕竟是“一人之下”。而且，孙中山只当了短短四个月“临时”大总统，胡汉民也只当了四个月总统府秘书长。

尽管被孙中山倚为左膀右臂，但在此后几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胡汉民与孙中山的立场屡屡南辕北辙。例如1913年3月，“宋教仁案”爆发，孙中山倡议起兵讨袁。胡汉民时任广东都督，掌管富庶的广东省，是国民党人中少有的地方实权派。然而，他却反对孙中山武力解决的做法，主张法律解决。

“二次革命”失败后，胡汉民流亡日本，在东京创办《民国》杂志。他在发刊词中提出“改造国民性”问题，早于鲁迅。胡汉民认为，近代一般国民的心理弱点是“保守而具惰性”，易为野心家所利用。为救济国民的惰性，“必须急图民智、民德、民力的进步，务使国民对于锢蔽民智、败坏民德、摧毁民力者，知有所择而不致惘从。”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自任“非常大总统”，胡汉民出任大本营总参议，即幕僚长。若孙中山离开广州到前线督军，则胡汉民留守后方，维持行政且筹措军费。

然而，胡汉民不同意孙中山晚年投靠苏俄的决定，以及所谓“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之“三大政策”。

国民党一全大会后，胡汉民因为与孙中山立场分歧，被外放上海执行部，远离权力中心。当时，蒋介石还写信给孙中山为胡汉民辩护：“尝念吾党同志，其有以学识胆略并优，而兼有道德者，固不可多得。……如展堂者，果有几人？先生亦不令追随左右，以资辅翼之助。”

孙中山很快将胡招回广州，任命为中央党部联络部部长，之后又任命他为统管广东政府的“代大元帅”。

可是，孙中山死后，胡汉民为何未能接班？

孙中山在北京病死后，“代大元帅”胡汉民于6月27日发布政府改组令，本以为自己有望号令全党，谁知汪精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坐上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的座椅。

选举只是表面形式，汪精卫后来居上，首要原因是苏俄顾问鲍罗廷的幕后运作。

在孙中山病危之际，鲍罗廷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就已经开始物色国民党未来领袖的人选。他们最初拟定的人选有三：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最后确定为汪精卫。胡汉民回忆说：

他们详加考虑之后，便各下一个考语，以定取舍。对兄弟的考语是“难相与”，对戴季陶的考语是“拿不定”，对汪精卫的考语是“有野心，可利用”。经过一番评定之后，汪精卫便中选了。

胡汉民被任命为有名无实的“外交部长”——广州割据政府并不为列强所承认，外交部并无外交可办理，这明显就是对胡汉民的羞辱。

胡汉民未能接孙中山的班，还有个原因就是性格不好，人缘太差，党内高层对他“恶感多而好感少”。桂系首脑李宗仁曾评价说，胡汉民确为一守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但其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无政治家风度。

02汪精卫要杀人灭口

1925年8月20日早上八点，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外突遭枪手袭击，送医院后终告不治。

据查，廖案最大的嫌疑对象是国民党右派团体“文华堂”，该团体与胡汉民关系密切。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等人被视为嫌疑犯。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胡汉民与此案有直接关系，但难免有瓜田李下的嫌疑，用汪精卫的话来说：“胡先生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付法律上的责任。”

实际上，廖案跟早年为孙中山亲信的朱卓文有关。朱卓文在兴中会时期即追随孙中山，曾帮助宋庆龄私奔至东京，与孙中山结婚。当场被捕的凶手陈顺，使用手枪的枪照，就是朱卓文的。

但汪精卫对胡汉民已动了杀机。为了争夺最高政治权力，昔日革命战友变得水火不容。当初，汪精卫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以手指鲜血写八个字留给胡汉民，“我今为薪，兄当为釜”。汪精卫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革命党人只有二途，或为薪，或为釜。薪投于炉火，光熊然，俄顷灰烬；而釜则受尽煎熬，其苦愈甚；二者作用不同，其成饭以供众生之饱食则一。”岂不料，十多年后，两人恩断义绝。

8月25日晚上，由汪精卫派遣的五十多个黄埔军校学生军直扑胡汉民家，汪精卫指示学生，若胡汉民“逃捕”，即可就地处决。当晚，胡汉民刚刚就寝，听到门外嘈杂的声音，赶紧下床，穿上衣服匆忙从后门逃出。因事出突然，跑到街上不知到哪里是好，稍加思索，推测此事极有可能是与汪精卫有关，一时性起，直奔西华二巷的汪精卫家，此举正体现了胡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固执。

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见胡汉民衣衫不整地奔跑而来，非常诧异。听了胡汉民的一番诉说后，陈璧君怒不可遏，立即打电话给汪精卫，质问道：“胡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你要派人深夜前去缉捕？”汪精卫在电话中说：“反动派就要捉，捉了就要杀！这样做是大快人心！”陈璧君回望胡汉民一眼，低声告诉汪精卫：“胡先生现在我们家里。”汪精卫气得掷下话筒。陈璧君怕生意外，让胡汉民住了下来。次日，胡汉民在古应芬等人的保护下入住黄埔军校，蒋介石承诺保障他的安全。

