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元 叶彩霞

微信版第1982期

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宋代无疑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地方志的编纂从体例到内容都趋于成熟定型，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献遗产。在这些璀璨的方志明珠中，有一部如今已经散佚但却影响深远的著作——《泾川志》。这部由南宋嘉定年间泾县知县王栐主持编纂的地方志，虽然原书已佚，但通过后世方志的引用和历代学者的考证，我们依然能够窥见其丰富内涵和历史价值。这部志书不仅记录了一方水土的风物人情，更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文化追求。

01

据宋•陈振孙《书录解题》云：《泾川志》十三卷、知泾县、濡须王栐叔永撰。嘉定癸酉赵南塘序之。初，县岁有水患，庚午冬，叔永改卜于旧治之东二里，曰留村。

元抄《直斋书书录解题》残页

宋《泾川志》的编纂背景与南宋时期方志编纂的繁荣密不可分。据学者统计，两宋时期全国性的总志和各地区方志总计达千余种， 这种繁荣景象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1127 年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后，政治中心南移， 南宋政府对南方地区的开发和管理需要更多地理信息，这为方志编纂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动力。同时，印刷技术的进步为方志的刊刻和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而理学思想的兴盛则使得学者更加注重对现实世界的考察和记录。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地方官员和士人纷纷通过编纂方志来弘扬地方文化、巩固地方认同，形成了一个方志编纂的高潮。

在这个大背景下，泾县作为皖南重要县份，其方志编纂也得以蓬勃发展。泾县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与皖南山区交接地带，青弋江及其支流斜贯全境，形成了两岸的河谷平原地带。自西汉设县以来，泾县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素有“汉家旧县，江左名区”之称。这里不仅是宣纸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历史上商贾云集、文风昌盛之地。特别是在南宋时期，泾县“商贾远出他境，赢走四方”，经济贸易的发展为方志编纂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需求。

宋《泾川志》的编纂者王栐，字叔永， 濡须（今安徽无为）人，于嘉定三年（1210） 冬出任泾县知县。根据郑相如乾隆《泾县志》的记载，王栐出身于“家世名儒，通显于朝， 有刚直声”的家庭，这一家学背景为他日后治理泾县和编纂方志奠定了良好基础。王栐到任之初，面对的是泾县因水患频仍而造成的困顿局面。县志记载了当时的艰难状况：“淳熙初， 水失故道，直冲邑治。每巨浸，屋多倾颓，岁削朘，将底于既官无临治之宇，吏缺文移之舍， 囚无犴狱，输无仓库，类侨寄空浮。文书簿帐漫簿书温散无稽，赋税陷者复几十六七”。面对这一局面，王栐展现出了非凡的治理才能。

王栐在泾县的政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迁建县治，他“卜徙占相，兹土高燥坦平，于久为宜”，最终选定了旧治之东二里名为“留村”的地方；其次是筹资建设， 面对“官素乏供，无可倚办”的财政困境，王栐“首捐私帑，倡民争助，悉力任费”，通过个人捐资和民间筹资的方式解决了经费问题；第三是规划建设了规模宏大、功能齐全的新县治，“通为楹二百四十有一，总縻钱二百六十万有奇，米七百二十斛有奇”；最后还包括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如钦贤桥、城隍庙、兴教寺等。这些政绩不仅体现了一个地方官的治理能力，也反映了王栐注重规划、民生优先、廉洁高效、重视文化的治理理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栐主持编纂了宋《泾川志》。这部志书共十三卷，虽然原书已佚， 但通过后世方志的引用，我们仍能推断其内容范围。从现存片段看，宋《泾川志》至少包括建置沿革、地理环境、城市建设、经济赋税、文化教育、人物传记等内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志对水患的记载尤为详细，为了解宋代泾县的自然环境变迁提供了宝贵资料。

02

宋《泾川志》的编纂体例具有宋代方志的典型特点。它承前启后，既保留了图经的一些特点，又增加了大量人文内容，体现了方志转型期的特征。宋代方志的转型路径主要有两条：一是由地记、图经汇聚而成的方志；二是地方官员、进士题名及地方诗文总集与方志的合流。宋《泾川志》很可能兼具这两种路径的特点。同时，该志还体现出注重考证的编纂态度，对历史事实和地理沿革进行了较为严谨的考证。如对县治变迁的记载：“泾自秦距今， 县基不知其几易，水西灵惠庙基乃晋桓简公守城以拒韩晃之地，则晋之为邑实在赏溪之西”， 显示了编纂者的考证功夫。此外，作为地方官员编纂的方志，宋《泾川志》很可能更加注重当代内容的记录，尤其是王栐本人的治泾事迹和工程建设情况，这种“详今略古”的编纂方法是宋代方志的一个重要特点。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对《泾川志》的著录是我们了解这部方志的重要窗口。《书录解题》对《泾川志》的著录虽简洁，但信息量很大。首先，它确认了《泾川志》的卷数为十三卷，这与后世方志的记载一致。其次，它记录了编修者为王栐，并注明其籍贯为濡须（今安徽无为），官职为知县。最重要的是，它明确了成书时间为嘉定三年（1210），这为我们考证该志的编纂背景提供了确切年代依据。陈振孙在《书录解题》中将《泾川志》归入地理类， 这与宋代方志学的发展阶段相符。宋代是方志编纂的重要发展时期，方志从单纯的地理书逐渐向综合性地情书转变。陈振孙对地理类书籍的分类也反映了这一趋势，他将地理类细分为“地理”“图经”“方志”等子目，说明当时方志已经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献类型。

