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记者 郭冠华

“唐宋元明清”，本是妇孺皆知的历史常识。然而，“唐朝不存在”等极端言论近期却在短视频平台出现，扰乱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历史认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荒诞论调为何能俘获部分青少年？其背后藏着哪些认知误区？人民网记者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现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教授邓建国，剖析乱象根源，守护历史根脉。

铁证如山 戳破“伪史”谣言

历史从不是主观臆造的故事，而是经由多重史料交叉印证、形成完整证据链的客观事实。

西安大明宫遗址。大明宫保护办供图

“要伪造一个绵延近三百年、疆域广阔的王朝，这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据赵现海介绍，目前全国登记在册的唐代可移动文物340余万件，西安大明宫遗址、关中唐十八帝陵、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敦煌莫高窟文书……一处处古迹、一件件文物，留存着唐代建筑规制、社会风貌、人文习俗的真实印记，堪称记录大唐的鲜活“老照片”。

不仅如此，唐朝文人撰写的《贞观政要》《唐六典》《唐律疏议》和众多脍炙人口的唐诗，相当于大唐的“档案”；近年来大量出土的唐代墓志，清晰镌刻墓主姓名、官职、生卒年月，好比唐朝人的“身份证”；《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典籍在后世接力编修，细节互洽、脉络连贯，搭建起唐朝完整时间线。放眼海外，日本遣唐使的记录、朝鲜半岛的史书、阿拉伯商人的见闻，不同文明、不同语言在几百年前同时“报道”了同一个东方大国，共同印证唐朝真实存在。

“有实物、有史书、有墓志，还有外国人的记载，多重证据环环相扣，唐朝的存在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赵现海表示，“唐朝不存在”等言论，无视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铁证如山的考古实物，也违背了基本逻辑常识，“这种脱离证据体系的‘伪史论’，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典型表现。”

漏洞百出的言论，为何能在网络上大行其道？在邓建国看来，部分自媒体深谙“猎奇即流量”的传播密码，用“颠覆常识”“历史骗局”等冲突感制造吸引力，迎合部分网友对“重新发现真相”的心理需求。

“当反常识内容比正常科普更容易获得高完播率、高互动量时，它就更容易被推送。”邓建国说，“青少年处于知识体系和价值判断逐渐形成阶段，容易被‘独家揭秘’‘挑战权威’的叙事吸引。因此，问题不仅在于存在错误内容，更在于正确知识如何进入年轻人的信息环境。”

正本清源 警惕“虚无”陷阱

“唐朝不存在”并非孤例。从“崖山之后无中国”到“宋朝实际延续八百年”，近年来“伪史论”屡见不鲜，折射出部分群体对历史认知的严重偏差。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仅仅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历史，更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与把握历史。有些人用假设否定事实，消解盛唐璀璨文明成就，不断制造民族对立、肢解华夏连贯历史脉络，背离了中华数千年文明史观。”赵现海说。

他指出，这些“伪史论”受到西方狭隘民族史观的影响，将宋、明等王朝片面且错误地界定为“正统汉人王朝”，其本质是以虚无主义历史观动摇民族历史根基，“一旦青少年对民族历史产生怀疑，我们的文化自信就会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式现代化便丧失了深远的历史观照。”

在思维逻辑层面，“伪史论”普遍奉行“先射箭、再画靶”的反智套路。赵现海直言：“持论者缺乏科学求证素养，预先定下否定史实的结论，再拼凑碎片化史料自圆其说；或是揪住史书细微瑕疵以疑概全、偷换概念，陷入盲人摸象的片面认知。”

邓建国对此深以为然。他表示，史学层面的合理质疑，必须依托新的证据、严谨的方法和可检验的论证；若要否定唐朝存续的史实，就必须解释唐代文物何以实现系统性伪造，“‘伪史论’是典型阴谋论式封闭认知，把复杂历史解释为某种人为操控的结果，而不是基于证据和理性推理认识世界。凡与之相悖的实证，都会被扣上‘后世造假’的帽子。”

这种思维模式的危害，远不止于制造一个历史谣言。邓建国认为，真正需要反对的，不是某一种具体观点，而是其背后脱离证据、无法证伪、以情绪代替推理的认知方式，“真正的文化自信，是在充分了解文明发展过程、理解历史复杂性的基础上形成的理性认同。如果一个人逐渐形成‘所有历史都是编造的’‘所有知识都只是立场’的观念，就会失去判断事实的能力。”

守正创新 筑牢“认知”防线

面对“伪史论”的持续侵扰，仅靠学界辟谣远远不够。如何让真实历史从学术殿堂走进寻常百姓家，让青少年在信息洪流中筑牢史观根基，已成为亟待破解的课题。

赵现海认为，史学工作者不能只待在书斋里，必须主动走向社会，直面大众。他建议，史学界应重拾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传统，在“通俗而不庸俗”的前提下，用生动鲜活的语言讲述历史故事，“历史学者要勇于在公共舆论场上发声，把扎实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公众听得懂、信得过的内容，公众对历史的兴趣和敬畏就会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

近年来，考古直播屡屡刷屏、文博节目频频“出圈”，足以印证大众对真实历史始终抱有浓厚兴趣，当下稀缺的只是契合青年语境的表达方式。

“正史科普要学会用新媒体的方式讲故事，不能端着‘学术架子’等读者上门。”对此，邓建国表示，史学工作者应主动拥抱短视频、互动展览、沉浸式体验等新型传播载体，讲述一件文物、一处遗址、一段跨文明交流史背后的故事，把枯燥的考证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视听体验，“当正史变得有趣且有据，猎奇谣言自然就会失去市场。”

教育引导同样关键。赵现海强调，历史教育应走出书本，将文物实证、传世文献、域外典籍结合起来，让青年直观感受到历史的“立体感”。邓建国认为，要改善历史知识的传播方式，让历史不只是教材中的结论，而成为可以体验、讨论和探索的公共知识。

此外，网络平台也需承担公共责任。邓建国建议，在算法推荐机制中避免过度放大极端、猎奇内容，同时增加权威知识传播的空间，“治理‘伪史论’不能只靠删除，更重要的是提升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和历史素养。”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载，盛唐是其中光彩夺目的一页。唯有以实证为根基、以思辨为羽翼、以传播为桥梁，筑牢全社会求实求真的历史认知防线，才能让“伪史论”无处遁形，让中华文明的薪火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