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米市在哪里？全世界最大的渔场又位于何处？在欧洲的战争中，哪片土地被削减，哪片领土重新焕发生机？用150个英语单词简述《三国志》——这些问题曾经出现在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入学考试中。对现代人来说，这些问题似乎轻而易举，甚至初中生几天的背诵就足够应付。然而，如果把时光倒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文盲率高达九成、战火连年，书籍流失严重时，能够掌握这些知识的人，无疑是极其了不起的。

清华大学在当时是中国的顶级学府。中文系主任刘文典当时认为，尽管这些问题可以选拔人才，但它们过于传统，难以体现学校真正的学术水准。于是，1932年，他决定重新设计考试题目，希望通过更具挑战性的题目选拔出真正符合清华水准的学生。于是那一年，入学考试出现了一道令人咂舌的题目——上联：孙行者。考生需对出下联。这道题几乎让所有考生束手无策，最终只有一位考生成功对出，让评卷的陈寅恪都惊叹不已。那么，这位考生究竟是谁？他又是如何巧妙作答的呢？

出题的陈寅恪，是清华中文系教授，也是国学泰斗。与许多留学归来的教授不同，陈寅恪始终坚守中国传统文化。在那个不少人倡导全盘西化的年代，他坚定认为，只有传承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思想独立才能得以保持。洋务运动的失败和列强的压迫，让许多人对传统文化产生排斥，甚至认为它是国家积弱的根源，一些人主张彻底抛弃国学，投向西方的怀抱。对此，陈寅恪深感痛心，他坚信，失去文化根基的国家，其民族性也会随之消失，最终被外来文化所吞没，复兴无望。因此，他希望通过这次考试，选拔出真正精通传统文化的学生，保存文化火种。

陈寅恪设计的孙行者题目，看似简单，实则是中国古代对联中最难的类型。考生不仅要精准掌握汉字的声韵与词性，还需熟练运用古代典故，只有具备这两项能力的人，才能对出合适的下联。尽管陈寅恪已有心理准备，但考试结果依然让他失望——几百名考生中，近半交了白卷，剩下的答案大多荒谬，如沙和尚唐三藏等，完全不符题意。直到看到周祖谟的答卷，他才松了口气——下联三个字：胡适之。

周祖谟，北京人，家境清贫，自幼钻研书本，精通儒学。在1932年的入学考试中，他几乎不费力气就完成了对联。陈寅恪看到答案后，当即感叹：以周祖谟的才学，清华大学所有学科，他想学哪个都可以。这道孙行者对胡适之的对联迅速引发社会热议。虽然公众未必欣赏这副对联的文学美感，却对出题和答题的师生展开了激烈批评。

不少人认为，陈寅恪让考生出对联太过封建，与当时提倡自由、时尚的风气不符，是倒行逆施。有人认为，对联只是士大夫的炫技，与国家救亡毫无关联，甚至指责清华高高在上，脱离民众。而周祖谟也未获好评，许多人认为他学问虽深，却浮华不实，难以担当重任。

面对汹涌的舆论，陈寅恪不得不登报解释，才稍微平息风波。周祖谟对这些争议毫不在意，他同时报考了清华和北大，最终因家境拮据选择了学费较低的北京大学。清华的风波未曾影响他，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泡在图书馆，潜心学术研究。

尽管未成为陈寅恪的学生，周祖谟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作出重要贡献。大学毕业后，他加入中央历史研究院，专注古代语言研究，探讨汉语发音演变规律。新中国成立后，他受教育部委托，参与编纂《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教学大纲》等工具书，培养大批年轻学者，为中国语言文化发展贡献巨大。这也证明了陈寅恪的眼光，他的题目确实选拔出了真正的国学传承人。

那么，孙行者对胡适之究竟巧妙之处何在？按对联规律，许多词语都可与孙行者搭配，如祖冲之王引之，都是不错的对仗。例如祖冲之，孙与祖形成呼应，冲与行相映，而者之也是虚词，结构整齐。然而，胡适之却更为精妙。北宋诗人苏东坡曾写道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卢行者和韩退之分别是唐代高僧与诗人，名字不仅对仗整齐，还可组合成新词韩卢。陈寅恪出题灵感源于此，因此对仗词需能形成新词，祖冲之无法满足，而胡适之则恰到好处。胡与孙结合，形成猢狲，而适在古代有往、至之意，与行意义相近，整体结构和意义高度契合。

更深层次来看，这道题还暗含政治意图。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提倡废除文言文、传播白话文，而陈寅恪坚持传统文化，他对胡适过度推崇西方文化的立场颇为反感，甚至在抗战期间提出割让东三省。因此，通过这道对联，他或在暗示胡适代表的是传统文化之外的力量。

通过这一对联，陈寅恪不仅选拔出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学生，也揭示了当时知识分子在复杂社会背景下的文化定位。周祖谟后来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巨大贡献，证明了陈寅恪眼光独到。他的努力确保了中国在多次文化和社会动荡后，仍能保持民族本性，实现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