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很多年以前，曾有一位凭借武侠小说风靡全球的老先生，公开表示自己要转型创作历史小说。多年过去，历史小说最终没有问世，但他当年高调转型时说过的一句话，却一直流传至今： “宋朝老打败仗，还是汉唐比较过瘾。” 这句话之所以让许多人印象深刻，是因为它恰恰代表了一部分历史爱好者对于大宋，尤其是北宋王朝的固有认知——软弱、保守、缺乏血性。 在很多人的想象里，北宋似乎就是这样一个王朝：疆域不够辽阔，皇帝缺少魄力，宰相优柔寡断，军队战斗力低下，文人士大夫整日吟诗作画、沉醉风花雪月。一旦真正面对战争，便显得手足无措。 偶尔出现几个有血性的英雄人物，也往往不是倒在敌人的刀枪之下，而是被自己人消耗殆尽。 因此，许多关于北宋的影视剧和民间故事，都喜欢套用这样的叙事模板：一个文弱不堪的王朝，在外敌面前节节败退。 甚至还有不少人愤怒地认为，北宋的存在，消磨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 可是，如果我们真正回到历史本身，不带情绪、不带偏见，只看那些真实存在的数据和事件，就会发现，这种印象其实与真实的北宋有着巨大差距。 一：大宋重文，也同样尚武 北宋最常被人诟病的一点，就是所谓“重文轻武”。 如果说北宋重视文化和文官体系，这一点确实没有争议。

宋朝建立之后，大力发展科举制度，让越来越多普通人拥有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文官治国成为国家运行的重要方式，文化氛围空前繁荣，诗词文章达到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高峰。 苏轼、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等一大批名臣文豪，在那个时代留下了璀璨篇章。 但如果因此认为北宋轻视武力，那恐怕很多普通百姓第一个不同意。 事实上，北宋民间存在着非常浓厚的尚武风气。 当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北方地区盛行的“弓箭社”。 所谓弓箭社，并不是官方强制建立的军事组织，而是民间百姓自发组成的习武团体。平日里，他们耕田劳作，闲暇时便练习射箭、骑射和武艺。 这种风气到底有多盛行？ 大文豪苏轼曾描述过这样的场景：百姓下田种地时，身边带着弓箭；进山砍柴时，也背着兵器。他们不仅练习武艺，还承担地方巡逻、维护治安等任务。 这并不是个别现象。 苏轼担任定州知州期间，就曾统计当地弓箭社规模，仅定州、保州两地，会员数量便达到三万四千一百一十一人。 后来金兵南下，黄河两岸更是迅速涌现大量民间武装组织，许多人以“忠义社”的名义聚集起来，村村习武，人人备战。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北宋各地的乡兵也发展起来。

这些不脱离生产生活的地方武装，虽然不是正规军，却拥有很强的战斗能力，而且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 比如陕西乡兵擅长射猎，福建乡兵精通枪术，各地都有自己的绝活。 这种民间尚武精神的重要性，从后来的历史对比中更能体现出来。 明末清军入关时，很多地方听闻“辫子军南下”，迅速溃散。 但靖康之变后，面对金军南侵，黄河两岸却出现大量义军。他们组织抵抗，浴血奋战，用生命拖延金军推进速度。 后来岳飞所率领的岳家军，其中的重要力量，也正来自这种民间尚武传统。 看看岳飞本人就知道。 他少年时期天生神力，后来拜周同学习射箭，又跟随陈广学习枪术，最终成长为一代名将。 他的成长轨迹，本身就是北宋尚武风气的缩影。 二：北宋文人，也并非只会吟诗作赋 相比于民间尚武风气，北宋真正让后人津津乐道的，还是那些文臣名士。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些看似只会写文章、治理国家的文人，实际上同样隐藏着惊人的武艺和军事才能。

比如北宋三大名臣之一的张乖崖，不仅文章写得好，政绩突出，还精通剑术。 “两朝定策元勋”韩琦，曾官至宰相，也曾参与对西夏作战。同时，他还是棍法高手，亲自推动建立宋军棍术考核制度，这套制度后来甚至影响了明清时期的武举考试。 再比如宋词中的婉约派代表人物章楶。 他的一首《水龙吟》，写尽人间柔情，被后世传诵千年。 然而到了战场之上，这位写词温柔的人，却一点也不温柔。 他精通骑射，熟悉兵法，真正带兵作战时展现出的，是另一种铁血气质。 后来他统帅宋军，多次击败西夏，让西夏梁太后狼狈逃离战场。 所以，当后人怀念战国时期公子佩剑出游的豪迈，或者向往盛唐诗人仗剑走天涯的浪漫时，其实北宋同样拥有一批文武双全的人物。 他们并不逊色。 三：宋军到底是弱，还是被误解？ 北宋“文弱”的另一个重要标签，就是军队。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首先需要看到，恰恰是这个被认为“轻武”的朝代，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军事教育体系之一。 北宋设立武学，培养军事人才，同时编写了《武经总要》这样的军事著作。 这本书不仅内容丰富，更被认为是中世纪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军事百科。 武学里的学生也不是只会死读兵书，他们需要接受长期训练，学习阵法，并参与实际军事演练。 而宋军训练体系，同样十分严格。 北宋建立之初，因为五代十国长期战乱，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失去了幽云十六州。 后来河西走廊又逐渐失守，导致宋朝失去了重要的战马来源。 骑兵不足，成为宋军长期面对的难题。 既然缺少战马，那就用训练弥补。 宋军尤其是禁军精锐，训练要求极高。 射箭能力被划分为多个等级，比如“九斗”“八斗”“七斗”。同时还分为步射、马射、骑射等不同科目。 即便是普通士兵，也需要掌握相应武艺，并根据能力获得不同待遇。

