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余晖洒落在香港的街道,回想起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卫立煌这位国民党名将的命运转折,至今仍令人唏嘘不已。他曾是蒋介石手下最得力的将领,土地革命时期以铁腕手段镇压革命力量,解放战争期间更是率领东北剿总与我军对抗,不幸被我军列入战犯名单。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他却选择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向毛泽东致以热烈的贺电,并最终毅然归国,接受了祖国人民的热情欢迎,甚至荣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推动卫立煌思想转变的关键人物,竟是一位名叫赵荣声的中共党员。赵荣声出身书香门第,父亲赵纶士是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与陈独秀、马一浮等一大批文化名流交游颇深。1935年,赵荣声怀揣着对国家的热忱,考入了燕京大学法学院,很快便在一二·九运动中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奉命前往山西临汾,投身于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负责紧张的通讯报道工作。 一个春节前夕,丁玲向赵荣声布置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国民党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即将拜访朱德,服务团需要一篇详尽的报道。这任务落到了赵荣声肩上,这无疑让他感到棘手:卫立煌是蒋介石手下的剿共将领,为他撰写报道,似乎违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但赵荣声深知当前形势的严峻,最终还是选择坚守原则,完成了一篇名为《西线上的一个盛会》的文章,并公开发表在《群众周刊》上。 这篇文章恰好落入了卫立煌的眼中,令他大为感慨:八路军就是人才济济,既能打仗,又能演戏,还能写文章!像赵荣声这样的人才,都跑到他们那边去了!卫立煌的部下刘毓珩得知此事后,向他透露了赵荣声的来历:这篇文章的作者赵荣声,我认识他,是我们安徽的乡亲,参加八路军才三个月呢。身为安徽合肥人的卫立煌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来了兴致,便指示刘毓珩:你去把他找来,聘请为我总司令部的秘书吧! 刘毓珩将任务转达给赵荣声,赵荣声自然不愿前往卫立煌的司令部。然而,此事却引起了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的重视。他特地找到赵荣声,耐心劝导:还是去为好,现在不能强调个人工作兴趣。我们党正在努力进行统战工作,能够和卫立煌搞好关系,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如果你不去,卫立煌可能会误以为是八路军不放人,甚至会损害统一战线。赵荣声这才意识到事情的重大意义,最终同意前往。1938年2月下旬,赵荣声加入了卫立煌的司令部,担任少校秘书。 当晚,卫立煌便与赵荣声进行了深入的谈话。他先是详细询问赵荣声的家世、学历等情况,随后又询问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情况。卫立煌随即提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计划: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我打算在我的司令部里也建立一个‘战地工作团’,你负责到西安去招募一些像你一样能吃苦耐劳的大学生,建立这个工作团。赵荣声迅速行动,很快便从北平流亡的大学生以及延安抗大、陕北公学的毕业生中,招募了数十名进步青年,组建了工作团。其中,几位学生身怀秘密,他们商议成立了一个秘密党支部,并向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请示,得到了林伯渠的批准。 通过与卫立煌的接触,赵荣声逐渐发现,这位将领直率坦诚,心思单纯,与他进行统战工作并非没有可能。他经常借机向卫立煌宣传党的思想、理论和政策,而卫立煌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38年4月,卫立煌的部队即将向晋南中条山转移,参谋长郭寄峤制定了多种转移方案,其中一种方案是由晋西渡过黄河,经由陕北再到西安,最终到达河南渑池。卫立煌也认为这个方案最佳,但他担心会引起蒋介石的猜疑。 这时,赵荣声及时劝谏:总司令,还是选择取道陕北,这正是一个参观延安的好机会。卫立煌犹豫不决:现在战争这么紧张,哪有时间去参观?再说和毛先生见面,听他谈谈政治,更是无暇顾及。赵荣声坚持说:走马观花,一天两天就行了,去延安见见毛先生,听听他的意见。错过这次机会,下次恐怕很难了!正当卫立煌还在犹豫不决时,他突然收到蒋介石的电报,指示他立刻前往河南洛阳参加军事会议,而走陕北路线正好能顺利到达洛阳,这无疑为卫立煌去延安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借口。 