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你本科到博士都不是学考古，为什么主动选择做科技考古？

文少卿：我本科学生物学，读博士研究生物人类学，虽然研究方向一直在变，但研究工具没变，就是通过分子生物学，研究考古学场景里我感兴趣的问题。2017年博士后毕业，复旦成立科技考古研究院，希望招一些跨学科的人。当时我想，在生命科学院做研究，是通过现代人的样本，去反推古代人的群体遗传结构，还不如直接通过考古遗址里出土的人骨进行研究。

另外一个原因也比较有意思，我在生科院时，去各考古机构采样，他们往往把我带去最好的地方吃饭。如果我从考古系去，就把我带去考古工地，和大家一起吃盒饭。对前者来说我是客人，对后者来说我是自家人，还是当自家人好一点，所以就进入了科技考古这个领域。

第一财经：你读博士时，参与了著名的曹操父系遗传类型研究，也影响了后面的专业选择吧？

文少卿：对。2009年，河南安阳高穴村西高穴墓被确认为曹操高陵。虽然有很多考古证明，但质疑声不断。后来复旦大学现代人类遗传学实验室宣布，用DNA技术开展对曹操家族DNA的研究，但是没拿到曹操遗骸样本。复旦的历史、考古与分子生物学几个学科就一起合作，从现在自称是曹操家族后人的DNA样本，反推曹操的遗传类型。

当时，我参加了项目的“小尾巴”，从实验室留下的一点点曹操叔祖父曹鼎的剩余DNA样本中，发现我的结论跟发表出来的反推结论不矛盾。

在那之前，这样的实验也有其他同学做。当时检测技术有限，古DNA很容易被污染，实验经常要重做，周期很长，一等就是几个月，有师兄师姐就退学或者转专业了。我一次就做成了，觉得可能有点天赋，就坚持做古DNA这个研究方向了。也恰好赶上古DNA研究工具的变化。二代测序技术可以检测古DNA特有的损伤模式，区分古DNA和污染DNA，古DNA研究再次走向繁盛期。

第一财经：传统田野考古学的难题是，一旦脱离原生地层和共存关系，文物很难真正说话。这方面分子考古是不是更有优势？

文少卿：传统考古是透物见人，通过出土文物，去划分不同的考古文化，以及文化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认为，出土的人、动物，以及环境生物性材料，都能够通过包括分子生物学在内的微观研究来提供数据。有了数据，就可以直接让古人“开口说话”，研究他们的个体生活史——吃了什么，迁徙去了哪些地方，通过古基因谱系知道他们是谁，墓葬中的人的关系怎样，等等。

从透物见人，到以人叙事，人重新回到了研究的C位，这是科技带来的最大的范式变革。分子考古是第二次革命，尤其是在动植物研究、古代微生物演化、人类起源、人类群体历史等方面，都出现了重要的发现。

不过，考古发掘的第一现场还是非常重要的。分子考古可以回答一些问题，但也有边界。很多历史人物的最终确认，还是依赖于考古现场的发现，脱离考古现场，样本身份就更难确定。分子考古和田野考古不是互斥关系，而是相互合作、互相验证的关系。

为烈士寻亲的最大遗憾

第一财经：这些年做烈士DNA数据分析和鉴定，现场你印象最深、对你冲击最大的是什么？

文少卿：我目前看到的最惨烈的，是雪村战斗样本。1942年6月，侵华日军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向冀中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在河北肃宁县雪村，千余名八路军指战员牺牲，冀中军区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身中二十多弹殉国，政委王远音受伤后开枪自杀。

战斗结束后，老乡们半夜里悄悄去掩埋烈士，很危险，也很仓促，因此出土遗骸的样本非常混乱。尸骨大量混杂，到现在也无法确认究竟掩埋了多少人，只能用最小个体数确认，一共最少有101人。还罕见地发现大量非战斗人员，至少有10名女性和10名未成年人。

遗骨整理成82个木箱，其中一个木箱里有三具18~20岁的男性遗骸，剩下6具遗骸，最大的6岁，最小的只有11个月。做鉴定的时候我们还发现，雪村的遗骸很多粉碎性骨折，是重机枪打的。另外还看到很多刺刀伤，包括最小的婴幼儿，身上都有刺刀伤。所以雪村战斗的最后就是日军屠杀，尸骨非常残破。

第一财经：雪村战斗遗址里，一位烈士牺牲时双手抱在胸前，手中有一枚小圆镜，小圆镜内夹着一张年轻女性的照片。照片被修复后引发关注，也出现了多条寻亲线索。后续如何？

文少卿：这位烈士的亲属，暂时没有找到。很多人现在都找不到家属，确实挺遗憾的。

目前对我来说，最遗憾的是“刘排副”的身份鉴定工作。其实我找到了他的家人，知道了他的名字，去年还给他举行了安葬仪式，但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遗憾。

