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年，紫禁城里的空气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宫里宫外都在张罗着慈禧太后七十岁的大寿，红绸彩灯挂满了屋檐，可每个人的脸上都藏着一丝说不出的疲惫。清政府早已千疮百孔，像一盏快耗尽油的灯，风一吹就晃。老佛爷心里也清楚，这江山不穩了。她琢磨着，得再挑几个能用的人，给这摇摇欲坠的朝廷续上一口气。于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场科举考试，就这么在1904年的春天拉开了帷幕。 卷子一份份从各地送到京城，经过考官们反复筛选，最后剩下的几份考卷，按名次排好，端端正正摆在了慈禧的案头上。殿试的规矩，皇帝亲阅，可光绪只是个摆设，真正拿主意的，还是坐在帘子后面的慈禧太后。 她伸出手，翻开最上面那张卷子，刚扫了几眼，眉头就皱了起来。再往下看，脸色愈发阴沉，胸口像堵了一块石头。她深吸一口气，勉强压住火气，把这份卷子扔到一边。又拿起第二份，结果没看几行，眉头拧得更紧了，手里的卷子差点摔在地上。她强忍着不快继续翻，直到第三份卷子出现在眼前时，那双浑浊的眼睛忽然亮了，嘴角也难得露出一丝笑意。 好，好，就他了。她指着那个名字，声音里有种久违的轻快。

被选中的这个人，叫刘春霖。他自己都没想到，被钦点为状元，靠的不是名列前茅的文采，而是春霖这两个字。慈禧当时正为一连串糟心事烦得焦头烂额，西北大旱，南方水灾，朝廷内外尽是坏消息。她看到春霖二字，仿佛干裂的土地忽然落下一场及时的雨，心里竟生出几分盼头。她眯着眼想了想，春天来了，甘霖也来了，这清运是不是也能跟着转一转？ 那原本排在第一名的人呢？他叫朱汝珍。其实这名字挺儒雅的，听起来像个温文尔雅的书生。可偏偏，他是广东人。慈禧一看到广东两个字，脑袋里的旧账立刻翻了起来。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这些让她恨得咬牙切齿的人，全是广东来的。在老太太眼里，那块地方就是出乱臣贼子的地方，哪儿能出状元？再加上朱和诛同音，诛谁？这不吉利。最要命的还是那个珍字，一下子让她想起珍妃——那个被她下令推进井里活活溺死的女子。慈禧心里一阵发寒，她甚至不愿再多看一眼这份卷子，直接扔到一边，连内容都懒得读。 第二份卷子的主人叫金梁。名字本身倒没什么问题，可文章中间偏偏写了痛哭二字。慈禧看着这两个字，脸色立刻垮了下来。她心想，这天下还没亡呢，我老佛爷还好端端地要过七十大寿，你这痛哭是哭谁呢？太晦气了。她越想越气，直接把卷子也丢在一旁。 直到第三份卷子映入眼帘，她心里的阴霾才终于散开。那字写得真是漂亮，一笔一划，娟秀端正，看着就让人舒心。再往下读，文章更是行云流水，说理透彻，文采斐然。慈禧连连点头，心中暗暗叫好。然后她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考生的名字——刘春霖。哎呀，这可真是双喜临门。春霖，春风化雨，甘霖普降。那一年正逢大旱，天下百姓盼雨盼得眼睛都绿了，这名字简直就像老天爷送来的吉兆。再看籍贯，直隶肃宁。肃宁，肃静安宁。对这样一个烽火四起、乱成一团的朝廷来说，还有什么比肃宁更讨喜的词呢？

就这样，刘春霖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不是因为他写得最好，而是因为他的名字在最恰当的时机，撞进了慈禧的心坎里。 考上状元后，刘春霖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的官职，第二年又被派往日本留学。他在异国他乡刻苦读书，想着学成之后能回国一展抱负。可等他回到国内，还没站稳脚跟，辛亥革命的枪声就响了。没多久，统治了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像一座朽坏的房子，轰然倒塌。 辛亥革命之后，刘春霖也曾在新成立的民国政府里任过职。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时，他一度脑袋发热，想帮着推一把帝制。结果举国上下骂声一片，这事儿很快便泡了汤。袁世凯一死，刘春霖彻底心灰意冷。他辞去所有职务，回到老家，关起门来一心研究学问，从此再不问政治。 后来日本人占了东北，扶植起伪满洲国，派人三番五次来请刘春霖出山做官。来人叫郑孝胥，满脸堆笑，许他高官厚禄。刘春霖却冷冷地回了句话：我誓死不做亡国奴。日本人没死心，改天又来劝，连吃了几次闭门羹。最后恼羞成怒，直接带人抄了他的家，抢走不少字画和藏书。即便这样，刘春霖也没有低头。他站在一片狼藉的院子里，腰板挺得笔直，眼里没有一丝惧色。

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用大半生证明了一件事：状元的头衔是慈禧给的，但骨气，是他自己的。他那一身文人风骨，比那寥寥几笔春霖二字，要贵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