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仓使节团访美那阵，副使伊藤博文在旧金山登台演说，说了一句挺得意的话：欧洲废除封建制度要打很长时间的仗，日本滴血未流、一弹未发，就把封建制度废掉了。

同一段年头，海这边的清朝也没闲着。洋务派的厂子一家家开，军械、船政、招商局，样样有模有样，前后砸下去的银子按千万两算。可几十年下来，一场甲午，北洋水师全没了。

钱不少花，人也不算笨。那日本凭什么反超？不是日本人天生更优秀，日本反超还受国际环境、地缘政治、资源禀赋和改革时机等多重因素影响，若作概括，重点可放在改革和教育这两项上。

伊藤那句"滴血未流"，其实说得漂亮了些。日本没打那么久的仗，但账是实打实付了的。1869年，新政府先哄着各藩藩主"奉还版籍"，把藩主改称藩知事，听着像交权，实际上征税和调兵的权还捏在人家手里。

真正动刀是在1871年。萨摩、长州、土佐三藩把兵摆出来做后盾，一纸"废藩置县"发下去，大名的领主权当场取消，全国改设3府72县，知事由中央派，原来的藩主本人一律搬到东京住着。

各藩的年贡从此归政府收，藩里欠下的债，也由政府认账。问题就出在这个"认账"上。旧大名、士族、卒族的身份没了，俸禄还得照发。

1873年年初一查，光这笔"秩禄"就吃掉政府收入的三成以上，另一种算法说接近支出的一半。一个刚开张的政权，钱先被前朝的人领走一半，什么事都别想干。于是明治政府开始买断。

先是1873年出"家禄奉还规则"，愿意交出世袭俸禄的给6年额，交出终身俸禄的给4年额，一半现金一半公债。三年里有13.5万人报名，约占士族总数的四分之一。

1876年8月索性一刀切，发行金禄公债，把所有华族、士族的俸禄全部作废，总额1.74亿日元的公债，发给31.3万名武士，从第6年起抽签还本，30年还清，此后永不再发。

同年又改了国立银行条例，允许拿着这笔公债当资本金去开银行。这就是很直白的一笔交易：拿钱换制度。

旧特权阶级不是被白白剥夺的，是被赎买走的，钱付得肉疼，但从此财政不再被前朝身份绑着。武士手里的公债转头进了土地、工厂和银行，人还是那批人，身份换成了地主和股东。买断只解决存量，收入还得重造。

1873年7月的地税改革条例，废掉领主土地所有制，改成"一地一主"的私有产权，按地价的3%收税，还得交钱不交米。

效果来得极快：改革前一年地税只占财政总收入约6%，1873年一下子跳到70%，第二年78%，1875年80%。中央财政收入的占比也从1868年的20%涨到1875年的80%。同时被地税挤出土地的破产农民，成批往城里跑。

1883年全国工厂里还只有91,716人，1894年已大幅增加。地基换掉了，人也开始往新地基上聚。

有了地和钱，接下来的问题很实在：厂子建起来，谁去开机器？明治政府的动作快得有点反常。1871年7月14日废藩置县，第四天就设了文部省。第二年颁布《学制》，开始推义务教育。

此后每年的财政预算里，10%以上雷打不动砸进教育，1880年这个数字是11%——比军费还硬。

一个刚靠公债堵住窟窿的政府，掏这笔钱是要咬牙的。而且一开始没人领情：农家孩子是劳力，送去念书等于家里少一双手，抵触得厉害。

政府硬压。数字就这么一年年被压上去：男孩入学率从1874年的39.9%升到1879年的58.2%，1890年到90.6%。女孩更陡，1874年只有1.1%，1879年22.6%，1890年71.7%。到1912年，学童就学率98.2%。女孩那条线值得多看两眼。

1.1%意味着基本没人上学，71.7%意味着二十来年后，日本乡下大多数姑娘都识字了。教育普及为日本工业扩张提供了更多受过基础教育的劳动力，后来纺织厂等新兴产业能吸纳大批女工，就是从这条线上长出来的。高等教育那头缺人，就花钱买。

