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世纪30年代之后，吕振羽坚持不懈地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王船山学术思想，率先提出王船山是明末清初反映正在形成的市民阶级思想倾向和要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一个唯物论者，具有改朝换代的革命思想、反对民族压迫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耕者有其田的思想萌芽等一系列富有开拓性的学术观点。在以后的研究中，他又不断对上述学术观点进行补充、完善和发展。他对王船山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严谨性和现实性的特点，为王船山学术思想的研究、弘扬和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吕振羽（1900-1980），名典爱，字行仁

二、坚持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吕振羽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驻会委员、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历史教授、中国史学会理事等职务。尽管政务繁忙，但他对王船山的研究并没有停步，而是继续努力向前推进。他认真审视了自己之前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成果，在实事求是地肯定自己成果的同时，也感到“由于我当时马克思主义水平和客观的困难条件的限制”,存在“论断上的缺点、错误和材料上的不够全面与错讹”等不足，因此，1955年和1959年，他又分别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和《简明中国通史》进行了修订。

在1955年修订《中国政治思想史》时，吕振羽说认识到：前一版中“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作必要的论述，而主要只是从那些思想家的思想素材的本身去说明，显然是片面的”。基于以上认识，他将前一版中“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东西”的表述修改为“出现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原始形态的东西”，又将第十编的标题由“封建主义崩溃期的各派政治思想”改为“封建主义衰落期的各派政治思想”，将第三章的标题由“市民阶级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改为“萌芽状态中的市民政治思想”，并增加了其在1948年版《简明中国通史》下册中对王船山哲学思想论述的一些新内容，使之较前更为充实。

在1959年《简明中国通史》修订版中，吕振羽认识到，在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上，“本书的原版和新版，都是从经济上和其对城市人民所进行的阶级斗争的性质上作了必要的论证。这是正确的。但在一方面，论述得太简单，所据材料不够有力。一方面，作为论证的有些资料，如商人向茶丁、灶丁订购茶、盐，或卖原料给独立手工业者和收买他们的产品等等，它们虽然是当作由封建生产方法到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过渡来发生作用，但它还并不能唤起旧生产方式的革命，还不是资本主义性的东西”。基于以上认识，他“用了近两万字的篇幅，利用大量资料和当时人的研究成果，对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自由商人的原始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产生作了论述，从而改变了初版本和修订一版所存在的缺乏资料和论述缺失，大大地发展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自己提出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命题”。经此修改，吕振羽说：“在本书这次的修订本中，我自己看来，认为基本上已弥补了自己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缺点。”同时，他还将原版中的“代表市民阶级的启蒙思想”和“代表市民阶级的主要人物”的表述分别修改为“代表正在形成中的市民阶级的启蒙思想”和“反映正在形成中的市民阶级的一些思想倾向和要求的主要人物”，从而使其关于王船山思想阶级属性的表述更为科学、准确。此外，吕振羽还在之前对王船山有关土地思想的论述和评价中，增加了“在《噩梦》篇，（王船山）更进而主张：‘有其力者治其地’，‘而民自有恒畴'。这可说是‘耕者有其田’的伟大思想的萌芽”的内容。这些都反映了吕振羽对王船山及其所处的历史时期的研究更趋全面和准确。

1962年夏，李达倡议召开“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湖南和湖北两省社科联遂商定于11月联合在长沙召开此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专门对王船山思想进行研究的大型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也是有组织地研究王船山思想的开始。鉴于吕振羽在王船山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会议盛情邀请吕振羽出席。吕振羽欣然于11月17日由北京飞抵长沙参会，被选为会议党组成员，并经湖南省委决定与潘梓年、朱凡组成党组中心小组，负责日常工作。18日下午，会议正式开幕，吕振羽在开幕式上讲话。在以后的几天内，吕振羽积极参加小组讨论会，并认真阅读论文。26日，会议举行闭幕式，由吕振羽作总结性发言。在这一小时又四十五分钟的发言中，吕振羽重点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王船山的时代和其思想的阶级性问题，吕振羽指出，“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在讨论中分歧不少”，既然大家“都同意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进行分析，结论为什么不同呢？这表明我们大家在认识上有距离，同时对史料的掌握和理解也有距离”。接着，吕振羽从明清之际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形势出发，运用大量的资料，详细分析了当时的阶级、阶层的基本情况，得出以下结论：“我个人的意见，还是和《简明中国通史》一样，认为王船山是代表市民阶级的，本身充满着那个时代的矛盾。如果王船山没有封建的一面，只有进步的一面，当时社会不存在那样的阶级；如果说只有封建的一面，没有进步的一面，那么王船山思想很多内容就要按照朱熹同二程去修改一下，不修改一下便讲不通。”