《直斋书录解题》在元代以后流传不广， 直到清代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才重新为世人所知。这一流传过程也间接反映了《泾川志》的散佚过程。元代修《宋史•艺文志》时，可能还能见到《泾川志》原书，故有著录。但到明代修《永乐大典》时，编者可能已无法见到全本，只能从其他方志中转引部分内容。清代学者在研究宋代方志时，很大程度上依赖《书录解题》的记载。如乾隆年间郑相如编《泾县志》时，虽未直接见到《泾川志》原书，但通过《书录解题》等目录书的记载，了解到该志的存在和基本信息，并在自己的志书中加以引用和考证。

宋《泾川志》的序文作者赵汝谈（号南塘）是一位值得特别关注的人物。赵汝谈（？— 1237），字履常，号南塘，余杭（今浙江杭州） 人，是南宋中期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宋史》有传，称其“天资绝人，沈思高识，自少至老， 无一日去书册”。他辅佐丞相赵汝愚制定重大国策，在政治上有着重要影响。

赵汝谈为《泾川志》作序，这一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首先，它表明《泾川志》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够请到赵汝谈这样的名人为之作序。其次，赵汝谈的序文必然会对《泾川志》的价值和特点进行评价，这为我们了解该志的编纂理念和内容特色提供了重要线索。从赵汝谈的学术背景来看，他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关注地方治理。这与王栐编纂《泾川志》的宗旨相吻合。王栐作为地方官，编纂方志的目的不仅在于记录地方情况，更在于为治理地方提供参考。赵汝谈在序文中很可能强调了方志的资治功能，体现了宋代士人“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

赵汝谈是南宋中期著名文学家，其文章风格以简洁明快、说理透彻著称。现存《南塘先生四六》一卷，收录其骈文作品，显示他在骈文创作方面的造诣。虽然《泾川志》序文已佚， 但我们可以从赵汝谈的文学风格和思想倾向推测序文可能包含的内容。首先，序文可能会阐述方志编纂的重要意义，强调“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一方者以志为鉴”的道理。其次， 可能会介绍王栐治理泾县的政绩，特别是迁建县治、兴修水利等举措，说明编纂方志与地方治理的关系。第三，可能会评价《泾川志》的编纂特点和学术价值，特别是其在保存地方文献、记录风土人情方面的贡献。

从赵汝谈的著作和政论来看，他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如在端平初年（1234）奏对时提出：“倚用老成，广集忠智，访求众敝之原， 辟取可行之策，以饬积蠹之蛊，而成终泰之功者，愿加圣心焉”，这体现了他注重实际、讲求实效的治理理念。这种理念很可能反映在他对《泾川志》的评价中。他可能特别重视该志对泾县实际问题（如水患治理、县治迁移、赋税征收等）的记录，认为这些内容具有资治通鉴的价值。同时，作为理学家，他也可能关注志书中有关风俗教化、伦理道德的内容，强调方志在教化乡里、整齐风俗方面的作用。

03

宋《泾川志》的版本流传情况十分复杂。原书大约在南宋后期仍在流传，但到明代，原书可能已经稀见。宣德元年（1426），东安训导、县人左顺编纂《宣德志》八卷时，可能还参考过宋《泾川志》。到成化十二年（1476），训导曹迁增集《成化增志》十卷时，可能仍能见到宋《泾川志》的部分内容。嘉靖三十一年（1552），九江知府、县人王廷幹编纂《嘉靖志》十一卷时，可能还能引用《宋泾川志》的某些内容。

