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沙历史上的今天。

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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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为什么在50年代出现大规模叛乱？1951年5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中南海签订《十七条协议》，宣布西藏和平解放。

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故事。

作为中国领土的西藏，在清末却差点脱离出去。

趁着清政府腐败无能，失去对边疆地区控制的有利时机，英国开始入侵西藏。

此时的英国完全控制了印度，在他们看来一旦控制世界屋脊西藏，不但巩固了印度殖民地的安全，还可以居高临下随时深入中国的心腹地区，获得军事战略上的巨大的优势。

于是，1888年和1903年，英国发动两次入侵西藏的战争。

1888年，英军首先发动对隆吐山的武装进攻，经过激战将装备火绳枪、长矛、大刀的落后藏军击败，侵占了西藏不少土地。

此时英军尚且没有全面入侵西藏的实力，只能见好就收，捞点好处再说。

在1890年和1893年，英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和《中英会议藏印续约》，承认锡金受英国保护，接受了英方片面提出的藏、锡分界线，同意开放亚东为商埠，允许英国在该地享有治外法权，并规定五年之内通过亚东的进出口货物概不纳税。

通过这个协议，英国将中国的藩属国锡金夺走，还获得了一些在西藏的特权。

随后的清政府日益衰败，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城，慈禧太后屈膝投降，签订了历史上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至此，英国对腐败透顶的满清非常蔑视，在1903年发动了对西藏的第二次全面入侵。

此次英军有备而来，已经准备了10多年时间，胜券在握。英军从1903年12月出兵，到1904年8月连续击败落后的藏军，直接占领拉萨。英军的军官和随军记者多不认为第二次入侵西藏是一场战争，更像是单方面的屠杀。

此时的英军已经非常先进，装备包括榴弹炮、重机枪在内的各种新式武器。

而藏军仍然装备着大量原始的火绳枪和冷兵器，骑兵甚至挥舞着马刀朝着重机枪阵地冲锋，被一片片扫倒。藏军兵力还严重不足，由于西藏人口稀少，加上政治派系林立，难以集中大量部队对付英国人。此战藏军甚至大量使用僧侣助战，只是凑齐了1万6000多人，而英军则有1万多人。

占领拉萨以后，英军强迫西藏实权派政治势力签订《拉萨条约》。除了大量赔款以外，需要在西藏境内增开英国商埠，英军在西藏长期驻扎，藏军拆除所有防御设施，以及各种利于英国人的特权：除非先经英国同意，西藏土地不准出卖、转让、租赁给任何外国；西藏事务不准外国干涉；外国不得派员或代理人进入西藏；西藏铁路、道路、电线、矿产及其他利权，均不许外国及其国民享受，否则英国政府将享受与之相抵或相同之利权；西藏的财政收入、货物、金银钱币皆不许给与外国抵押拨兑。

显然，这是英国殖民印度的老一套，通过条约将西藏慢慢搞成英国的殖民地。

西藏地方势力痛恨英国人的入侵，却认为这可以借此削弱满清对西藏的控制。

到了民国初期，随着中原的军阀混战和英国殖民程度加深，中央政府对于西藏的控制力越来越弱。

不过，西藏内部有很多问题，尚且做不到团结起来，依靠英国人彻底脱离中国。

当时的藏区分为卫藏、安多地区、康区三大地区。由于历史问题，康区东部是国民政府的西康省管辖，由地方军阀刘文辉直接控制，形式上服从中央政府管理。

而安多地区则划归为青海省，由青海穆斯林军阀马步芳控制。马步芳没有直接管理安多地区，由当地藏族土司分散自治，却不受西藏噶厦政权控制。

而噶厦政权可以控制的，主要就是卫藏地区和康区西部，大体是今天的西藏自治区。

卫藏地区却不是铁板一块。

卫藏地区的“卫”汉语又称前藏，大致相当于现今的拉萨市（当雄县除外）、山南市和林芝市西部（工布江达、米林、朗县三县及巴宜区）；“藏”汉语又称后藏，大致相当于现今的日喀则市（北方小部除外）。