胡汪之争，各有其软肋，正应了孙中山生前的一句玩笑话：“欲令展堂革命，必先杀其兄弟；要使精卫革命，须使先同太太离婚。”

9月15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常会，决定“请胡同志往外国接洽。以非常重大任务付之胡同志之手……对于胡同志并无任何芥蒂。”这是自欺欺人的场面话。由此，胡汉民被放逐出国，离开了国民党的权力核心。

汪精卫没有料到的是，在不久后的中山舰事件中，他本人重蹈胡汉民之覆辙，被蒋介石按照同一个剧本赶下台。胡汉民与汪精卫都没有嫡系的军队，在最高权力争夺战中自然不敌后起之秀蒋介石。

03胡汉民与蒋介石由合作转为敌对

1927年春，第一阶段的北伐完成，国民党内部出现定都南京还是定都武汉的分歧。汪精卫从国外归来，拒绝与蒋介石合作，前往武汉。汪精卫到武汉之后，蒋介石感到势单力薄，主动到上海邀请闲居两年的胡汉民出山。

胡汉民答应蒋介石的请求，加入南京政府，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俨然是国民党党魁兼政府首脑的一号人物。

在第二阶段的北伐完成后，南京中央政府马上面临来自地方势力的挑战。1930年，各派更联合起来发动规模更大的中原大战，蒋介石左支右绌，南京政府风雨飘摇。

那几年，蒋介石经常在外指挥作战，南京政府由立法院长胡汉民坐镇留守。这一时期，蒋、胡的密切合作，是南京政权得以稳定的关键原因之一。比如，蒋桂战争时，胡汉民公开支持蒋介石讨伐桂系：“这一次讨伐桂系，就党的立场说，是以革命的势力，消灭反革命的势力；就政府的立场说，是以中央讨伐逞兵作乱的叛将。”

蒋介石承认：“国府成立以来，各种设施，百分之九十九悉依汉民之主张。”

但是，一旦外部危机过去，蒋、胡二人很快陷入激烈政争之中。表面上看，两人的分歧是南京政府是否采纳汪精卫等人在太原完成的《中华民国约法草案》。蒋介石为了统合党内分歧和朝野对立，愿意接受约法。

另外，蒋介石还存有一个私心——有了约法，就可以恢复总统制，而他是成为总统的唯一人选；作为立法院长的胡汉民，却一心捍卫孙中山留下的法统，所以坚决拒绝从北京政府沿袭而来的约法。两人对此反复争论，始终无法达成共识。

蒋介石在日记严词批判胡汉民说：书生意气用事，固执己见，必使他人绝望无路，不顾国家，因此更乱也。乃知古之不能治国平天下，而竟致灭亡者，往往多在书生之不能变通也。余决计发表，照江电施行，任何反对亦断不顾也。

胡汉民以孙中山政治和思想遗产的继承人自居，号称“总理在世，汉民以总理为党；总理去世，汉民便以党为总理”。从他的立场而论，既然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党的意识形态乃至国家的最高法律，何须再来添加一部约法呢？

胡汉民热衷于自行立法，在南京政府的立法院成立后，身为立法院长的他主持立法速度惊人，有时在一天内竟能通过法律二百五十条，通常在百条左右。但是，有法不依，则法律形同虚设。

胡汉民后来回忆说：我在南京的时候，职司立法，原期借党治的掩护，完成法治，再由法治过渡到民治，使训政的工作，能确实地建树起来。可是我的企图完全失败了。我所立的法，能实行的是哪几种？我不能说，能稍稍压抑枪杆子的威权，使有枪阶级有所惧伏的，则可断言其绝无。

归根结底，二人关于是否采纳约法的争论，其实是“军权”与“党权”谁最大的斗争。

胡汉民一贯坚持党权高于一切，强调党治下的法制观念。他坚信，党权是唯一合法代表，国家统一之后，必须以党权约束军权。历史学者金以林认为，胡汉民原以为蒋介石“独裁专制、专制于党，并不算错误，而且还绝对的合理，因为以党训政，必须使得整个中国政治的领导权集中于党，才能由党去实行主义与政策。”

但是，蒋介石实行的专制并不是胡汉民所希望的“党治”，蒋介石无非是借“军治”为名，达到能控制党权和政权的目的。蒋介石认为，开国端在武功，有武功不患无文治。

蒋介石以军事起家，自然迷恋军权。历史学者王奇生分析说：蒋介石认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军人都是社会的主导群体；人类社会最合理、最严密、最有效的组织，莫过于军事统制。与军事统制相比，政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功能显得软弱无力和无足轻重。

蒋介石对军权和军治的过分迷恋，分散甚至取代了他对党机器组织建设的关注和考虑。在蒋的一生中，他最为倚赖的是军队，而不是党。这也埋下了国民党日渐成为一盘散沙，无法与组织严密的共产党竞争的祸根。

如果说胡汉民代表党权，蒋介石便代表军权。尊党权，还是尊军权，决定着胡汉民和蒋介石谁的权力大、地位高。这一分歧是根本性的分歧，是无法调和的分歧。蒋介石好抓权，党政军事务都要插手，对此，胡汉民忍无可忍：

