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侨置”是东晋南北朝时期应对流民问题的重要政区创制。

当中原州郡沦陷、百姓南奔，南方政权如何在维系正统的同时，安顿数以万计的流民？益梁地区的答案是：借土寄寓，因流设郡。怀宁、始康、宋兴、宋宁……一个个因流民而生的侨郡县，在巴蜀大地上次第设立；巴西与梓潼同治一城，梁州与南秦州共治一地——双头州郡的特殊形态，正是制度因应现实的弹性所在。

本期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民教授撰文，系统梳理东晋南北朝益梁地区侨州郡县的设置脉络，剖析其“侨置—土断”的制度闭环，并提炼出对当代人口迁移与社会整合的三点历史启示。

（

侨置因流：

东晋南北朝益梁流民安置

与政区权宜之道

）

——流民入蜀与侨州郡县的制度应变

东晋南北朝时期，南北长期对峙，战事频仍。中原州郡沦陷，民众大规模流徙他乡以避战祸。南方政权为招揽并管理流民，鉴于流民多以宗族、乡里为单位聚居，遂在流民集中之地设立州、郡、县，沿用原籍政区名称，仅冠以东、南、西、北等字样以示区分。此种临时借地安置之制，即为侨州郡县制度。

南徐州、北徐州等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南朝·齐》

與地史话

《隋书·食货志》载：“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侨州郡县的设立，既是安置流民的行政手段，也是南方政权宣示正统、规复失地的政治象征。就益梁地区而言，随着秦雍关陇流民不断南迁入蜀，借土寄寓、招抚流民异地安置，成为朝廷处置流民的常规举措。

侨置制度之渊源，并非东晋始创。至迟在东汉安帝永初以前，已有侨郡侨县的设置；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实为对汉魏旧制的沿用与发展。然而侨州郡县的广泛设置乃至成为正式制度，则是东晋南北朝的独特现象——这既联系着北方战乱引发的持续人口南迁，也关联着南方政权巩固统治、整合侨旧关系的现实需要。

一、流民安置：

益梁侨置的历史动因

益梁地区的侨州郡县设置，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流民问题与政区制度交互作用的产物。其设置动因可从两个层面理解：

（一）外逃巴蜀民众的遥置

西晋末年，益梁六郡流民动乱，益州民众大量外逃。《华阳国志·大同志》载，益州刺史罗尚于永嘉元年（307年）上表朝廷，请求“置郡县，就民所在”。《晋书·地理志》亦载：“益州郡县虽没李氏，江左并遥置之。”朝廷遂于荆州划取南郡之华容、州陵、监利与丰都四县，置成都郡，遥领流亡荆湘的益州民众。梁州为李雄势力占领后，朝廷将梁州侨置于荆州襄阳，直至成汉灭亡方得恢复。东晋谯纵之乱时，汉中为仇池所占，梁州州治侨置于魏兴郡；谯纵覆亡后，梁州还治汉中褒中县（南城）。《南齐书·州郡志》载南北朝时期，“每失汉中，刺史辄镇魏兴”。此种遥置，虽无实土，却维系了朝廷对沦陷区的名义统辖，具有鲜明的政治象征意义。

（二）流入益梁流民的侨置

此为侨置的主要类型，系于益梁地区范围内设立政区，以安置流入本地的流民。东晋南北朝时期，每次流民入蜀皆引发侨置高潮。

益梁地区较早的侨郡为阴平郡。晋怀帝永嘉六年（312年）八月，晋阴平都尉董冲驱逐太守王鉴后归附李雄，因阴平郡为杨茂搜所占，归附郡民被迁至梁州与益州，设立南阴平、北阴平二郡共四处予以安置。桓温伐灭成汉后，益梁地区重归东晋管辖，北方人口陆续迁入。为加强管理，桓温以巴、汉流人设立晋昌郡，领长乐、安晋、延寿、安乐、宣汉、宁都、新兴、吉阳、东关、永安十县。

