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先驱：林则徐、魏源和徐继畬

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中国人总是把外族人看成是“夷人” ，对西方人也不例外。北京的朝廷离沿海省份十分遥远，它不需要也不担心会跟外国人接触，有时甚至刻意避免跟他们接触。所以中国的士大夫对外国人以及他们的国家不感兴趣。代表清廷的权威史书，是由指定的史学家专职编纂的。这些书为求内容全面，才提及一下西方国家。书中的信息多为二手资料，主要来自几个世纪前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所写的有关他们国家的著作。

虽然，在清朝，有些中国人游历过西方国家，但很少有人留下游记。在17至18世纪，已有中国人去过俄罗斯，相关旅行的原始记录就是两本出使日记，这两本日记是1688年离开北京赴俄罗斯时写的：张鹏翮的《奉使俄罗斯日记》和钱良择的《出塞纪略》。遗憾的是，前一本日记根本就没有提及俄罗斯的情况，而钱良择的日记对这个国家也只是很概括地谈了一下。

有关西欧的资料也很少。18世纪初，山西青年教徒樊守义(1682—1753，后来叫Louis Fan)跟随意大利耶稣会士弗朗切斯科·普罗瓦纳( Francesco Provana，1662—1720) ，去了欧洲。他们是1708年1月14日从澳门出发，途经南美洲，于次年抵达欧洲。1709年12月15日，樊守义在罗马当了耶稣会见习修士。在欧洲待了10年后，他和弗朗切斯科·普罗瓦纳一起回中国，于1720年7月12日 到达广州。同年10月12日，他向康熙皇帝禀报了此次欧洲行。樊守义的游记《身见录》，后来由方豪发现并收录于他的《中西交通史》(第855页至第862页)中(参见Dehergne，Jesuites：no.282) 。

樊守义的《身见录》，可能是中国人最早用汉文写的关于南美洲和西欧的游记之一。书中记述了巴西、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地的各种见闻，对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以及那不勒斯的圣亚纳略( Saint Gennaro)圣迹，做了有趣的描写。书中提到的许多地名，全是音译词。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此书颇具研究价值，因为书中有“学校” “大学” “中学”和“小学”等词，是较早用来指代葡萄牙各种学校的汉语表述。

另一本早期的欧洲游记，叫《海录》。此书由海员谢清高口述，杨炳南整理。谢清高从1783年起，搭乘西方的一艘航船，在欧洲游历了14年。这本游记虽然不是谢清 高亲笔撰写，但它仍是一份很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海录》这本游记中，有关当地的机构以及风俗习惯的外语单词是用汉语音译的。例如，在有关葡萄牙的一节中(第12页至第13页)，重要国家机关的名称全用音译。葡萄牙国王被称作“哩” (rei，参见Ch’ en，Hai-lu：215)，王储被称作“黎番爹” (l’ infante，参见Ch’ en，Hai-lu：215)，等等。这本特殊的著作中，除音译词外，似乎没有提到为以后的著作所使用的其他种类的新词。

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官员们对他们的敌人，基本上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夷人对中国及其人民在打什么主意。沿海文武员弁，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

这些官员对外国人所讲的语言一点也不感兴趣，而且把学习外语看作一种祸害：

嘉庆间，广东有将汉字夷字对音刊成一书者，甚便于华人之译字，而专史卷之。(Haiguo Tuzhi：109 - 110)

林则徐受道光皇帝之命，任钦差大臣，赴广州解决鸦片问题。直至那时，中国官方对西方近乎全然无知的时期，才自此宣告结束。林则徐由两个英语翻译陪同于1839年3月10日到达广州。

这两个译员可能是北京仅有的两个懂英语的中国人。林则徐一到，便立即开始招募译员，组建中国第一个官方英语翻译小组。

林则徐离开广州几个月后，也就是在1841年农历三月(即阳历3月23日至4月20日) ，他在寄给靖逆将军奕山的一份报告中，讲了广东省的海防策略。

这份报告中有一节，叫作《夷情回测宜周密探报》。在这里，林则徐表达了他对外国报刊的兴趣，他说：

其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夷人所聚闻见最多，尤须密派精干稳实之人，暗中坐探，则夷情虚实自可先得。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传至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彼此互相知照，即内地之塘报也。彼本不与华人阅看，而华人不识夷字，亦即不看。近年翻有译之人，因而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取准备之方，多由此出。(Haiguo Tuzhi：2899 - 2900)

尽管中国军队由于轻视林则徐所收集的情报，而遭到重创，但是译员们却为传播西方信息铺平了道路。

在林则徐1839年农历二月底(即阳历3月15日)给 广东督抚怡良的一封信中(参见Hummel，Eminent Chinese：389-390) ，我们知道，他在到达广州后没有几天，就已经有了几份翻译好的西方报纸。

