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陈独秀,很多人脑海里会浮现一个清瘦倔强的身影。他是安徽人,字仲甫,还中过清末的秀才。别看他有功名在身,思想却一点也不守旧。那个年代,国家风雨飘摇,陈独秀却始终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他反对满清,反对袁世凯,为此坐过牢,被追捕过,可他从没低过头。 他办了一份《青年杂志》,后来叫《新青年》。这本杂志,像是一道惊雷劈开了沉闷的思想天空。新文化运动里,他是主将,是旗手。当年的年轻人读着他的文章,热血沸腾。他讲民主,讲科学,讲如何做一个真正现代的人。
俄国革命后,他开始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前后,他成了知识界的焦点。那时候,他的名字已经传遍海内外。学生上街,工人罢工,运动的热潮席卷全国,而陈独秀正是那个站在浪潮尖端的人。后来他因为散发传单被捕,消息传开,许多名人站出来为他说话,要求放人。这些人中有学者,有政客,有的甚至不是同道中人,可他们敬重他的骨气和才华。 他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早期党的灵魂人物。可革命的路从来不平坦。大革命失败后,他对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有不同看法。于是,那些年所有的失败,似乎都找到了一个归因——他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的帽子。他辞去职务,渐渐淡出权力中心。再往后,因为中东路事件里他反对武装保卫苏联这个口号,干脆被开除出党。 他一辈子对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心底是有气的。他觉得中国革命就该让中国人自己来想,自己来干。可那个时代,容不下这种意见。离开共产党以后,他慢慢从政治的浪潮中退去,像一块石头沉入水底。再提起他,热闹已经属于别人了。 晚年的陈独秀,日子过得很苦。国民党那边有旧识,共产党这边也有故交,都想给他一些照顾。可他脾气硬,性子倔,谁送的钱都不要,谁递的台阶都不上。他把自己关在江津一间小屋里,靠着微薄的稿费度日。他病倒时,连像样的医药费都拿不出来。有人劝他写点软话,低个头,他不干。这样的性子,注定了要清贫一生。他是个才子。古文的底子深,写诗写文章都拿手,可他不卖弄学问。他信马克思主义,不是挂在嘴上的那种信,是真的用行动去担。他相信穷人应该有饭吃,国家应该有尊严,年轻人应该有希望。可他不懂权术,不会结党营私,也不屑于讨好谁。这样的人,在书房里是个好学者,在政治圈里却注定吃亏。 他走了,安安静静地走了。没有葬礼上的荣光,也没有身后的人潮。可我总觉得,陈独秀这样的人,值得被记住。他做学问有真功夫,做人有一点不肯弯的脊梁。他不是完人,有错,有偏执,可他用一生去爱国,去追求一种更公平的可能。他耿直、善良、执着,也孤独。哪怕时代早已翻篇,那份骨子里的执拗,依然让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