第二，关于王船山的世界观问题，吕振羽指出：“借古人的词汇、范畴，喊古人的口号，穿古人的衣服，来表达自己时代的新要求，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中外都不少。关于中国哲学史上有没有客观唯心主义，有没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我认为世界观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存在与思维，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都不能不归之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种形态及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唯心主义阵营中，有没有客观唯心主义？我认为，在某些国家，某些时代，某些阶级的特定条件下，它的世界观不能不表现为客观和主观的唯心主义，不管它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国家哲学史上所用来表达的述语或范畴如何不同，这一切通通在实质上不能不归结于发展过程中所共有的，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如果说王船山哲学内所阐述的理、气以及类似的范畴，不过在于说明客观世界及其法则或规律的统一。假使这样，我认为可以说，王船山的哲学达到了相当高度的唯物主义。”

第三，关于王船山在政治上的思想主张、爱国主义和民族观等方面的问题，吕振羽认为，“王船山在政治上的确常常有自相矛盾的东西。”接着，他分别从王船山的政治主张、爱国主义和民族观等方面具体指出了这些复杂性和矛盾性：

在政治主张方面，“从王船山的著作来看，在政治上一方面和传统的君主制度相联系着，认为君主制度是必用的，他并没有说不要君主去选大总督。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天下非一姓之私也’的观点，而这和《礼运》中‘大同’是不同的。他在发展观上承袭变法改制的思想，但又提出可承、可继、可革，明确提出革命改制，这是王船山以前没有任何人提出过的。《易》上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话，但在王船山以前的思想家没有人敢提到。在对君与民，治与乱这等等关系上，王船山一面体现了传统的思想，但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地强调人民的力量，珍视人民的普遍意愿。他说：‘天聪明自我聪明，天明威自我明威。即民之聪明明威，而见天的违顺，则秉天以治人，人之可从违者，审矣。’对农民起义，他也有他的看法：一方面，认为统治者对起义的农民应该采取适当的步骤去控制它，利用它；但另一方面，他解释农民起义的原因和作用不仅是比较深刻、客观，而且是比较大胆的。他公然敢说农民起义是从那里来的，并且说孔鲋到陈涉、吴广那边去是可以原谅的。这说明他的多面性和矛盾性……王船山一方面承认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但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改革主张和富民思想”。“他一方面认为商业是好的，必要的，不可少的，应该扶持的，但另一方面又把商业骂得一塌糊涂”。“王船山提出了‘天理皆人欲’这一思想……我看是很新鲜的……表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从保守方面来说，他主张维系君主制度及其权力，不敢批判孔子，孔子什么都好；但另一方面，他又反保守，说‘可继、可革’，‘天下非一人事’，应归天下于公，进步到如此程度。这是革命的一面，我认为应当重视他的这一面，因为这在王船山以前没有或不可能有的，这些思想反映在思想上面是中国历史前进中极不平常的东西，我们应充分重视这还不完整的、不完全成熟的东西”。

在民族观方面，“有人认为王船山是卑视和歧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并根据其所说：‘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的话，说王船山的错误是大汉族主义。我认为王船山的话不是空洞和抽象的，是有其具体对象的，是有其内容的，是对满族贵族而说的。有的同志曾谈到王船山称少数民族为神明之裔，他并曾经逃到苗族地区，穿苗衣，改苗姓，也可能是说苗话，可见王船山并不歧视少数民族，也并不认为少数民族天然是落后的”。

在爱国主义方面，“王船山的反清斗争，和顾炎武、黄宗羲以及东南地区市民的反清斗争同样坚决。他对清军的屠杀政策不共戴天，对降清作官的人深恶痛绝。他曾到桂林参加南明的抗清斗争，又曾组织抗清活动，不剃发，不改服饰，终身不同清廷合作。这些是否忠于明朝呢，但他又主张‘天下非一姓之私’，说朝代的改换，张、王、李都可以，这不是矛盾吗？同时，在王船山著述中，他对明末的黑暗腐朽，倒行逆施是痛心疾首的。他是不是从大汉族主义的立场进行抗清呢？上面说过，王船山避难深入苗族地区，同当地民族一起生活，穿苗衣，改用苗姓，策动苗瑶人民一同抗清，说他是大汉族主义和卑视少数民族，不能这样讲吧。那么，王船山是否有朴素民族主义的思想呢？我看恐怕是有的。人类历史上，不管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有民族主义的。这种思想，当反对民族压迫时，就表现为爱国主义。但有其阶级性。农民是反民族压迫和外来侵略的主力，我国历史上有这种传统，在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成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国际主义。在无产阶级以前，人家有民族主义就加一顶大民族主义的帽子，这是非历史主义的。同时，王船山还以自己在落后民族地区耳闻目见的实际调查来研究太古时代社会，即我们所谓原始社会的类比材料，这种实是求是的调查研究和刻苦钻研的踏实作风，与顾炎武一样，是突出的优点之一。我们不能从这里找到王船山歧视、卑视少数民族的任何言论”。吕振羽认为，“这种矛盾复杂的情况，原因何在？我看是由于王船山所处的历史时代某些阶级本身的矛盾性的反映。”

