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30年代之后，吕振羽坚持不懈地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王船山学术思想，率先提出王船山是明末清初反映正在形成的市民阶级思想倾向和要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一个唯物论者，具有改朝换代的革命思想、反对民族压迫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耕者有其田的思想萌芽等一系列富有开拓性的学术观点。在以后的研究中，他又不断对上述学术观点进行补充、完善和发展。他对王船山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严谨性和现实性的特点，为王船山学术思想的研究、弘扬和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吕振羽（1900-1980），名典爱，字行仁

吕振羽（1900-1980），名典爱，字行仁，学名振羽，湖南武冈县人，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吕振羽在其史学研究中，曾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王船山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开创性。可能由于《船山全书》第16册中的《杂录之部·记述研究之属》以及朱迪光的《王船山研究著作述要》中虽然收录了冯友兰、侯外庐、蔡尚思、张岱年、萧箑父等人关于王船山的研究成果，却均未曾收录吕振羽关于王船山研究成果的原因，学界对于吕振羽在船山学研究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鲜有提及，专门的研究文章更未曾一见。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略抒管见。

一、开拓与完善

1921年，“慕蔡锷，立志救国安民”的吕振羽考入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今湖南大学前身之一)电机工程系学习，并于课余常至湖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今湖南大学前身之一)旁听李达讲授新社会学，其间，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与李达建立师生之谊。1926年，北伐军攻占长沙，吕振羽投笔从戎。1928年后，吕振羽先后任《国风日报》《村治月刊》编辑，又于1930年与地下共产党员郑侃杨刚等人在北平创办《新东方》杂志。1933年春，经李达推荐，吕振羽任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讲师，讲授计划经济学、农业经济学、中国经济史、社会科学概论等课程，同年秋升为教授。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期间，吕振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先后撰成并出版《中国上古及中世纪经济史讲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著作。同时，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任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北平市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并于1935年底受党组织委派偕同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至南京，代表中共就国共联合抗日问题与曾养甫、谌小岑等人进行初步谈判。1936年3月，吕振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受党组织派遣，吕振羽回长沙参与组织和指导“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工作。就在离开北平前夕，吕振羽将其1933-1935年在北平中国大学等校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的讲义修改扩充成《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交由上海黎明书店出版。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方法，对自商朝奴隶制时代直至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第一部关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专著。在该书第十编“封建主义崩溃期的各派政治思想”“C”部分“都市布尔乔亚阶级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中的第二节“王夫之的经济欲望论”中，吕振羽论述了王船山的哲学思想。

《中国政治思想史》1937年版

吕振羽认为，王船山“在哲学体系中较黄宗羲有一步伟大的前进。他在哲学的根本观念上，完全是一个唯物论者”。他还通过引用王船山《尚书引义》卷六《毕命》中“物生而形形焉，形者质也；形生而象象焉，象者文也，形则必成象矣，象者象其形矣”以及关于白马、白人、白雪、白玉的两段论述指出：“他认为一切物都是客观存在的实体。不过他认为，物之呈献到我们眼中的都是物的现象，而不是物的本质。本质又是现象的内容……他认为本质和现象是有其因果关系的。认识本质，便要从现象的分析着手。但从现象之部分上着眼，却不能达到本质之认识的。”吕振羽由此证明，王船山在认识论上运用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认为人的思想、认识是对于外部世界的反映，既说明了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世界的可知性，还说明了如何从现象与本质、同类物的一般性和个别物的特殊性等诸关系入手去认识客观存在的事物。

同时，吕振羽进一步指出：“在逻辑上，他主张兼用分析和归纳的方法，由现象以达到本质的认识。因为并不能从部分的现象去达到本质的认识，而是要从全体上由分析以达到归纳。然而所认识的物的同一性，也只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例如他说：‘耳目手足之为体，人相若也，而不相为贷……易衣而可别号为一人也。故疏而视之相若；密而察之，一纹一理，未有果相若者。因而人各为质者，则质以文别，而体非有定审也。’另一方面，在物的本质的变化，便会引起现象的变化的；同时部分的变化，又会影响全部之变化的；本质是动的，所以现象也是动的。他说：‘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而心之神明，散寄于五藏，待感于五官。肝脾肺肾，魂魄志思之藏也。一藏失理，而心之灵已损矣。无目而心不辨色，无耳而心不识声，无手足而心无能指使。一官失用，而心之灵已废矣。’从而他认为‘心之神明，散为五官’，即人能认识现象，由于人身具有这种感官去摄取现象。他从这里达到其环境决定论的理解，确认环境决定人类的意志，意志支配人类的行为。例如他说：‘思慕笃而祭行焉，情生文者也。思慕易忘而因昭格之顷，感其洞洞属属之心，以思成而不忍斁，文生情者也。’因此他认为要养成善良的国民，则只有去改善其环境。”这样，吕振羽就从王船山唯物主义认识论看到了其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思想。同时，吕振羽又认为王船山《诗广传》中关于“道生于余心，心生于余力，力生于余情”的一段论述“又进一步确认人类在其存在上是在追求美的环境的——即所谓‘求适其情’”，并认为在王船山看来，“人类是有物质欲望的。他说：‘《易》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食之气静，衣之用，乃可以文。蒸民之听治，后稷立之也。丰饱贻矣，性情贻矣。'若人而没物质欲望，那便完全没有‘生理’了”，进而肯定了王船山的“经济欲望论”的主要内容和时代意义。