“刘排副”是新四军，在安徽全椒县山区村民李庭章家养伤。当时李庭章7岁，“刘排副”27岁，他们相处过一周。“刘排副”牺牲前告诉李庭章，他老家在山东济南，如果战争胜利了，记得把遗骨交给家人。就这样，李庭章从7岁给他守墓，守到82岁，一直在等“刘排副”的家人。

2025年，我去李庭章老人家时，他摔了一跤，腿脚不好，卧病在床，由老伴带我们进山。周围村民都搬到县城去了，他们的子女也出去了，就剩下老两口。他们为什么不搬走？因为南方植被太茂密了，要是两年不去看墓，“刘排副”的墓就找不到了。

那年清明节，我从烈士遗骸中提取了DNA，李庭章老人就在家里等结果。两个月后，央视新闻的记者拿到我复原的照片，拍了段李庭章老人与“刘排副”的数字人隔空对话的视频，很感人，也收到很多线索。

去年“十一”假期，我特别高兴，因为通过Y染色体的全序分析，找到了“刘排副”的家人，不在山东，在吉林，和他有四级亲缘关系。原来，他的家人闯关东到了吉林。我打电话给全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让他们把结果告诉李庭章老人，但他们说，拍完央视视频后两三周，老人就去世了。

打完电话，我一晚上都很难受。我觉得我的工作太保守了。之前，我总是希望家属来找我们，我们再比对。从那之后，我们改变了工作方式，因为很多人等不起。

第一财经：怎么改变？

文少卿：利用公共数据库主动找跟烈士DNA相近的人，再通过志愿者联系他们的家属，如果能够成功采样，我们就进行最后的比对、确认。面容复原这件事情，只是用于传播，对寻亲意义不大。因为在世的人，基本上很少见过他们。有的就算见过，年龄也太大了，记不清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家族记忆，再结合烈士遗骸DNA鉴定。但是大部分寻亲的人都是直系家属，旁系亲属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这也是现在我工作最难的地方。想要找回烈士的名字，不说老百姓记不记得，很多家属都不知道了。

从王侯将相到普通人

第一财经：为什么做烈士遗骸考古，会投入这么多情感？

文少卿：去一般考古现场，有了新发现，也会产生情感联系，但情感是间接的，古人和我有几百年、上千年的时间距离，我还是他者。做烈士遗骸考古，他们的后人还能找到，还有当地人知道他们的故事。这种关联不一样的。

更重要的是，去了现场就会感受到，我们现在的岁月静好，我做的工作，是这一部分人用鲜血换来的。所以心态和一般考古完全不一样。

第一财经：你怎样调节自己的情绪？

文少卿：还好，一年里我可能有机会做一两次考古鉴定。平时工作中，我们有很多法医鉴定，会接触到各种刑事案件，那些才是人性里最黑暗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用烈士遗骸分析鉴定带来的正能量，去抵消刑事案件带来的心灵冲击。

今年清明前，我们从12例贵州遵义无名烈士被焚烧过的遗骸中，提取出DNA。这次去遵义，我还调研了好几位红军的后人，听到很多往事，也看了一些历史照片。我的感受是，当时烈士们不管文化程度怎么样，是有信仰的。我们现在有些人，有了更多知识，但是丢了信仰，失去了判断力，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精神是匮乏的，跟这些红军战士没法比。

第一财经：做烈士遗骸分子考古的经历，是否也会令你的史学观发生改变？

文少卿：我个人的兴趣爱好，就是长期关注不同层面的人的个体生活史。虽然我“出圈”的工作，大多是关于帝王将相的研究，比如北周武帝宇文邕、后唐太宗李克用的古DNA研究，对他们做面部复原，用科技考古重新解答历史记载中关于宇文邕和李克用的一些谜题。但我也做大量的平民研究，除了烈士遗骸鉴定，还在策划一些平民万人坑的研究。

我一直觉得，历史是由无数普通人推动的。虽然有些大人物在关键的历史节点做出的选择改变了历史进程，但任何决策的执行者都是老百姓。史书忽视了普通人的付出。比如史书上对于东汉耿恭守疏勒，都强调其英雄主义。但我们在新疆石城子遗址做完同位素和DNA分析发现，墓葬里有十几个个体是游牧人，只有两个是汉族。他们有不同族源，却共享一块墓地，说明有高度的文化认同。当时，汉族士兵在疏勒戍边屯田，带来新的农耕技术，和游牧人群共同建设家园，赢得了大家的尊重。面对匈奴大军，不仅是耿恭带着十几个汉族士兵，当地的游牧人民也一起帮着守城。

帝王将相是一个层面，普通人才是反映社会最真实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