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记者 谢婉莹 朱绍杰

日前，“天涯共此时——张九龄的诗意人生”特展在韶关市博物馆举办， 展品包括盛唐名相、岭南诗人张九龄（673-740）的夫人董韶容（710-737）墓中出土的文物。

张九龄是广东韶关人，董韶容是陕西人，根据董韶容墓志记载，张九龄在长安当官，731年与董韶容结婚。737年，张九龄被贬到荆州，董在张被贬6天后在长安去世。740年，张九龄回乡扫墓期间病逝，葬在韶关市北郊罗源洞山麓。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张九龄的千古名篇《望月怀远》，一直被认为是其贬居荆州时所作；董韶容墓的发现，为人们找到了解读此诗句的新情感坐标。

董韶容墓文物于2022年在西安市长安区董氏家族墓地发掘出土，首次离开陕西来到张九龄的故乡韶关集中展出。千年之后，董韶容与张九龄终于在岭南“相聚”。

近日，“天涯共此时——张九龄的诗意人生”特展策展人、深圳望野博物馆馆长阎焰接受羊城晚报专访——

一方墓志背后的夫妻情意

羊城晚报：董韶容墓志是判定墓主身份的重要依据，也是本次展览的重点文物之一，它的发现对理解张九龄的“诗意人生”有何帮助？

阎焰：在董韶容墓志出现之前，我们认识张九龄，主要依靠《张曲江集》等历史文献。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一个处在政治中心、拥有辉煌仕途的宰相张九龄。但董韶容墓葬及墓志的出土，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更加“活态”的张九龄——一个有感情、有家庭、有诗意人生的“人”。

过去我们知道张九龄在岭南有一位谭夫人，但在长期居住长安期间，他离开朝堂之后究竟是什么样子，知之甚少。尤其是他人生的最后十年：长安七年，是他仕途最辉煌的七年，也是董韶容陪伴他的七年；之后又经历贬谪荆州三年。这些新材料让我们能够重新观察他工作之外的生活与情感世界。同时，墓志还提供了许多新的时间节点，为重新解读“张九龄的诗意人生”提供了新的历史坐标。

羊城晚报：根据相关资料，您推测《望月怀远》是为怀念董韶容而作，并精确给出写作时间、地点，具体如何判定？

阎焰：过去，学界通常认为《望月怀远》作于张九龄被贬荆州之后，但“贬荆之后”范围太大。董韶容墓志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解读的关键线索。公元737年4月20日，张九龄遭贬离开长安，董韶容陪他到驿站；4月26日董韶容去世；5月8日张九龄抵达荆州。将这些时间节点与诗中“相思”“情人怨遥夜”“还寝梦佳期”结合，我更倾向于认为，这首诗写于张九龄赴荆州途中，当时他还不知道董韶容已经去世。如此一来，《望月怀远》就不再只是泛泛的思乡怀人，而是张九龄对妻子的思念。考古材料让我们重新进入一个花甲诗人的个人情感世界，也让历史中的张九龄从“大唐贤相”变成了一个真实、有血有肉的人。

墓志还提供了关于董韶容的重要信息——“清词美态，传身而多惭；聪辩仙姿，侍中闻而深愧”。意思是她仪态、才情十分突出，文学才能甚至足以让身为“侍中”的张九龄惭愧。从这些信息来看，她完全具备与张九龄进行诗文唱和、彼此交流的文学素养。

一枚镜子呈现的盛唐气象

羊城晚报：金银平脱镜是本次展览的焦点之一，它反映了董韶容怎样的身份地位？

阎焰：这面金银平脱镜是董韶容墓中非常重要的文物。目前来看，这面镜子应是董韶容的随葬品。结合墓志及董氏家族相关材料，可以推测董氏家族与宫廷关系密切。

羊城晚报：这面镜子对研究唐代历史文化具有怎样的价值？

阎焰：董韶容墓的这面镜子最重要的价值之一，是为这类器物提供了明确的纪年标尺，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出土同类器物墓葬的年代和墓主人身份。更让我关注的是，这面镜子出土时已经分成两半，叠放在墓葬中，且位于棺椁非常核心的位置。这让我联想到唐代流行的“破镜重圆”——也许董韶容的家人是在替她完成某种安排；也许她生前曾经留下过类似的遗愿，希望自己的这面镜子在去世之后被折开。如果这一推测成立，这面镜子就不只是珍贵的物质遗存，也可能承载着董韶容对婚姻、家庭和团圆的情感寄托，是研究唐代社会生活、家庭关系以及情感观念的重要实物。

羊城晚报：金银平脱镜、天然贝壳加银花工艺制作而成的胭脂盒、细如发丝的捻金线、陶制侍女俑……这些闺阁日常器物，可以让我们窥见盛唐女性怎样的日常？

阎焰：董韶容墓中的银花贝盒、金银平脱镜和捻金线，都是她生前真正使用过的物品，相比陶俑、塔式罐等葬仪用品，更能直接反映她的个人生活。银花贝盒和捻金线都极为珍贵，而董韶容墓明确的“开元二十五年”纪年，也为研究盛唐时期同类器物提供了重要的时间标尺。对于这两件文物，我还有一些推测：从器形来看，银花贝盒中盛放的可能是油膏；结合捻金线的出土位置，我推测它可能原本覆盖在董韶容面部，是一块用捻金线织成的巾帕或者手帕，只是现在收拢成了一团。这些物品既体现了董韶容的皇戚背景和宰相夫人身份，也从侧面展现了张九龄当时的社会地位，以及盛唐社会的物质气象。

一个更完整、独立的“岭南唐代史”研究体系

羊城晚报：您长期研究唐代物质文化，接触过大量墓志，董韶容墓志在唐代墓志中有何独特之处？

阎焰：我做过大量墓志研究，也阅读过以万计的唐代墓志。单从刻工、大小和保存状态来看，董韶容墓志属于唐代墓志中比较普通的一类。但它的原石本身却非常重要。我第一次观察董韶容墓志原石时，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它的“仓促性”，它书法水平不高，刻工也比较粗糙，字口浅而不精细，像是墓志文写成后很快送去刊刻。这种状态与墓志记载的时间也能够相互印证：董韶容去世到最终下葬只有十多天。因此，这种“仓促”并不是主观判断，而是原石本身留下的历史信息。另外，“叨▯椒掖之亲”“承▯纶言之娉”中，“叨”和“承”之后都刻意留了空格，这涉及古代的避讳制度。这样的细节如果只看录文，很容易被忽略；但面对原石，它会非常直观地呈现出来。

羊城晚报：您对岭南唐代史的研究视角创新有何建议？

阎焰：张九龄重修大庾岭路，对岭南历史意义重大，已足以让他名垂青史。作为岭南人，他深知交通闭塞，因此奏请天子并主持重修关道，重新打通岭南与中原的联系。道路贯通后，岭南与中原之间开始真正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岭南也逐渐成为国家重要的海洋贸易节点，直至今日。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的贡献，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这些新发现让我相信，岭南唐代史完全可以独立成章。因为我们在中原地区看到的许多历史信息，在岭南其实都能够找到相应的镜像或者延伸。

近年来，广东不断出现新的考古材料。如果未来可以将深圳、韶关、广州乃至粤西和南海的发现串联起来，那么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更加完整、相对独立的“岭南唐代史”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