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晚上10点多，一场改变历史走向的紧急事件正在北戴河悄然发生。 当时，林豆豆神色慌张地赶到了8341部队第二大队队部。当时的第二大队承担着林彪的警卫任务。她一见到警卫大队长姜作寿，便急切地说道： 从我偷听和观察到的情况看，老虎（林立果）和主任（叶群）要把首长带走，他们可能要逃跑。老虎在外边干了不少坏事，他还说要谋害毛主席，害不了就跑。你们赶快向北京报告，不要让他们上飞机跑了。 这番话对于姜作寿来说，无异于一道惊雷。 他一时间几乎无法相信自己听到的内容，因为事情牵涉重大，甚至关系到国家安全。但另一方面，说出这些话的人又是林豆豆，她特殊的身份让姜作寿不得不高度重视。 没有丝毫迟疑，姜作寿立即通过电话向汪东兴汇报情况。汪东兴接到报告后，又迅速将情况转告给周恩来总理。 很快，姜作寿接到了上级指示：必须想办法拦住林彪的汽车，绝不能让他们离开北戴河。 当时，林彪居住的地方是莲花峰96号楼。这栋楼位于北戴河北面的高岭之上，周围地势特殊，通往外界只有一条向南延伸的道路。而在这条道路的中段，东西两侧分别设有55号楼和56号楼，负责林彪安全警卫工作的部队便驻扎在那里。 按照原有规定，道路以及楼区附近的重要位置，都设有固定岗哨。但在接到紧急情况后，警卫力量迅速加强，原本的岗哨数量增加，同时又临时增设了游动哨。 这些新增警戒力量的主要任务，就是密切观察96号楼的一举一动，防止出现突发情况。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姜作寿又进行了进一步部署。

他在55号楼和56号楼之间安排了一个警卫分队，同时又在距离这一区域向南200多米的位置安排了另一个分队。这两个分队的战士们横向排列在道路上，形成了两道类似人墙的阻拦防线。 与此同时，其他警卫人员也全部进入待命状态，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情况。 然而，所有人的准备，最终还是迎来了最紧张的时刻。 部署完成不久后，林彪、叶群、林立果以及林彪的秘书兼警卫处处长李文普从96号楼走了出来。他们迅速登上一辆红旗防弹轿车，由司机杨振刚驾驶，朝着南方道路疾驰而去。 第一道警卫防线的战士看到车辆高速驶来，立即挥手示意停车，同时大声喊话要求停车。 但车上的叶群却命令司机继续加速前进。 面对快速逼近的车辆，警卫战士只能暂时闪开道路。红旗轿车冲破第一道防线后，没有丝毫减速，继续朝第二道防线冲去。 眼看车辆即将突破最后阻拦，中队长肖启明情急之下采取了极端措施。他试图通过射击击伤司机，让汽车停下来，于是横向朝驾驶位置开了两枪。 但他没有想到，这辆红旗轿车是防弹车辆。 子弹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汽车依旧高速向前冲去。 冲过第二道防线七八十米后，李文普逐渐意识到事情已经不对。他判断林立果等人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外出，而是准备逃离。

在危险关头，他不顾个人安危，打开车门跳了下来。 随后，这辆红旗轿车继续向前疾驰，最终抵达山海关机场。 到达机场后，林立果、叶群等人慌忙登上256号三叉戟飞机。 当时的情况十分紧迫，飞机燃油并未加满，机上没有配备副驾驶员和报务员，也没有开启夜航灯光。在如此不充分的条件下，他们仍然命令驾驶员潘景寅强行起飞。 9月13日凌晨0点32分，256号三叉戟飞机在缺少夜航保障和通信条件的情况下，冲入漆黑夜空。 起飞后的飞机最初向天津方向飞行。 然而，仅仅4分钟后，飞机突然掉头，转向蒙古方向飞去。 这一变化立即引起了高度关注。 周恩来总理得知情况后，立即向空军司令部调度室下达命令： 请你们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就说不论在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这是一次带有最大诚意的挽救。

但飞机虽然开启了无线电设备，却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13日凌晨1点55分，256号三叉戟飞机起飞83分钟后，越过中蒙边界，进入蒙古境内。 周恩来总理随即赶往中南海，将相关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报告。 之后，他又亲自向全国11个大军区以及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这一突发事件，并要求各地做好应对准备。 凌晨三点左右，周总理再次召集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和北京军区政委吴德，要求他们制定预案，确保中南海及首都安全。 当吴忠得知林立果、叶群等人乘飞机外逃的消息后，第一反应是震惊。 随后，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不能把三叉戟打下来吗？ 周恩来听后，并没有简单回答，而是反问道： 你说得好！打下来你怎么解释？ 这句话让吴忠一下沉默了。

他这才意识到，事情远不像单纯的军事行动那么简单。击落飞机不仅涉及人员安全，更关系到复杂的政治影响和国际后果。 最终，256号三叉戟飞机因为燃油耗尽，在迫降过程中失败，机上9人全部遇难。 这场发生在1971年9月13日夜晚的事件，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一段极其特殊而复杂的记忆。短短几个小时内，从北戴河的紧急警戒，到山海关机场的仓促起飞，再到飞机飞越国境线，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化，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