27日上午，与会学者参观湖南历史博物馆。见到所展出的王船山《噩梦》手迹，大家非常激动，冯友兰跋曰：

经年三百尚如新，满纸光灵字字真。不待鬼神长呵护，于今珍惜有人民。

吕振羽则凭着他对王船山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也当即作《船山先生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读遗稿<噩梦>敬跋 》曰：

天崩地裂遘阳九，江海横溢泣孤忠。遁迹苗瑶同敌忾，改名易姓志恢洪。丹心一片通黄顾，拒秦三户起兵戎。茅舍数椽湘山陂，苍苍衡岳蔚英奇。深研苦钻节高亮，为攘鹰犬月三移。究穷理气迈前代，探索天人妙幽思。揭破程朱非明宋，陆王心学更乖离。论史竭精阐理势，未临奥堂窥藩篱。岂但皇统可禅继，革命改制萌新旨。好个人欲天理章，铮铮诸子谁堪比! 千载纲常品从头，龙舟会中别丑美。诫子条条越常规，钢铁斗志垂后起。宿学菁英集星城，雄谈宏论起争鸣。工夫何止传学正，精粕表里自分明。湘江北去淘沙金，岳色南来变古今。

在此跋中，吕振羽综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和在总结发言中的观点，对于王船山的学术思想作了较为全面的诗评。

当日晚，吕振羽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由衡阳湘剧团以高腔排演的王船山杂剧《龙舟会》。返回宾馆后，吕振羽在日记中记下了观后感：“此剧不只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非任何他剧（连同“西厢记”在内）可比例。船山在此剧中，不只骂倒明朝皇室、皇族、明清官僚，与清廷不共戴天，而又明显表示出代表市民阶级的倾向和反封建纲常名教的思想。”

28日，吕振羽赴衡阳参观船山展览会，留词云：“究穷理气迈前代，鞭打程朱非宋明。”对王船山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程朱理学的学术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又吟《衡阳市观船山展览会》诗曰：

一代哲人翰墨香，连环巨构遗踪详。船山学养多踏实，行言百业器论张。

29日，吕振羽兴致勃勃地访王船山故居，谒王船山墓。分别留下诗作。

《访王船山故居》云：

船山故居曲兰东，瓦屋三间旱陇中。手植青枫高百丈，开门长对万株松。

《探船山墓访墓庐遗族（三则）》云：

三尺黄冈阡石峋，青松环障自为茔。脚头溪水清澈甚，南国文章第一人。

墓庐遗族尽农民，家口散居百几人。为道船山家旧况，旱田两石近亲邻。

道器究评敷义新，宋明庠苑翻秋春。汉家江山存正气，南国儒林第一人。

诗中引用船山墓庐石柱上所镌刻的王闿运语“南国儒林第一人”对王船山作了较高的评价。

吕振羽以上诗跋于12月5日在《新湖南报》（1964年10月1日改名《湖南日报》）上发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然而，吕振羽正满怀新的期待由长沙返京时，却于1963年1月5日在河北保定被秘密逮捕，“隔离反省”，失去自由。虽然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但吕振羽的思想仍然是自由的。他坚持阅读、写作、赋诗，并坚持继续研究王船山，作《王船山史论》诗云：

史学船山掀巨波，欲明“理”“势”究长河。导论进化别达氏，认有律规似韦哥。未破旧瓶“通鉴论”，初扬异帜“龙舟歌”。休言古无“物观”点，莫把南针作绑索。

诗中，吕振羽认为出生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的王船山，继承并发扬了传统“变”的历史观，初步认识到历史是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而没有最终地揭示这一规律，但他已触着了问题的边际，表现出对传统唯心史观的反动思想。

“文化大革命”中，吕振羽又因曾担任过刘少奇秘书而受到株连，备受摧残，直到1975年1月才无罪获释，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1980年7月16日，吕振羽不幸病逝。病逝的前一天，他还在为《简明中国通史》的修订重版作序言。

由上可知，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吕振羽对王船山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在坚持自己之前观点的基础上，专门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角度论述了王船山思想的阶级属性，再次肯定王船山是当时正在形成中的市民阶级的代表，本身充满着那个时代的矛盾。同时，他还提出了王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不歧视少数民族，也并不认为少数民族天然是落后的”；王船山反对民族压迫，表现为爱国主义；王船山的《龙舟会》“别丑美”“初扬异帜”等观点。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吕振羽对船山学研究所获得的重要新观点和新成果。

（本文原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26年第4期，发表时略作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