1938年4月17日,卫立煌一行人来到了延安。当车队抵达延安城外时,卫立煌惊讶地发现,路边的墙壁上张贴着许多标语,内容包括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以及欢迎卫副司令长官等字样。走进延安城后,欢迎的标语更是随处可见。在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陕北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等人的陪同下,卫立煌来到了接待处,与毛泽东进行了会面。 卫立煌对毛泽东表示敬佩:八路军对日作战打得非常好,我非常钦佩。我这次有机会来延安,当面领教,我感到非常荣幸。毛泽东也赞扬了卫立煌坚决抗日以及与八路军的良好关系,并强调要沿着团结抗日的道路继续前进。随后,毛泽东又谈到了八路军面临的弹药、医药和夏季服装等问题,希望卫立煌能向有关部门积极协调。卫立煌表示一定会尽力解决。午饭后,卫立煌驱车前往二十里铺看望受伤的林彪。在去往二十里铺的路上,他突然叫停了车,要求每个人凑钱。原来,国民党军队素有送礼的风气,而一个师长受伤或生病时,通常会收到数千元钱的礼金。由于当天行程仓促,卫立煌没有来得及准备礼金,只好临时向大家求助。然而,即便如此,大家凑起来也只有600多元,卫立煌觉得实在拿不出手,只好作罢。第二天,卫立煌便离开了延安,在前往西安的路上,他仍反复提及未能送给林彪礼金的遗憾。赵荣声趁机说道:能帮助八路军解决枪弹、医药和夏服,比送林彪几千块钱更有实际意义!卫立煌恍然大悟,拍了拍大腿:毛先生不是也当面提醒我这个问题了吗?卫立煌回到西安后,立即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的身份,下达了一道手谕,要求立即向十八集团军提供一百万发步枪子弹和二十五万发手榴弹。 卫立煌的部下杲海澜面露难色,因为蒋介石对八路军存在反共和限共的规定。卫立煌却不以为然,说:第二战区的军队都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十八集团军仗打得很好,我们就要充分供给。牛肉罐头还有多少? 杲海澜只好照办,但随即受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后勤部副部长卢佐的阻挠。卢佐以军委会尚未批准为借口,试图拖延此事。赵荣声得知情况后,立刻向林伯渠汇报,林伯渠指示他务必把事情办成。赵荣声灵机一动,通过卫立煌部队里的熟人向杲海澜传递消息:日军已打到风陵渡了,西安危急。要是前线不利,把责任推到你身上,你受得了吗?卫老总要是发起脾气,说你违抗军令,贻误军机,你吃个眼前亏,就太不值得了! 杲海澜无奈之下,只好通知林伯渠前来领取物资。 就在卢佐意识到情况不妙时,物资早已被八路军顺利领走,只剩下几个师的夏服,卢佐只好做了个顺水人情,将其全部发放,并配发了一些药品和医疗器械。卫立煌从延安回来后,经常与赵荣声谈论延安的印象,并要求赵荣声陪同阅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并感叹道:要想战胜日本,救中国,恐怕只有学延安的方法。 卫立煌的思想开始悄然发生变化。 不久之后,蒋介石的侍从室传来消息,他打算任命卫立煌为统一领导晋东南党政军的首领,设立一个类似督办公署的行政机构,并委派晋东南十几个县的县长。卫立煌欣然接受,但赵荣声却意识到,这实际上是国民党顽固势力企图利用卫立煌的军事力量进占山西,从而抑制共产党的发展。赵荣声果断地劝阻卫立煌,认为这个官职微不足道,不应被轻易接受,并提醒卫立煌应争取更高的职位。最终,蒋介石的阴谋未能得逞。 一个夜晚,卫立煌突然问赵荣声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我加入共产党好吗?该怎么参加呢?赵荣声感到万分激动,但很快镇定了下来,坦然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我参加八路军也才不久,建议您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向林伯渠先生请教。卫立煌欣然同意,并交给赵荣声100元路费,叮嘱他务必低调行事。 赵荣声回到西安后,向林伯渠汇报了此事,林伯渠经过分析,认为当时的国共合作关系不容违背,卫立煌的身份过于特殊,贸然加入共产党会带来风险。他对赵荣声说道:你回去告诉卫立煌,继续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 赵荣声将林伯渠的指示转达给卫立煌,随后在卫立煌身边又呆了三年。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的失败,使卫立煌被蒋介石撤出了河南省主席的职务。赵荣声认为留在卫立煌身边已经无济于事,便以请假探亲为由离开了。新中国成立后,赵荣声进入工会系统工作,后来又调到《工人日报》社任职。1982年,他从工人出版社副社长的岗位上正式离休。 离休后的赵荣声并未安于现状,而是积极撰写回忆录,特别是他历时三年完成的长达28万字的《回忆卫立煌先生》,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卫立煌思想转变的过程,高度赞扬了我党的统战政策的威力。 1995年,赵荣声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