那么宋军真实战斗力如何？ 以宋辽战争为例。 很多人只记得宋军在高粱河战败，也记得雍熙北伐失败，却忽略了宋军同样创造过大量辉煌战绩。 白马岭大捷、满城大捷、唐河大捷、威虏军大捷、徐河大捷，都是宋军留下的重要胜利。 甚至面对辽国最引以为傲的骑兵优势，宋军也曾在唐河之战中，以千人精锐骑兵发动猛烈冲锋，将八万辽军打得溃不成军。 威虏军之战更是如此。 辽国王牌铁林军几乎全军覆没，十五名高级将领阵亡，两万精锐被斩杀。 战后宋军甚至将辽军首级堆积于边境，以此展示战果。 后来面对西夏，宋军虽然早期遭遇过“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失败，但这些失败更多源于战略判断失误，而非士兵怯弱。 在那些战斗中，宋军将士依旧坚持血战到底，付出了巨大牺牲。 王安石变法之后，宋军战斗力进一步提升。 到了宋哲宗时期，面对曾经强悍无比的西夏，宋军已经占据明显优势。 两次平夏城大战，西夏数十万军队遭到重创，甚至连天都山行宫都被宋军占领。 西夏皇帝李禀被迫不断求和。 到了宋徽宗时期，宋军西线推进到青海、甘肃一带，侦察骑兵甚至活动到了西夏都城兴庆附近。 如果不是后来宋徽宗错误地执行“联金灭辽”战略，西夏灭亡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即便到了靖康之难后，金军凭借“满万不可敌”的威名震慑天下，第一个真正让他们感受到压力的，依然是宋军中的精锐——西军。 建炎四年，吴玠在彭原店大战中正面迎战金军名将撒离喝部。 这一战，宋军给予金军沉重打击，甚至把撒离喝打到惊恐失态，因此留下“啼哭郎君”的外号。 既然宋军如此强悍，为什么最终没能救下北宋？ 答案其实不在士兵身上。 看看司马光时期对西夏战争成果的浪费，看看“联金灭辽”战略中对局势的误判，再看看后来对西军的错误调动。 真正葬送北宋的，是长期战略上的短视。 这个锅，不应该由宋军背负。

四：北宋真正“窝囊”的地方 当然，北宋并不是完全没有让人觉得“窝囊”的地方。 只是这些“窝囊”，与很多人的想象完全不同。 比如北宋对于教育的态度。 宋朝推行官学制度，也就是官方学校。 最开始，官学确实收取学费，每年两千文钱。 这个数字看起来不算多，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却是一笔负担。 后来名臣富弼担任宰相，他认为百姓生活艰难，教育费用不应该成为孩子读书的阻碍。 于是，他推动官学免费。 在北宋，办教育不仅不能乱收费，甚至连正常学杂费都不能收。 从今天看，这种坚持，或许称得上“窝囊”。 再比如北宋司法制度。

当司法官员，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案件处理有严格期限，大案二十五天，中案二十天，小案十天。 但速度不是唯一要求。 如果为了快速结案而误判，后果极其严重。 每一个犯人都有多次申诉机会，一旦翻案，负责审理的官员可能承担巨大责任。 其中最严重的一项罪名叫“故入人罪”。 意思就是，如果官员故意把无罪之人判成有罪，那么受害者遭受什么惩罚，官员可能就要承担什么后果。 判错一个案件，仕途甚至人生都可能毁掉。 还有北宋一个非常特别的制度——鼓励百姓上访。 朝廷专门设置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让普通百姓可以直接向中央申诉。 甚至皇亲国戚也不能例外。 宋哲宗时期，向太后的家族曾因修建寺庙与附近农户发生土地纠纷。

结果百姓直接告到了登闻鼓院。 最终土地归还，相关官员受到处罚，就连户部尚书蔡京都受到重罚。 想靠身份压人，在北宋并不是那么容易。 甚至连在闹市飙车这种事情，北宋也严惩不贷。 《宋刑统》中规定“走车马伤杀人”罪。 哪怕没有造成伤害，只是在人员密集区域纵马狂奔，也会受到处罚。 轻则杖责，伤人则处罚更重，造成死亡甚至可能判处绞刑。 这种严格程度，在当时绝对算得上另类。 甚至连皇帝自己，也有“窝囊”的时候。 宋仁宗赵祯，一向被后世称为仁君。 可是有一次，他与大臣讨论政事，被包拯当面批评，唾沫甚至喷到了脸上。 宋仁宗只能默默忍受。

还有一次，有人送美女入宫，宋仁宗刚刚高兴没多久，就遭到直臣王素严厉批评。 最后，他只能将美女送走。 事后甚至忍不住流泪，却依然接受了劝谏。 这位被称为“除了做皇帝，什么都不太会”的仁君，连皇帝都当得如此克制。 所以，如果说北宋“窝囊”，真正窝囊的，并不是它没有血性，而是它在很多制度和原则上，甚至对自己都要求得过于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