清代初期，顺治十三年（1656）兵宪孙登第修《顺治志》十二卷时，可能还能看到宋《泾川志》的残本或部分内容。但到乾隆年间，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乾隆壬申（1752）， 县人郑相如编乾隆《泾县志》四十五卷时，似乎已无法直接看到宋《泾川志》。乾隆十八年（1753），翰林院侍读学士、武进钱人麟纂乾隆《泾县志》十卷时，情况也应类似。至嘉庆十一年（1806），知县李德淦修、洪亮吉纂嘉庆《泾县志》三十二卷时，洪亮吉在序中称：“王栐所撰志今虽不传，而宣德、成化、嘉靖三志间引之，亦尚十得二三”。这表明到嘉庆年间， 宋《泾川志》原书已佚，只能通过明代方志的引用来窥见其部分内容。

尽管宋《泾川志》原书已佚，但它对后世泾县方志的编纂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体例框架方面，宋《泾川志》建立的方志体例可能成为后世泾县方志的蓝本。从嘉庆《泾县志》的纲目来看，包括沿革、城池、山水、食货、学校、书院、坛庙、官署、古迹、金石、职官表、选举表、名宦、人物、列女、寺观、艺文、杂识、辨证、旧志源流、词赋等，这种综合性的体例可能继承了《宋泾川志》的传统。在内容资料方面，宋《泾川志》成为后世泾县方志的重要资料来源。明代宣德、成化、嘉靖三志都引用过宋《泾川志》的内容，这些引用又为清代方志所继承。如顺治《泾县志》中关于县基、坊都、赏溪、钦贤桥、县治、楼阁轩亭等的记载， 很可能都源自宋《泾川志》。在考证精神方面， 宋《泾川志》的考证精神也为后世方志所继承。洪亮吉在嘉庆《泾县志》序中标举宗旨曰：“贵因而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这种重视文献考证的态度可能与宋《泾川志》一脉相承。

由于宋《泾川志》原书已佚，辑佚成为研究该书的重要手段。通过检索后世方志和其他文献中对宋《泾川志》的引用，可以部分恢复其内容。如顺治《泾县志》中关于县治变迁的记载、乾隆郑相如《泾县志》中关于王栐建县治的记载等，很可能都源自宋《泾川志》。近年来，随着方志学研究的深入，对宋代方志序跋的研究逐渐受到学者关注。虽然宋《泾川志》的序跋没有直接保存下来，但通过研究宋代方志序跋的一般特点，可以推断宋《泾川志》序跋可能包含的内容。宋代方志序跋一般会介绍方志的源流、编次体例、修志的目的及修志的意义与功用等，这些内容对我们理解宋《泾川志》的编纂理念很有帮助。

04

宋《泾川志》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详细记录了宋代泾县的自然环境，特别是水患情况，为了解宋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环境变迁提供了宝贵资料。其次， 它记录了泾县县治的迁移过程，包括选址、筹资、建设等细节，为了解宋代县城建设提供了典型案例。王栐迁建县治的记载不仅涉及城市建设，还反映了宋代地方财政、役法制度等方面的情况。第三，它可能收录了大量宋代泾县的文化资料，如诗文作品、金石碑刻、学校教育等，为了解宋代地方文化发展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当然，宋《泾川志》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它可能过于偏重官方视角， 主要记录与官府相关的内容，对普通百姓的生活记录可能不够详细。其次，它可能受到编纂者个人立场的影响。王栐作为地方官， 在记录自己政绩时可能有所夸大，而对存在的问题可能有所回避。这在古代方志中是比较普遍的现象。第三，由于时代局限，它在记载一些自然现象时可能掺入迷信色彩，如将水患归因于天意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利用这些史料时加以辨别。

从当代的角度看，宋《泾川志》的编纂经验对我们今天的地方志工作仍有启示意义。首先，它体现了方志资治功能的重要性，提醒我们方志编纂要服务于地方发展。其次，它显示了方志工作者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王栐在困难条件下仍然坚持编纂方志，这种精神值得学习。第三，它证明了方志文化的延续性， 虽然原书已佚，但其精神和内容通过后世方志得以传承。

通过对宋《泾川志》的考述，我们不仅窥见了一部宋代方志的历史面貌，也加深了对宋代地方治理、文化建设、环境变迁等问题的认识。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宋代历史、发展地方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今后能有更多学者关注这部方志，通过辑佚和研究，进一步恢复其内容，挖掘其价值。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 像宋《泾川志》这样散佚的方志可能还有很多， 它们虽然不再以完整的形式存在，但通过后世文献的引用和传播，仍然在历史文化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文化的延续性和韧性，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体现。

总之，宋《泾川志》虽然已经散佚，但它作为宋代方志的重要代表，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不容忽视。通过对其编纂背景、内容特点、流传影响等方面的考察，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这部方志本身，也能够窥见宋代方志编纂的整体面貌和地方治理的具体实践。这部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瑰宝，仍然等待着我们去发掘和认识，去理解和传承。

（作者吴小元系宣城市政协文史馆员、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叶彩霞系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资深会员）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