东晋永和八年（352年），朝廷以三蜀流民置宁蜀郡，属益州，治广都县（今双流）。东晋哀帝时，凉州流民入蜀，朝廷立安固郡。晋安帝时，秦、雍、关陇流民大规模南迁入蜀：朝廷为秦、雍流民设怀宁郡，寄治成都；为关陇流民设始康郡，亦寄治成都；为秦州流民设晋熙郡。孝武帝太元十五年（390年），梁州刺史周琼为流寓的北汉中民表立南汉中郡。东晋中叶前秦覆亡后，北方陷入分裂动乱，中原民众再次南迁，南方掀起第二次侨置高潮。刘宋元嘉时期，因关陇流民大量避难益梁地区，侨郡县数量进一步增加。

南北朝时期，因南北政权对峙与军事争斗，益梁地区仍是北方士民特别是关陇与汉中北部流民的重要流入地，侨郡县数量大幅增加。刘宋武帝永初三年（422年）春，秦雍流户逐渐南入梁州。宋文帝时期为北人大规模南迁的高潮期。元嘉三年（426年），关中流民出汉川，北人大规模涌入蜀地，朝廷置京兆、扶风、冯翊等郡。元嘉六年（429年），朝廷为关中归化民众三千二百三十六户置陇西郡。元嘉十二年（435年），梁州晋寿郡民南流，朝廷于剑南置南晋寿郡；同年为新巴郡流民置南新巴郡。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朝廷为南中流民设南宕渠郡。元嘉年间，除侨郡外，还设有侨县。如《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载，梓潼县南五里侨立武都郡下辨县，后改下辨侨置武功县。

南朝（宋）益梁二州部分侨郡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南朝·宋》

與地史话

宋孝武帝孝建二年（455年），为安置秦雍流民于成都设永昌郡。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年），为北汉中流民设南汉中郡，为阴平郡流民设南阴平郡，为仇池流亡氐人设白水郡。齐、梁、陈三朝，侨州郡县数量继续增加。《南齐书·州郡志》载，梁州“氐虏数相攻击，关陇流民，多避难归化，于是民户稍实”。最典型的实例是梁武帝天监三年（504年），萧梁汉中太守夏侯道迁举汉中降北魏，萧梁遂于北巴西郡（治所今阆中）侨置梁州以抚纳梁秦流民，即所谓南梁州，以区别于治所南郑的原梁州（北梁州）。

益梁地区侨州郡县的地理分布，从北至南沿今广元、绵阳、成都及涪江、嘉陵江一线展开，明显受四川盆地交通路线走向影响。侨置郡县主要集中于汉中、剑阁、成都三个区域，这与流民入蜀的路线——经金牛道入汉中、沿剑阁道下成都、沿嘉陵江入巴蜀——完全吻合，反映出侨置政区的设置与流民迁徙路径的高度相关性。

二、郡国权宜：

侨置政区的特殊形态

侨置制度在益梁地区的推行，并非简单复制中原政区名称，而是在实践中形成了若干特殊形态，体现出制度因应现实需要的灵活性。

（一）侨名新立：不以旧名命名的侨郡

一般而言，侨置郡县沿用旧称。但益梁地区存在特殊案例——侨名不沿用旧名而创立新名。晋安帝时设怀宁郡以安置秦、雍流民，“寄治成都”；设始康郡以安置关陇流民，亦“寄治成都”。原因在于流民来源复杂，无法以某一地旧名统称，故创新名以记之——“怀宁”寓意怀柔安宁，“始康”寄寓初始安康，皆具安抚之意。

此外，刘宋益州刺史刘道济于元嘉十年设宋兴、宋宁二郡，寄治成都。此二郡所辖非一般流民，而属地方政府军府系统的“营户”。“营户”亦称兵户，身份低微，无人身自由，系世代执兵役、不入民籍的军户，其组成多为少数民族。《宋书·沈庆之传》载，沈庆之抓获蛮人，移送京邑编为“营户”。刘道济益州城中的“营户”，来自吴地的蛮人被编为“吴营”，来自峡江建平地区的蛮人则编为“建平营”。这些军人营户常四处迁移，无固定政区称号。

