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官场上曾流传着一句话：汉人地方官最高不过布政使、按察使。如今看来，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整个乾隆一朝，汉臣担任督抚的情况并非绝无仅有，只是数量确实十分有限。总体来看，汉人督抚的数量远低于旗人，不到旗人的三分之一，而能够担任总督这一地方最高军政长官的汉臣，更是少之又少，不足总督总数的四分之一。 清朝皇帝一直强调满汉一家，但从实际政治运作来看，越是反复强调这一点，反而越能体现出满汉之间存在的差别。在清代各省总督的任命上，这种重满抑汉的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皇帝眼中，大学士、军机大臣、各部尚书等京官职位，可以适当给予汉臣，但总督这一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职位，却始终不敢轻易交给汉人。究其原因，大致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其一，各省总督的实际含金量超过六部尚书。 总督这一官职最早源于明代，当时设立总督的目的，是派遣京官前往特定地区，统筹一个或者多个省份的军事事务。虽然到了清代，总督逐渐成为地方官职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军事属性始终没有完全改变。

我们知道，清代中央各部院衙门实行满汉双轨制度，堂官之中既设满官，也设汉官。换句话说，从制度层面来看，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完全堵死汉人进入最高行政岗位的道路，汉臣依然可以担任各部尚书。 从品级来看，雍正以后，各部尚书统一定为从一品，而且这个从一品是真正意义上的从一品，并不是虚衔。各省总督通常也会兼有兵部尚书衔，从表面上看同样属于从一品。 不过，在清代官方典章制度中，例如《大清会典》，仍然将总督本身的品级认定为正二品，也就是说，总督的原始官阶其实是正二品。 清代官员加衔制度非常复杂。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总督加上兵部尚书和都察院右都御史衔之后，便拥有了统辖辖区文武官员、监督地方百官的权力。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总督都会自动获得兵部尚书衔。 是否加这一衔，要看总督此前的身份和皇帝的决定。例如，如果是在京任职的尚书调任总督，那么一般都会加兵部尚书衔；但如果是京城侍郎或者地方巡抚升任总督，则需要另行请旨，是否加尚书衔，要由皇帝决定。

到了道光以后，总督加兵部尚书衔才逐渐成为固定制度。 不过这里有一个容易被误解的地方：总督是否加兵部尚书衔，实际上并不会对他的实际权力造成太大影响。即使没有这个头衔，总督依然能够统辖辖区内的绿营兵，也能够监督地方官员。 说到底，给总督加尚书衔更多是一种身份上的荣誉，就像大学士加太傅、太保一样，更多体现的是地位上的尊崇。 既然总督从名义品级上看还略低于尚书，那么为什么到了汉臣这里，反而总督的地位和含金量更高呢？ 原因其实并不复杂。

清代汉臣如果在京城担任六部尚书，除非是兼任大学士掌管某部，或者本身资历极深、威望极高，否则很多时候只是满尚书的陪衬，真正能够掌握的权力非常有限。很多汉尚书更多只是制度上的存在，实际影响力并不突出。 但总督却完全不同。清代地方官体系并没有实行满汉双轨制度，总督一职不是满人担任，就是汉人担任，没有第三种选择。 而且总督掌握的权力极大，军务、政务、司法，甚至部分外交事务，都在其管辖范围之内。一个总督真正掌握的是一方天地，权力远非普通京官可比。 正因为如此，皇帝在任命总督时格外谨慎，尤其是乾隆皇帝，对汉臣始终抱有一定戒心，认为汉臣并不像满臣那样可靠。 乾隆中期，甚至出现过最极端的情况：全国八个总督全部由满员担任。而全国十五个巡抚中，汉人也只有五人。

因此，当时不少汉臣私下抱怨，认为汉人做地方官，能够做到布政使、按察使，基本已经是仕途上的极限，再往上升到督抚，机会实在太少。 其二，总督掌握的实际权力超过尚书。 六部尚书虽然位居高位，但他们面对的是皇帝直接管辖下的中央机构，管理范围基本局限于本部门事务。他们不像大学士、军机大臣那样参与最高决策，更多时候只是执行皇帝和军机处制定好的政策。 因此，尚书虽然地位尊贵，但施展空间并不一定很大。 尤其是户部和刑部这两个部门，一个掌管天下钱粮，一个掌管司法刑名，都是朝廷最敏感、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不仅难以轻松做出政绩，反而经常因为处理事务不符合皇帝心意而受到责罚。

特别是刑部尚书，想要在任期间完全不留下处分记录，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相比之下，总督负责一省甚至数省的军政事务，在自己的辖区内，只要没有出现财政亏空，没有发生大规模民变，基本就可以算得上治理有方。 如果再遇到特殊情况，例如面对洪水、旱灾时赈济及时，或者国家用兵过程中调度有功，那更是能够被视为卓越政绩。遇到这种情况，皇帝往往会下旨嘉奖，赐予太子太保这样的荣誉头衔，甚至加大学士衔。 总体而言，总督一般不会轻易调回京城任职，因为总督和尚书承担的是完全不同性质的职责。 可以这样理解：皇帝培养一个尚书并不困难，但培养一个真正能够独当一面的总督，却需要长期考察和磨炼。

其三，汉人担任总督，朝廷始终有所顾虑。 整个清朝历史上，并没有出现地方督抚公开起兵反叛朝廷的情况，这与清朝皇帝对地方官员的严格控制密不可分。 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清朝统治者对于汉臣担任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始终保持警惕。 因为总督掌握军权，而清朝本身是由满人建立的政权。在传统观念中，满人始终担心数量庞大的汉民族会威胁自身统治。如果地方总督大多数由汉人担任，那么一旦中央出现危机，地方力量是否仍然忠于朝廷，就成为皇帝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尤其是在国家稳定时期，这种风险可能并不明显，但一旦遇到重大危机，地方大员手中的兵权就可能成为巨大的变量。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发生的一件事，就充分说明了清廷的这种心理。 曾国藩率领湘军收复武昌后，咸丰皇帝非常高兴，准备下旨让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然而，朝中一位军机大臣却提醒咸丰：曾国藩不过是一名在籍侍郎，却能够凭借私人训练的湘军收复武昌，如果再让他掌握正式地方实权，岂不是比太平军更令人担忧？ 咸丰听后立即警醒，很快便收回了让曾国藩担任巡抚的安排。 直到咸丰十年，清廷已经陷入内外交困、无可奈何的局面，才最终勉强授予曾国藩两江总督之职。 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总督比尚书含金量更高这一说法，主要针对汉臣而言，并不适用于满人。对于满臣来说，情况又有所不同，不能简单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