吕振羽不仅揭示了王船山在认识论上是唯物主义的，而且指出王船山在进化论上也是唯物主义的。通过引用王船山在《读通鉴论》《诗广传》中的相关论述，吕振羽指出：“第一，他认为历史是变动的，而且是进化的……这从历史的本身给予复古论者以有力的抨击。第二，他认为封建主义的政治是最不合理的政治形态，只有大同、一统的集权国家的政治才是最合理的政治形态……所以他并不是以自秦以来的‘郡县一王’的政治形态为标准，只是从政治形态上说，认那较前此为进步——是一代较一代进化的。第三，他认为统一的集权国家下的政治形态，同时要是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才算合理，才是人民（当然就是市民）所要求的理想政治，因而他批评秦汉以来的那种专制主义的政体。”

最后，吕振羽认为：“王夫之的理论体系中，充分地在表现初期市民阶级的革命意识。有人把他释之为庸俗的进化论者，那完全由于有色眼镜在作祟。因为他较之庸俗进化论者，还多了一点革命的内容。”

《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后，吕振羽并不满足，继续对王船山进行深入研究，并于1939年对该书进行修订后交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但一直未见发行。于是，吕振羽又于1947年将新修改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交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在此版中，吕振羽对先前著作中的这一部分进行了修订。在标题上，他将原第十编的标题改为“封建主义崩溃期的各派政治思想”；原“C”部分改为“第三章”，标题改为“市民阶级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在内容上，他也作了一些修订。第一，将王船山“在哲学的根本观念上，完全是一个唯物论者”的表述改为王船山“在哲学上，是一个唯物论者”。第二，他对王船山“人类是有物质欲望的”观点的相关论述作了扩充：“（王船山）进一步确认人类生存的斗争目的，在争取其现实生活的利益，和适合其要求的优良环境——即所谓‘求适其情’。同时由于人们思想意识的歧异，其这种要求也不一样。违反其这种现实要求，父便不能管其子，师不能教其徒，政府不能治其人民……但不论人的思想意识怎样不同，为丰衣足食的物质欲望的斗争，却是共同的……谁若没有物质欲望，那他便完全没有‘生理’；但若违反其物质欲望，去加以歪曲的制约，那便是违反自然的发展，丧失人生的意义”。他还结合当时的现实进一步指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尽力教人民从精神生活方面找出路，不要追求现实生活的物质利益。王夫之在这里是从反对这种欺骗宣传立论的，是有着战斗的内容的。”第三，对于王船山的进化论，吕振羽这次强调“达到可贵的社会进化论的见解”，并对之前的相关论述进行了扩充：“首先，他认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社会文明是不断进步的。所以从来进步的人，都不因故守旧，而善于因时势推进文明……其次，他便具体的从人类历史来说明，认为历史是不断变迁、不断进化的……他在这里一面根据传说，对原始社会的进化程序给予正面的说明；一面反诘顽固的保守派，说明社会如没有进化，便不仅没有当前的文明，人类自身也不知成了什么东西了，为是有着积极内容的见解。再次，他认为政治形态也不是今不如古，而是步步进化的；认为‘尧、舜、禹、汤’以前的政治是最落后的，‘武王革命’成功后的周朝封建制，比过去进了一步；秦以后的郡县制和集权于‘一王’的政治，比周朝又进了一步，但那只是使‘生命之困’‘少衰’，仍不是合理的政治制度……最后，他所要求的是‘统一’‘大同’‘风教’‘划一’的国体，不给予‘生民之困’，而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政体。易言之，即要求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和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第四，吕振羽对王船山理论的评价也作了补充：“王夫之的理论，在今日虽然只留下一些积极的进步的因素，然在当时却是很进步的、革命的。”

1945年，吕振羽完成并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第一分册。1948年，时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校长兼党委书记的吕振羽又完成了《简明中国通史》第二分册的写作工作，并将第二分册与第一分册合并，分上、下两册，交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在该书下册的第十五章“由封建制复兴到崩溃的明清时期”第十节“制度、宗教、哲学、科学、文艺”中的“哲学”部分，吕振羽指出：“这时期的哲学，主要有三大流派，即代表地主阶级的哲学流派，市民阶级的哲学流派，农民的哲学流派……尤其是明清之际，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的基础上，代表市民阶级的启蒙思想，有着颇丰富的进步内容”。“代表市民阶级的主要人物，在明清之际有王船山（夫之）、黄梨洲（宗羲）、朱瑜（舜水）、唐甄（铸万）、戴震（东原）等。他们一致反对佛、道及汉、唐、宋、明的儒家学（只有梨洲以阳明哲学的形式，说明自己的内容），以复古的孔孟学的形式，去表现其思想，提出时代的要求，反对封建的超经济的榨取方式，主张个人主义的国民之富；反对封建迷信和思想的束缚，要求解放个性；反对君主专制的政体，主张没有皇帝的民主政治；反对保守和空谈，主张实用之学；反对损害人民的战争，但主张民族自卫战争……”同时，吕振羽认为，“王船山的唯物论，可为他们哲学思想的代表。”