历史上，“卫”和“藏”由藏传佛教的两个不同教派统治：“卫”由格鲁派统治，“藏”由萨迦派统治，互相独立，谁也不能控制谁。

这还是粗略的划分。

西藏的政治势力林立，地方有大量土司和宗教势力割据一方，噶厦政权对于很多地区的管理只是形式上的。

虽然1642年固始汗出兵占领了卫藏地区，导致萨迦派实力严重削弱，到了清末萨迦派仍然有一定实力。

在1949年之前，西藏地方权力主要操纵在噶厦政权手中。

噶厦是藏语，“噶”是命令的意思，“厦”是房屋的意思，“噶厦”就是发号施令的地方。

外国人常把噶厦译成“内阁”，实际上就是掌握军政权力的西藏地方政府。

固始汗占领了卫藏地区以后，不愿意将政权交给传统的宗教势力，选择扶持了世俗派的噶厦政权。

噶厦政权很快被西藏地方贵族把持，权力成为世袭制度。

清代统治者反复思考，认为应该打击噶厦世俗政权，将他们的部分权力交给宗教势力。

宗教势力没有后代，权力难以代代相传，相对容易控制。

所以，乾隆时期进行改革，不但确定驻藏大臣的职权，还首次正式规定了达赖喇嘛的世俗权力。此后，西藏的政治权力由噶厦俗官系统转入达赖喇嘛僧官系统之手，噶厦则成为达赖喇嘛属下的办事机构。噶厦的权力被大大削减！

直到清朝灭亡，噶厦专权的情况不再出现。

简而言之，满清通过政教两头政策，实现对西藏的长期管理。

对此，噶厦政权极为不满。尤其清朝末年，满清看到噶厦同英国人勾结，开始进行改土归流政策，试图削弱噶厦政权的权力，扩大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又引起了噶厦政权的仇恨。

这一切，在1949年就出现了很大的改变。

解放军拥兵数百万，四面进军，意图完全解放全国，已经不是噶厦政权可以对付的。

1949年8月，兰州战役爆发。军事实力远强于噶厦政权的青海马步芳割据力量，在解放军攻击下土崩瓦解。马步芳抛弃部署，自行带着家眷，仓皇乘坐飞机逃到沙特。至此，为祸中国长达半个时期的穆斯林地方政权彻底终结。

眼见马步芳、马鸿逵的崩溃，噶厦政权知道武力对抗是自取灭亡。

解放军不含糊，在很多场合表现出维护领土完整的强烈决心：1950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指出解放军“1950年的光荣战斗任务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完成中国统一事业”。

1950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向西藏多路向心进兵”计划，分四路进军西藏。四路以康藏方向为主攻，由第十八军负责。在滇藏方向，第十四军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团于7月上旬进驻云南贡山，后到达门工东北，配合第十八军行动。在青藏方向，由第一军组建的骑兵支队600余人，于7月24日抵达玉树地区。在新藏方向，新疆军区派独立骑兵师第一团一连135人作为进藏先遣连，8月底到达西藏阿里地区改则县西北的扎麻芒堡。

面对解放军的强大威胁，噶厦政权当然不会随便交出权力，开始考虑军事对抗。

噶厦政权对打赢战争没有信心，却寄希望于打赢一两次战役，进而可以在谈判桌上获得更好的地位。

事实给了他们当头一击。

1950年10月昌都战役爆发，噶厦政权出动几乎所有机动兵力，约8500人参战。

昌都战役历经19天，解放军先后打了20多仗，将藏军完全击溃。此战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计有5个玛噶（团）全部，3个玛噶大部，1个玛噶起义，其中俘虏2700多人。

昌都战役失败后，藏军主力基本被歼灭，无法继续正面武力对抗。

噶厦政权内部慌乱不已，互相责怪埋怨，摄政达扎·阿旺松绕被迫辞职。

鉴于现有政权无力维持局面，噶厦政权被迫允许年仅15岁的第十四世达赖掌握实权，直接同共产党打交道。

经过反复谈判，双方于1951年5月23日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议一共十七条，也称为《十七条协议》。

双方确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同意“西藏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人民政府负责西藏的涉外事宜，并恢复班禅额尔德尼在西藏的固有地位，协议还同意中央对西藏的政治制度以及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均暂不变动，尊重宗教信仰自由。

解放军开始在西藏驻军：1951年10月26日及27日，三千余解放军进入拉萨。另外，从西藏东部和新疆等地有两万余解放军进入西藏，并控制了日土、噶尔等重要地区，随后又进驻江孜、日喀则等地。于是，拉萨在内的西藏全部主要城市都有解放军驻守，并在西藏东部和西部的整个地区集中大量的军队。

无论是噶厦政权还是达赖本人，都知道这种局面仅仅是暂时的，共产党必然要在西藏进行全面改革。

当时的西藏非常落后，仍然保留着封建农奴制。

占西藏人口5％的官家、贵族、寺院和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组成的农奴主阶级，拥有大量土地、庄园、牧场乃至农奴。而超过旧西藏人口90％的农奴，不占有土地，没有人身自由，依附于某一领主庄园中为生。此外，还有占人口5％的世代家奴，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也没有丝毫人身自由。

