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炯（650-692年），唐代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唐代诗人，“初唐四杰”之一。在任盈川县令期间，以身赴死为民求雨，当地百姓建祠塑像纪念他，武则天题词：其死可悯，其志可嘉。

杨炯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天生聪明好学，五岁开始发蒙，七岁就能提笔撰文写诗，十一岁时通过童子科成为神童，十七岁时举为神童。在弘文馆学习期间，他在集贤大学士张说的悉心指导下，学识突飞猛进，二十六岁中举，被任命为校书郎，后迁任东宫詹事司直，官秩系正七品，职责是负责监察东宫的官员，维护东宫纲纪。

想不到的是，杨炯的性格耿直，眼睛夹不得一粒砂，对看不惯的事情非要直言不讳地说出来。有次他看见换了朝服准备上朝的那些官儿，矫揉作态的模样很恶心，就给他们取了一个“麒麟楦”的绰号。楦，即做鞋帽时用来定型的模具。杨炯的意思是说舞弄麒麟的人，把麒麟画在布上，蒙在驴子身上，远远看去，像个珍奇动物一般，把蒙布揭去，其实还是一头普通的驴子。

一个小小的官儿，这么不自量力来嘲笑大家，怎能不生“官愤”呢？他不仅看不惯要说，还要做。他曾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公卿以下冕服议》呈给皇上，提出不少看法和建议，不过皇帝没采纳。

他这种性格肯定是受排挤的对象，在洛阳宫中习艺馆任教仅一年多，就被调出了京城，到盈川（今浙江龙游）任县令。县令是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一改书生作风，办事以严厉著称，他采取有效措施，整治社会秩序，打击地方黑恶势力，惩治那些胡作非为的官府劣吏，让老百姓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

他十分关注民生，为了开发衢江对岸的荒地，方便老百姓去种桑养蚕，他在江边设立了官渡。他还亲自“跑业务”，到杭州去联系桑苗蚕种，聘请技术人员来进行现场指导，帮忙联系销售渠道，为增加农民收入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古时盈川地域多为黄土丘陵，老天爷吝惜雨，这个地方常常处于干旱状态，在那个时代完全靠天吃饭。杨炯把兴修水利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亲自规划设计，资金不够自己带头捐款，除了亲自动员还亲自出征，带领当地老百姓挖溪建塘。如修建那座九龙塘，他把自己为人家撰写墓碑的钱捐出来修的。那座塘建好后当地老百姓对他感恩戴德，改称九龙塘为“杨塘”。

在他任职的第三年。盈川气候反复无常，夏天有了霜冻，冬天响起了雷声。在急需雨水的时候偏偏赤日炎炎。作为一县的最高行政长官，本来就性急的杨炯更加心急如焚，他举办了多场祈雨仪式，没有一点作用。他听传说言，说跳入井中可求得下雨，便不顾一切跳入了井中......

为表彰这位爱民如子的县令功德，当地老百姓在他捐躯的地方建起了杨炯祠，塑像奉祀。每年的六月初一，抬着他的神像在全县各地巡游，据说历经千年一直保留至今。

他的诗也如“四杰”其他三位的诗一样，在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以突破齐梁的“宫体”诗风为特色，在诗歌的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杨炯的诗不多，所写的《从军行》等几首边塞诗，均表现出了雄健风格，很有气魄。

我们一起品析杨炯的《从军行》。笔者试用散文释意：边疆的战事告急，烽火已经照亮了长安城，诗人不愿再把青春年华消磨在笔砚之间，渴望投身战场，为国家效力。

将领们手持兵符，辞别皇宫，率领精锐骑兵迅速奔赴前线，将敌方的城堡包围得水泄不通。战场上遮天蔽日，杀声震天，狂风呼啸，夹杂着战鼓的隆隆声响，军旗上的图案都变得黯淡模糊了。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将士们坚持作战，显示出他们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

诗人宁愿做一个低级军官，投身于战场，带队去冲锋陷阵，也不愿意做一个只会舞文弄墨的书生。

《从军行》创作于唐高宗调露、永隆年间（公元679—681年），当时吐蕃、突厥曾多次侵扰甘肃一带，裴行俭奉命出师征讨，杨炯感到很振奋。他长期在弘文馆打杂，后虽任小官，却一直无法实现报国理想。在这种渴慕功业的心态下，他创作了这首诗，表达了自己渴望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

这首诗充分表达了杨炯的爱国情怀和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他不甘心只做一个书生，而是渴望在战场上为国家效力。

《从军行》反映了那时期文人们积极参军的盛况。当时，唐朝边境战事频繁，许多文人怀着一腔豪情，投笔从戎，希望在战场上建功立业。这首诗正是这种社会现象的生动写照。

这首诗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价值。它借用乐府旧题“从军行”，以简洁的语言和雄浑的气势，生动地描绘了从军的过程和战斗的场景，展现了诗人高超的艺术技巧。同时，诗中对仗工整，节奏明快，富有音乐美，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从军行》激励了无数后来的文人和青年，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报国壮志。它成为了一首经典的边塞诗，世代传颂，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宝库中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