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龙杰
1922年,十七岁的婉容从天津踏入紫禁城,成为清王朝的末代皇后。她出身名门,父亲荣源是内务府大臣,母亲是爱新觉罗皇族,自幼接受中西合璧的教育,琴棋书画精通,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然而,这场大婚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的结局——新婚之夜过后,溥仪便再也没有踏足婉容的寝宫。
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曾这样写道:“我先后有过四个妻子……如果从实质上说,她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这段话直白得令人心惊。幼年时被太监宫女送到床上的经历,让溥仪的身体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创伤——他不仅失去了生育能力,还患有不治的“痼疾”。
对于一个正值芳华的少女来说,嫁给一个不能尽夫妻之实的丈夫,意味着什么?婉容没有被冷落的自觉,她依然维持着皇后的体面,跟随溥仪出宫、拍照、游玩。但那层光鲜的表象之下,是一个女人日复一日被掏空的孤独。她的父兄不仅没有体恤她的处境,反而鼓励她吸食鸦片来“排解苦闷”。
溥仪后来在自传中写道:“事实上,她(婉容)的吸毒是由于她的父兄出的主意,甚至在私通问题上,也受过她哥哥的鼓励。直到很晚我才知道,早在她那次离津去大连的路上,她的哥哥就由于换取某种利益,把自己的妹妹卖给一个同行的日本军官了。”
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持下登上了伪满洲国“皇帝”的宝座。婉容随他来到长春,住进了所谓的“皇宫”。名义上是皇后,实则不过是被软禁在华美牢笼中的囚徒。溥仪对权力的欲望压倒了一切,他对婉容的态度更加冷淡。
在鸦片和寂寞的双重侵蚀下,婉容的精神日渐恍惚。就在这时,她的身边出现了两个人——溥仪的两名随身侍卫,祁继忠和李体育。他们买通了婉容身边的宫女和老妈子,用甜言蜜语攻破了这位被遗弃的皇后的心理防线。婉容先后与两名侍卫发生了关系,甚至以纸条传情的方式维持着这段危险的秘密。
1935年,婉容有了身孕,并且即将临产。溥仪这才意识到出了问题——他清楚自己没有生育能力。愤怒、羞耻、恐慌,种种情绪如潮水般涌来。
溥仪后来在自传中回忆:“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于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叫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这句话里的每一个字都透着压抑到极致的暴怒。他不敢让日本人知道——这意味着他在关东军面前本就卑微的地位将更加不堪;他也不能公开废后——日本人不会同意。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所有怒火倾泻在婉容身上。
据记载,溥仪闯入婉容的房间时,她正裹着毯子躺在床上。溥仪冷冷地说:“已经中午了,皇后还不打算起来吗?”婉容轻声回应身体不适。溥仪终于爆发:“我看你已经不配做皇后了,你丢尽了大清的脸,丢尽了朕的脸!”婉容却突然发出诡异的笑声,那笑声让溥仪摔门而出。
孩子出生了,是个女婴。溥仪下令将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扔进锅炉烧化。这个决定冷酷得令人发指,但在溥仪的叙述中,这件事情被他处理得近乎平静。他后来在自传原稿中写道:“婉容也许至死还做着一个梦,梦见她的孩子还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生下来就被填进锅炉里烧化,她只知道她的哥哥在外边代她养育孩子,她哥哥是每月要从她手里拿去一笔养育费的。”
溥仪对婉容编造了一个谎言——孩子被送到她哥哥那里代养。婉容每月按时给哥哥汇去养育费,至死都不知道那笔钱喂养的只是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梦。她偶尔清醒时会哭着骂父亲,骂他为了当国丈而断送了女儿的一生。
这段历史在1964年首次出版的《我的前半生》中被删除了。当时的审稿专家、历史学家邵循正认为“书中一些令读者不愉快的事要删掉”,于是这段文字便从公开版本中消失。直到2004年,群众出版社在整理《我的前半生》档案材料时,意外发现了一稿本和二稿本,那些被删除的十六万余字才重见天日。2006年,“全本”出版,溥仪亲手将婉容私生子扔进锅炉的往事首次完整公开。
事发后,溥仪虽然没有公开废后,却将婉容彻底软禁。她终日披头散发,沉溺于鸦片之中。由于长期不见光亮,她的眼疾加重,只能用扇子遮着脸,从扇子骨的缝隙中看人。1945年日本投降,婉容随溥仪逃亡途中被游击队俘虏。1946年,她在吉林的监狱中病逝,年仅四十一岁。
至于那两名侍卫,溥仪没有将他们处死——他太在意日本人的眼光,不敢把事情闹大。
据记载,他给了祁继忠三百大洋作为路费,将其逐出伪满。祁继忠后来投奔了华北伪军,日本投降后以汉奸罪被处决。
溥仪晚年写下这段往事时,反思道:“我没有从她嘴里听她说过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这句话或许是整个故事最沉重的一笔——他承认了自己从未真正倾听过这个女人的声音,而当他终于愿意听的时候,婉容已经死了。
一个不能人事的皇帝,一个被哥哥出卖的皇后,一个被投入锅炉的婴儿——这场悲剧中没有赢家。溥仪的怒火烧掉了一个无辜的生命,却烧不掉他自己的屈辱和失败。那团火焰在历史的暗角里燃烧了四十年,直到白纸黑字重现世间,才让后人得以窥见末代皇族最后的、最不堪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