刘道济设置宋兴、宋宁二郡，与元嘉九年（432年）的赵广之乱密切相关。赵广之乱对益州影响甚巨，《宋书·刘道济传》称：“蜀土侨旧，翕然并反。”面对严峻形势，刺史刘道济将“吴营”“建平营”世代服兵役的兵户免除兵籍，赦为蜀地平民——此乃应对地方变乱的应急措施，旨在笼络营户，使其成为维护益州统治的重要武装力量。《宋书·州郡志》载，宋宁郡为赦免吴地营户而设，领县三，户一千零三十六，口八千三百四十二；宋兴郡为赦免建平营军户而设，领县三，户四百九十六，口一千九百四十三。宋兴、宋宁二郡的设立，直接体现了侨置制度的“绥抚”功能——通过赋予营户以郡县编户的名义身份，将其从军府的私属转化为国家的编民。

（二）双头共治：一地两州郡的特殊建制

在东晋南北朝的地方行政设置中，双头州郡是一种特殊现象——两州或两郡治所同在一地，由同一刺史或同一太守治理。据胡阿祥先生考证，双头州郡设置始于东晋，刘宋时期最多，分布较广，齐梁陈诸朝沿袭晋宋而渐减。东晋南朝双头州有九处，典型者如徐兖二州、梁南秦二州、青冀二州等。

益梁地区的双头州有梁南秦二州、南梁北巴州、西益潼二州三处，其中梁南秦二州为可考最早的双头州。秦州系西晋武帝泰始五年（269年）所设实土州，由原雍州陇右五郡及凉州金城、梁州阴平七郡合并而成，治天水冀县。秦州曾于太康三年（282年）被撤销并入雍州，四年后（286年）复置并移治上邽。中原乱后，秦州没于胡人刘曜。东晋穆帝永和八年（352年），秦州刺史王擢降晋，仍任秦州刺史。永和十一年（355年），桓温以氐王杨国为秦州刺史，称“北秦州”，然未获实土。

东晋孝武帝时期，为招抚北方流民，并区别于仇池之秦州，朝廷侨置南秦州，寄治襄阳，未设刺史。东晋将领、雍州刺史朱序于孝武帝太元十四年（389年）督南秦州，此后雍州刺史督南秦州成为惯制。晋安帝时期，南秦州作为侨州寄治汉中南郑，领郡十四，县四十二，户八千七百三十二，口四万零八百八十八，但无实土。由于南郑同时为实土州梁州州治，遂形成梁州、南秦州双头州格局。东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郭铨任梁州刺史兼南秦州刺史。宋齐之世，吉翰、刘道产、萧思话、刘秀之、王玄载等人亦曾担任过梁南秦二州刺史。

东晋南朝双头郡有七十余个，益梁地区可考者有巴西梓潼二郡、安固汶山二郡、北巴西南新巴二郡、白马义阳二郡。《晋书·毛璩传》载，晋武帝太元中，毛璩任谯梁二郡内史；晋安帝时，行宜都、宁蜀太守，文处茂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据考，东晋南朝最早出现的双头郡为巴西梓潼二郡，设于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前。巴西郡本属梁州，后因战乱，巴西流人入蜀，侨置巴西郡并寄治于梓潼郡，巴西梓潼二郡同治涪县。《晋书·穆帝纪》载，永和三年（347年）十二月，振威将军萧敬文害征虏将军杨谦，攻陷涪城，取巴西郡，通于汉中——萧敬文所攻巴西郡，即寄治涪城的侨巴西郡。