别的尚且不说，仅仅是地位相对较高的农奴，也大大不如美国的黑奴。农奴可以被随意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也会被随意惩罚“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投水”，更别说必须为主人无偿劳动了。

在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直到1959年时被废止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由于佛教不杀生等原因，对于谋杀罪不判死刑，而是赔款。赔款分成三等九级，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等，其命价为与其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猎户、匠人等，其命价为一根草绳。

对于西藏农奴主的恶劣行为，堪称罄竹难书。

以西藏江孜地区帕拉庄园的贵族扎西旺久为例，此人经常无故毒打农奴，经常搞出人命。

他的农奴米玛顿珠回忆：“他去江孜打麻将，输了回来就拿农奴出气，随手抄起个东西，见人就打。” “我有个亲戚是马夫。一天，主人站在楼顶上看他喂马，嫌他浪费草料，就让人打他，从早上开始打，一直打到他断了气。”

这家伙的所作所为，在当年的西藏毫不稀奇。

不要说农奴主可以随意打死农奴，即便他的狗腿子也可以：“孤儿白玛玉珍的父亲是个穷差巴（农奴），她很小时父亲出差病死在外边，妈妈又被嫁给别的农奴。一次，已经怀孕妈妈背着她为农奴主割草时，和狗腿子平措占堆吵起来。这恶霸就把她妈妈打得死去活来，妈妈流着鲜血爬回家，第二天就死了，临产的孩子也死在肚子里了。”

未成年的农奴孩子，也不被当人看。农奴次仁拉姆这么回忆：她在6岁起就被抓去背农奴主的小孩，每当背不动摔倒的时候，农奴主人就会揪耳朵、用棍棒打、用脚踢。她每天只能吃两勺糌粑，晚上睡门后，在她前十几年的记忆里，最温暖的地方，反倒是她降生的破牛棚。

上面提到的米玛顿珠，也过这种饥寒交迫的生活。一次她和一个亲戚实在饿的受不了，从农奴主仓库里面多领了几斤青稞。被发现后，米玛顿珠被按在地上狠狠打了100多鞭子，打得两腿皮开肉绽，２０多天后才能走路。主人说，如果不是看她平时干活干的不错，就当场打死她！

对此，即便是西方也是认可的。

西方普遍认为，西藏的农奴制度非常黑暗，农奴们就是人形牲畜，甚至不如牛马！

法国旅行家亚历山大·大卫·尼尔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说：旧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他们身上还有着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

美国藏学家梅尔文·戈尔茨坦认为，西藏农奴制度是非常残忍且不人道的：绝大多数在西藏的人都是农奴，须要纳税、做劳役，农奴要结婚和暂时离开所属庄园的权力也要等到农奴主人的许可。尤其可悲的是，农奴所生子女的归属权，都要由农奴的主人决定。这些孩子完全可能像刚出生的牛羊一样，在父母的泪水中被卖给别的主人。

共产党在西藏推行的改革政策，尤其是终结农奴制度，当然受到西藏普遍老百姓的支持。

对于西藏传统贵族、农奴主人和地主来说，这种改革断了他们的财路，瓦解了他们的特权地位，就等于要了他们的命。

作为这些统治势力代言人的噶厦政权，自然会不惜代价进行反抗。

1954年，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邀集达赖、班禅及西藏在京的主要官员开会，就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一事向他们作了说明，并对解决西藏历史问题发表了意见。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

1957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印度期间，分别向达赖、班禅转达了毛泽东主席的信，传达中央关于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年至1962年)，西藏不搞改革，过六年之后是否改革，仍然由西藏的领导人和人民群众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的意见。

面对这些情况，噶厦政权深感惊恐。

他们知道农奴制度无法得到西藏平民的支持，换句话说人民群众肯定支持改革。

只要中央政府任由西藏平民决定，那么农奴制度必然会被废除。旧有的奴隶主阶层，也会由此退出西藏的历史舞台。

于是，噶厦政权开始用各种行为进行对抗：1952年西藏地方政府的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暗中支持非法组织“人民会议”，在拉萨骚乱闹事，反对《十七条协议》，反对成立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反对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

1955年，噶厦政权的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在当时的西康省藏区秘密策划武装叛乱。

1956年开始叛乱，叛乱分子围攻地方政府，残杀工作人员和群众数百人。西康藏区的叛乱被平息后，一些叛乱分子窜到西藏，于1956年在昌都地区又发动了叛乱。

1957年5月，在噶厦政权的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的支持下，叛乱分子在西藏成立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叛乱组织。