新建的大学大量雇外国教习，这笔开销一度占到政府总支出的2%左右，1879年更是吃掉公共工程预算的三分之二。派人出洋学习，另占年度支出的0.20%。

花的是外汇，买的是把技术留在本国的本事。对照着看更清楚。东京大学1877年创办，京师大学堂到1902年才办起来，整整晚了25年。

1868年到1890年这23年里，日本仿照西洋建起30座博物馆，多是产业和自然科学类。中国的第一座博物馆，要等到1905年张謇以私人力量在南通办起来，晚了37年。教育这笔账的回报是滞后的，滞后到主事者未必看得见。

但等到工厂要扩张、军队要征兵、铁路要养护的时候，识字的农家孩子成建制地长大了，这是买不来的存货。

明治六年，日本受过义务教育的男女占28%。到明治三十五年，普及率92%。同一时期的中国，截止1936年只有广西一个省实行强制义务教育，全国接受义务教育的人口约3%。1911年辛亥革命时，国民识字率15%。

一边是1902年义务教育普及率92%，一边是八成半人不认字。这不是哪一场海战能补回来的差距。

清朝不是没动。洋务运动三十五年，前后办起军用、民用近代企业65个单位，修了近400公里铁路，电报通到全国。到1894年，洋务企业资本占到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45.22%。真金白银投进去了。但改革一开始就被划了边。

清廷改革受维护皇权与祖制的保守立场制约，四条无形的红线一圈，改革只剩下经济和技术那一小块地方能动，配套的说法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船可以买，炮可以造，制度一个字不许碰。

日本敢发1.74亿日元公债去买断自己的武士，清朝这边动不了士绅——士绅是皇权收税、管乡里、出官员的整个底盘，动了他们，地方谁替朝廷管人。于是只能在旧框架里打补丁，成本换了个形式，变成天天渗漏的效率损耗。

洋务企业一律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拿裁判的权力去替球员挣钱。企业内部就是个衙门，徇私、贪污、挥霍一样不少。据统计，洋务运动期间不少资金被贪腐浪费掉，江南制造总局盖厂房，成本硬生生翻了一倍。

中央那头也顶不住：洋务运动在朝廷保守力量的制约下推进受限，越到后来越谨慎，洋务的势头跟着一泄。教育那一项更难看。

1872年起清政府派了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学制定的是15年。孩子们在美国剪辫子、穿洋装、迷上个人权利那一套，被朝里保守官僚视为大逆不道。1881年5月，清廷决定裁撤驻洋肄业局，全体撤回。

8月，94人分3批回国，其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刚好念完大学，60人还在读大学或专科，32人尚在中学。回国后他们被看管在一处闹鬼传闻十年、墙皮剥落窗户腐烂的旧书院里，有人形容那地方像监狱。

《申报》说他们"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反问"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日本在这些年里往学校里砸掉一成以上的预算，清朝把已经学成一半的人从半路上叫了回来。钱其实是有的。1884年，日本政府收入8310万日元。

人口是日本10倍的清政府，同年也就筹到1.14亿日元。人多10倍，收上来的钱只多出三成多，人均差出去八倍。这不是穷，是收不上来、也留不下来。差距在开战前就已经摆在账面上。北洋水师从成军到甲午，总共花掉约2300万两白银，开战前那五年每年拨款137万两。

日本联合舰队每年拿到的军费在800万两以上，将近六倍。到1893年为止，日本海军的军费总开支超过8000万日元，另有5134万日元的海军临时费，折下来是北洋总开支的两倍多，逼近三倍。而那笔以办海军名义向各省筹来的260万两"海军巨款"，存进汇丰、怡和、德华生息，四十多万两利息全数拨给了颐和园工程，本金到开战时还大多躺在银行里。

回到伊藤在旧金山那句得意话。日本反超的重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两项，一项是掏钱把旧统治阶级买断、把地基重新浇一遍，一项是财政再紧也先把一成以上的钱喂给学校——当然，国际环境、地缘政治、资源禀赋和改革时机同样在其中起了作用。

清朝这两项，一项都没做成：士绅动不得，所以只能买船买炮。已经出洋的孩子还要半路押回来，所以买不来会用船炮的人。甲午一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船是买来的，制度和人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