上面我们说过，陪同林则徐到广州的有两个翻译，他们就是袁德辉和亚孟。袁德辉是四川人，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天主教教会学校学过拉丁文，后又在英华书院学过英语。这个书院在马六甲，是马礼逊创办的。袁德辉是1825年入学的，在书院读了两年书。后来，由于他参加一个秘密组织，受到指控，最后被驱逐出马六甲。他移居广州后，继续与马六甲的同学亨特保持联系。1829年，经亨特推荐，他在北京理藩院当了拉丁文翻译。据亨特说，袁德辉后来在北京为林则徐做事，1839年，又随同他到了广州。在这之前，他曾在1830年和1838年，两次赴穗，收集西书( Hunter，Bits of Old China：260-263) 。

亚孟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孟加拉人。亚孟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译员，他一直在北京“会同四译馆”工作。亚孟曾在印度塞兰布尔( Serampore)的英国教区读过书。

很显然，林则徐对他早先的这两个译员的语言能力不大信任。他刚到广州不久，就请亨特(在罗素洋行[Russell & Co. ]工作的青年译员)将自己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信译回中文。其实这封信已经由袁德辉译成英文了，可是，林则徐要检查这份英译文是否契合他信中的原意。显然，林则徐在与洋人的语言交际上颇为谨慎。

在广州，林则徐雇了几个当地译员。其中一个是年轻的林阿适，他在1822年到1825年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 Connecticut)的 康 沃 尔( Cornwall)求学。另 一 个 是梁进德，他是西洋信息的主要提供者，这些信息后来被纳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译著中。梁进德是梁阿发(参见1.2和1.4节)的儿子。1823年11月20日，梁进德接受马礼逊的洗礼( Wylie，Protestant Missionaries：21) ，10岁那 年，他受传教士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之 监护，裨治文还教他学英语。梁进德在广州一直待到1839年，后来他去了澳门，为美国商人查尔斯·W.金( Charles W. King)做事。同年5月，林则徐得知他有口译特长，遂雇他为翻译。

林则徐被皇帝任命为查禁鸦片贸易的钦差大臣，地方官员奉朝廷谕旨，在各个方面给他以尽可能的协助。由于林则徐有专门负责与洋人接触的官方通事提供服务，所以他没有必要另雇私人译员。

中国皇帝给欧洲一些国王的信，是通过欧洲赴华使节递送的，这些信一般由外国使团自己翻译。因为朝廷认为，外国人应该学会中国的语言，而中国人则没有必要学习外国语言。1757年，清廷在北京设立了俄罗斯文馆，专门培养俄语译员，这是朝廷对外语态度转变的第一个迹象(参 见1.2节中的注释) 。在这以前，清廷赴俄使团的译员总是由通晓拉丁语的天主教传教士来担任。我们已经讲过，1688年，有个使团访俄，团中担任翻译的是耶稣会士张诚( Jean-François Gerbillon)和徐日昇( Thomas Pereira) (参 见Pfister，Notices：443-451，381-385) 。

林则徐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在处理他认为是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时，他感到有两个事情颇为重要：

1.外国人及其政府，应该理解朝廷的真正意向；

2.中国人应该知道外国人对中国及其政府有着什么样的企图。林则徐最终 的目的是要了解西方，这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望，而是要使中国做好准备，对外国的威胁以适当的回击。

林则徐所掌握的西方第一手资料几乎为零，在这种情况下，这位钦差大臣最迫切希望进一步了解西方国家的地理，以及它们的历史、政治制度等。

年轻的梁进德，可能是林则徐译员中唯一受过西方系统教育的一个。他第一个向这位钦差大臣介绍休·默 里( Hugh Murray)的著作《地理百科全书》 (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此书于1834年在伦敦出版。〔 1 〕梁进德可能 也翻译了该书的几个章节，后来此书的中文译本被取名为《四洲志》，并在林则徐的署名下出版。通过梁进德，林则徐学到了很多有关西方的知识，也知道了“夷人”在打 中国什么主意。这些信息主要来自Canton Register( 《澳门 杂录》 ) 、Chinese Repository( 《澳门月报》 )以及Canton Press( 《澳门新闻录》 )等。这些是外国团体在澳门和广 州出版的早期刊物。林则徐也曾向住在广州懂汉语的外 国人请教。美国人伯驾( Peter Parker)就为林则徐翻译过 一些文章，这些文章译自埃默里希·德·瓦泰尔( Emmerich de Vattel)的Le Droit des Gens( 《各国律例》 ) ，它们后来收入《海国图志》(可参阅后面进一步的介绍) 。林则徐对伯驾的信任，部分原因是林则徐当时患有腹股沟疝气，伯驾曾建议他用疝气绷带。

假如林则徐没有让当时为内阁中书的魏源分享他的研究成果，大多数中国读者就不可能读到这些能增进对西方认知的译著。当时林则徐因执行赴穗使命不成功而失 宠，或许他以为，这是将此书公开翻译出版的唯一办法。魏源将林则徐从广州带来的所有有关洋人的材料汇总，并加入其他传教士写的历史材料以及中国的原始资料，于1844年出版了这部文集，取名为《海国图志》。此书影响颇大，并多次重刊。有理由可以认为，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本有关西方人民及其国家和技术的参考文献。

本文经 大象出版社 授权，选摘自 马西尼 著 黄河清 译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19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