1957年下半年，噶厦政权公然给各庙寺、宗本发布“密令”，煽动僧侣官员反对改革，并提出“西藏独立”的口号。之后，叛乱活动愈演愈烈。

在西藏的昌都、丁青、那曲、山南等地区，杀害干部，破坏交通，袭击军车和中央驻西藏的机关、部队，并到处抢劫财物，残害人民，奸淫妇女。

当时西藏旧政府也承认，很多群众因遭受叛乱分子残害向他们告状，仅1958年就有70多起。经过西藏农奴主的长期精心策划，于1959年2月，在西藏新年法会期间，叛乱分子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逮捕中央驻拉萨人员，武装包围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并于3月10日撕毁《十七条协议》，全面地发动了反革命叛乱。

1959年元旦刚过，在西藏军区主持工作的谭冠三政委就接到扎木中心县委的急电，扎木突遭上千叛匪的疯狂围攻。扎木是川藏线上的交通要地，兵力只有一个排，情况十分危急。

当时，军区身边的部队只有159团，而拉萨城内只有一个营，不能动。谭冠三只好让159团调另一个营，火速救援扎木。

被围攻的扎木，当时只有158团一个38人的加强排和20余名县委工作人员。县委书记孟宪民预料到叛匪早晚要来，和指导员林天得、排长张学奎带着大家事先修筑了12座碉堡、41个掩体和800米交通壕，并打了6口水井。驻地人人站岗，县委书记也不例外。

围攻扎木的“卫教军”总司令恩珠仓·贡布扎西和当地头人蔡刀，纠集了1600多名叛匪，装备有60、82毫米迫击炮各两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13挺以及大量美制M1半自动步枪，火力在解放军之上。

但解放军正规军的战斗力很强，不是这些乌合之众可以相比的。

这个排死守了13天，终于等来了援军，击溃了敌人。

固守的部队战斗非常惨烈，救援部队也用尽全力：援军159团2营从一千多公里外赶来，乘车过林芝后发现道路被破坏，只能徒步前进，没想到又赶上了大雪，团政委董志理的双脚被冻坏。叛匪还烧毁了通麦大桥，各连只能靠工兵携带的几只橡皮舟，强渡易贡藏布江。一路上，副团长吴晨带队冲破叛匪的阻击，最后七十公里强行军，前卫连两次进行轻装，一望见扎木的大火，干脆把棉大衣、干粮都扔了，拼尽全力冲向扎木。

类似于扎木战役的叛乱袭击，随后还发生了多起。

1月25日，2000余名叛匪带着美国中情局空投的迫击炮、轻重机枪和炸药，把泽当围了个水泄不通。当时这里只有解放军守备分队为155团3营，兵力很少。叛匪首先向7、8连驻守的山梁发起猛攻。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最危险的时候，叛匪甚至爬上了隐蔽部和碉堡顶上。不过，叛匪连续三天的进攻，都被解放军打退。强攻山地受挫，叛匪转向泽当的仓库和医院，把炮轰、火攻、坑道爆破都用上了，炸毁了多处房屋。

解放军经过浴血苦战，才击退敌人的惊人。

眼见叛匪全面进行军事活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被迫作出了平息叛乱的决定。

1959年3月17日，达赖携带母亲，姐姐，姐夫达拉·平措扎西，弟弟阿里仁波切，三名噶伦索康·旺钦格勒、柳霞·土登塔巴、夏苏·久美多吉，经师林仁波切，副经师赤绛仁波切，护法及随行藏军等600人随马队逃离拉萨。

1959年3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国务院令，宣布解散原西藏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政府职权，并在西藏实施名为“西藏民主改革”的土地改革运动，废除“农奴制”。此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接管了西藏噶厦原来的政务。

1959年3月31日，达赖喇嘛等一行到达印度实际控制的达旺地区，逃出中国境内。

此时，西藏已经陷入叛匪的全面袭击中！

解放军在1959年连续进行了多个大规模战役，在大体平息了西藏的武装叛乱。

以色达战役为例，解放军出动8个团，经过数月苦战，才歼灭了叛军3000多人，缴获枪支近2000支，安抚4000多名被裹挟的藏民回家。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到1960年底，西藏的民主改革基本完成。民主改革后，彻底摧毁了三大领主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

其实，站在国家的角度，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允许内部出现一个，拥有地方行政权力和军事力量的势力，即便美国也不例外。

只要存在一个这样的势力，就为国家内乱埋下了无穷无尽的隐患。对于这点，中国人有着5000年的惨痛经验，不用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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