南朝巴西梓潼双头郡

资料来源：《中国历史地图集·南朝·齐》

與地史话

双头州郡的设置原因有二：其一，所辖地域土地荒残、人口稀少、政务简省，无需独立运作，又忌削除省并政区，故合二为一，置刺史或太守统辖。其二，双头州郡地处军事与交通要冲，位置重要，常为朝廷控制地方的关键节点。梁南秦双头州所辖汉中，先秦以来即为各方势力争夺的中间地带，不仅毗邻氐胡，具“威御之镇”地位，且在南北对峙下，汉中为北方势力翻越秦岭、进图巴蜀的重要跳板。对南方政权而言，控制汉中咽喉，无论进取关中或退保益州，皆占有利形势。西晋以来流民就食巴蜀，汉中为入蜀首站，故加强汉中流民招抚与管理，须强化地方官员权责。巴西梓潼双头郡中，巴西郡为侨置，梓潼则为东晋以来重要交通与军事要地——梓潼地处剑阁以南、成都以北，剑阁、阴平两路赴成都及经涪江上游入成都，皆须经过梓潼郡治涪城。巴西梓潼双头郡于西魏废帝二年（553年）解体，二郡分别独立设置，梓潼郡更名潼川郡，治梓潼县旧城（今梓潼），巴西郡仍治巴西县（今绵阳东）

三、土断归流：

侨置制度的整合与终结

侨置制度虽在安置流民、维系正统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亦日益显现。侨州郡县因人而立，许多州郡县空张名目，并无多少户口。侨人另立户籍（白籍），享有不役不税的特权。这种“白籍”制度在门阀政治下，士族豪强凭借强权隐庇大量侨户为佃客等私附人口，导致国家赋役来源日益萎缩。侨州郡县与实土郡县混杂难理，政区乱象丛生。

为理顺政区乱象、整顿户籍、增加赋役，东晋后期开始推行“土断”政策。土断的目的之一，是将侨郡县变为实郡县，以侨寓户现居地为准定其籍贯，登记入籍，以便征收赋役。东晋南朝二百七十余年间，明确见载于史的土断计有十次；各级地方政府进行的小范围或地区性土断则从未停止。其中以桓温的“庚戌土断”和刘裕的“义熙土断”最为著名。

在益梁地区，因不少侨置郡县为“寄治”而无实土，土断相关记载甚少。至西魏时期，益梁地区的侨置郡县基本消失。侨置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制度，其雏形可追溯至东汉时期；在东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在总结与借鉴前代经验的基础上，使侨置制度趋于成熟，其设置更为规范、系统。

总结：

侨置因流的历史经验与制度启示

东晋南北朝时期益梁地区的侨置实践，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流民问题与政区制度互动的产物。回顾这段历史，可以提炼出若干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经验：

经验一：政区设置须以人口实况为根基。侨置郡县因人而立，虽在短期内有效安置了流民、维系了正统，但“空张名目、无有户口”的政区终究难以持久。土断政策的推行，正是将虚拟的侨置政区回归到以实际人口和地域为基础的正轨。政区之设，不在其名而在其实——这一教训对后世行政区划的调整与优化，仍具警示意义。

经验二：制度设计须兼顾原则性与灵活性。侨置制度本身即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郡县制的大框架不变，但允许“借土寄寓”“双头共治”等权宜形态的存在。怀宁、始康等不以旧名命名的侨郡，宋兴、宋宁等为安置营户而设的侨郡，皆体现了制度因应现实需要的弹性。这种“变”与“不变”的平衡智慧，与秦在巴蜀推行郡县制时“因俗而治”的治理逻辑一脉相承。

经验三：流民安置须以融入本地为归宿。侨置的初衷是“权宜”——临时借地安置，以待收复失地后回归故土。然而南北分裂持续二百余年，侨人落地生根，侨置终须土断。从侨置到土断的过程，正是外来流民逐渐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这一经验对于今天的人口迁移与社会融合，仍具有跨越时空的参照价值。

侨置制度虽随隋代统一而终结，但它在中国行政制度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一页——它用二百余年的制度实践，回答了一个历久弥新的治理命题：当大量人口因战乱而被迫迁徙，政权如何在维持原有行政框架的同时，为流民提供制度化的安置通道？侨置的答案是：借其旧名、安其故土之情；设其官署、予以编户之名；终以土断、归其本地之实。这一“侨置—土断”的制度闭环，虽诞生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分裂时代，其制度智慧却穿越历史周期，至今仍可为我们思考人口迁移与社会整合提供有益的启发。

作者：杨民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编辑：四川文旅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