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只存一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既简捷，又经济，这样一实行，对于减少目前财政恐慌，大概也不无小补！介石是不是什么事都要闻问，我不得而知。但陈立夫、陈果夫等对任何事件，总说：“介石不知意思如何？”其实，既然有中央党部，有国民政府，有陆海空军司令部，又有各院部会，事有专司，何可以某一个的意思来掩盖各机关。

军权的扩张，自然使得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都成为其附庸。这是由蒋介石的个性决定的，更是由南京政权“军国”的本质决定的。

04蒋介石软禁胡汉民

二人的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1931年2月9日，蒋介石在国府主持纪念周时，被胡汉民在众人面前痛斥。蒋介石没有当面翻脸，但在日记中写下愤恨不平的心情，“无论对于何人，如见其有过，宁可直说面规，然须意存钟爱，万不可发于大庭广众之中，迹近侮辱使人难堪也。”

数天后，蒋介石再度与胡汉民谈及约法问题，试图做最后一次努力。胡汉民仍坚持己见，且傲慢地对蒋介石等人说：“我并不是不主张约法和宪法，我自信是真的为约法、宪法而奋斗者。实在说一句，党开始反对满清、提倡民权主义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你们何在？而且也无处认识你们。”

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孔子之于少正卯、孔明之于马谡，其皆迫于责任乎。然吾则制止其作恶作剧而保全其身可也。”这番话显示蒋介石已决心对胡汉民使用“非常手段”。

1931年2月28日，胡汉民和全体中央委员应蒋介石的邀请到陆海空总司令官邸晚餐。胡汉民不知道，蒋介石已为他设置了一桌鸿门宴。

当晚八点，胡汉民刚一抵达，高凌百秘书长、吴思豫警察厅长等将其迎入一间单独的会客室。两人拿出一封蒋介石亲笔写的，名为《致胡汉民函劝其悔改自新以利党国》的信件。信中指责胡汉民犯有“勾结许崇智”、“运动军队”、“反对约法”、“阻碍和平、破坏统一”、“恶意攻击外交、使外交无从进行”等诸多罪状。

到了十二点钟，蒋介石来了。

胡汉民说：“你近来病了吗？”

蒋介石说：“没有病。”

胡汉民说：“那很好，我以为你发了神经病了。”

接着，胡汉民对于蒋介石罗列的一系列罪状，一一予以驳斥。蒋介石说话不多，有时被驳得“哑口无言”。但此时，周围持枪卫兵林立，谁说得在理已经不重要了，谁指挥枪杆子更重要。蒋介石随即命令邵元冲等人将胡汉民押解到汤山总司令部俱乐部软禁。为掩人耳目，一周后又命人将胡汉民迁回南京胡氏原宅软禁。

汤山事变，无疑是震惊中国政坛的一次巨大政变。蒋介石扫除了其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最高领袖的最后障碍。

汪精卫得知胡汉民被软禁一事，立即意识到可借此大做文章，立即发表一篇《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严厉指责蒋介石，并表示愿意与胡汉民尽弃前嫌、合作反蒋。桂系的李宗仁、西山会议派等也加入反蒋联合阵营，至此两广反蒋局面形成。到了5月份，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并发表反蒋宣言。

正当宁粤“一国两府”剑拔弩张之际，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烽火连天，蒋介石被迫与粤方妥协。蒋还在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陪同下去见胡汉民，放低身段说：“过去一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以后遇事，还请胡先生指教。”并表示立即给予被软禁近八个月的胡汉民自由。

当天下午，胡汉民离开南京抵达上海，并发表公开谈话。后又至广州，成为南方实力派领袖，毫不客气地将蒋介石称为“新军阀”。

再以后，虽几经谈判，宁粤和解并合流，但国民党高层派系斗争仍然“树欲静而风不止”，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前都未停息。

05结语

1936年5月9日，胡汉民应邀到妻兄陈融家赴宴，饭后与陈家的家庭教师潘金夷下象棋。胡汉民以一子之差，全盘顿成输局。苦思良久，无法补救，一声长叹，脑遂溢血，当即倒下。当晚十点，胡汉民向前来探望的友人留下遗言，政治遗嘱部分，仍是发扬孙中山之“三民主义”。

胡汉民英年早逝，或许是一大幸运，他至少不用像宿敌蒋介石那样忍受国民党政权全溃败、逃亡台湾的耻辱。

胡汉民和民国元老们生长于大清帝国和中华的“混迷”的最后阶段，半截子的儒家教育，半截子的近代西方社会进化论思想，使得他们建立的中华民国“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他们本人也都成为悲剧性人物。

也许他生命最后的那一声长叹，不是叹下棋失误，而是为自己、为国民党、为整个国家民族而叹的气。

参考资料：

1、冯春龙《国民党中常委的最后归宿》，华文出版社，2005年

2、陈布雷等编著《蒋介石先生年表》，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

3、罗敏、吕芳上主编《蒋介石的日常生活》，天地图书，2014年

4、胡汉民《胡汉民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5年

5、周聿峨、陈红民《胡汉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