《简明中国通史》

对于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吕振羽论述说：“首先，他肯定‘物质即存在，是精神所依存的’（气者，理之依也），‘实际精神都存在于物质里面，物质无不具有精神。物质存在于宇宙中，宇宙无非物质’（“若其实则理在气中，气无非理；气在空中，空无非气”）。而且客观存在的世界，是变动不息的、发展的；并有其‘必然以符自然’的法则。从这里，进入他的进化论。他认为最原始的一种叫作‘絪缊’的客观存在的气体，‘初无定质’，但‘庞杂内塞’；由于其本身具‘阴阳之体’的对立契机，‘相荡’‘相叛”‘相越’以引起运动，成为‘其必然之理势’。后来便产生‘天地人物’。万物的产生，由于‘先有其可生之材（物质原素），乃乘其生理而生之；既有其已生之材，乃就其生机而厚之，无不因也’；由于‘天地之间流行不息’，所以‘天地人物消长死生’，都随着‘自然法则’（自然之数）无穷止的前进；‘来可见，往不可见；来实为今，往虚为古；来者生也’；‘非但人物之生死然也；今日之日月，非用昨之明也；今岁之寒暑，非用昔岁之气也’。由于这样无穷止的运动和‘万变’，便引起‘由一而万’‘有而富有，有而日新’‘备于大繁’的无止的进化。转入到人类社会的历史方面，他认为‘中国之天下’，‘太昊（伏羲）以上’，是‘取舍无据，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同‘禽兽’差不多的社会；‘轩辕（黄帝）以上’，是一种‘不能备其文（无文明）’，和‘夷狄’一样的‘部落社会’；以后才进入文明时代。因此他认为‘泥古过高，菲薄方今’的儒者，是‘蔑生人之性’。‘就事论法，因其时而酌其宜，即一代而各有弛张，均一事而互有伸屈’。而且中国社会从商周以来，已变了三次。每当未变之前，固不知会变成怎样。但变却是必然的，如说周秦之际的那‘一变’，是由于‘封建（即初期‘封建’）不可复行于后世；民力所不堪，而势在必革也’。到了他的时代，‘惩其差舛而改法’，亦‘不容不改者也’。‘改’就是‘革命改制’，‘建一代之规模’。‘改’成怎样的社会呢？他说：‘天下共同的意见：必将是公天下的前途；天下将不是一姓所私有。’（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但最后他又回到进化主义说：‘习久而变者必以渐。’

其次，他反对束缚个性的封建迷信和愚民教条。又认为欲望（人欲）是人类的本性，是和自然法则一致的（理欲皆自然）；束缚人类欲望的发展，就是违反本性即天理（有欲斯有理），人类是‘没有绝己之意欲以徇天下’的。应该让各人尽量发挥本性，去满足其自己的欲望（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其次，他极力反对官宦、官僚、‘故家大族’‘墨吏猾胥’以至秀才、贡生、举人等‘操细民之生命’，靠封建剥削吃饭的阶级；同时主张‘纾（解放）富民’。说‘大贾富民（市民阶级），国之司命’，‘士、医、农、工、商、贾’才是于社会有用的人民。最后关于土地关系，他主张禁止超经济的封建榨取，任各人自由活动，便能解决土地问题，如说：‘诚使减赋而轻之，节役而劳之，禁长吏之淫刑，惩猾吏之恫喝，则贫富代谢之不常，而无苦于有田之民；则兼并者无可乘以恣其无餍之欲，人可有田而田自均矣。’”

最后，吕振羽指出：“船山的思想，从今日看来，自然还是比较朴素，问题很多；然产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相当伟大的。”

此外，在“史学”部分，吕振羽指出：“王船山的《读通鉴论》，首先应用其进化论的历史方法；在中国，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一个部门，这还是第一次——虽然，他所应用的方法，和欧美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一样，还是不彻底的。”

值得注意的是，比之于1947年版《中国政治思想史》，在《简明中国通史》中，吕振羽对王船山哲学和政治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又有了新的深度和高度，一是认为王船山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含有物质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运动和发展的观点。二是更加突出了王船山改朝换代的革命思想，即“‘改’就是‘革命改制’，‘建一代之规模’……天下将不是一姓所私有”。三是认为王船山在土地关系上反对封建榨取，主张任各人自由活动。四是认为王船山的思想不仅是“进步的、革命的”，而且是“相当伟大的”。

（本文原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26年第4期，发表时略作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