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邱会作这位名字或许不为大众所熟知的人物，却在军界迅速崛起，他的政治星途如同冉冉升起的新星，耀眼夺目。那时的他，远非仅仅是一位后勤部长，更是身处权力漩涡中心，攀升至关键决策层的人物。

很多人或许会惊讶，原来在1971年，当全国都在翘首以盼九届三中全会和第四次人大的到来时，邱会作竟然被拟定为副总理人选！这想想，就十分不可思议。 曾经的邱会作，是一位务实低调的后勤保障者。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他默默奉献，负责后方物资的供应和财务的运作，始终在后方默默地支持着前线的战斗。1943年从华中回到延安后，他便进入党校深造，汲取知识，提升自己。 抗战胜利后，大批干部汇聚延安，人才济济。幸好东北派人士及时反馈了东北当时的严峻形势，否则，邱会作可能就会被调往其他根据地。当时，战略方针是向南发展，向北防御，许多干部都奔赴山东、华中、中原等战场。而邱会作，作为南下干部团的一员，当时正奔向南方，却因突如其来的命令，转道前往东北。部队一路北上，抵达热河时，冀察热辽中央分级不允干部团进入东北，他们被留了下来，等待着新的工作安排。1947年，热辽军区成立，黄永胜担任司令员，邱会作则担任政治部主任。几个月后，地区划归东北军区，热辽军区部队被整合为8纵，邱会作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深入作战部队，肩负着重要的政治思想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中南军区调到总后勤部，先任副部长兼副政委，又去高等军事学院学习进修。 能够坐上总后勤部部长这个位置，很大程度上是别人力荐的结果。客观而言，他确实具备相应的能力，很多人都觉得他精明能干，更重要的是，他相对年轻，年仅四十出头。 当时的总后勤部，多是五十多岁的老将，例如李聚奎、张令彬、汤平、唐天际等。总后勤部作为三总部之一，地位日益重要，虽然不及总参和总政的地位，但也为他进入军队的核心圈子提供了机会。他参与了军委办公会议，这在当时相当于军委委员的地位。 后来，随着罗瑞卿的离开，军委办公会议被军委办事组取代，邱会作仍然是其中的重要成员。1968年，他不仅兼任副总长，还在1969年的九大上当选了政治局委员。 想来，如果仅仅凭借资历和能力，他或许不该获得这样的晋升。很多资深的老干部都渐渐退居幕后，而他所在的中央碰头会和军委办事组，则是当时地方与军队核心机构的交汇点，他因此水到渠成，得到了晋升的机会。

1970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和其他几位一同参与了某些露骨的行为，事后进行了深刻的检讨。尽管如此，此事对他的影响依然巨大。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不仅没有被撤职查办，反而得到了更高的职位提议。1971年4月，九届三中全会和第四次人大的筹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人员安排也已初定：黄、吴、李、邱等人都有相应的安排，黄、李、邱被拟为副总理人选，吴被拟为人大副主任。一切看起来，都按部就班，正轨之中。谁能想到，仅仅几个月后，这些精心安排的计划，却被无情地打破了。

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导致三中全会被迫取消，直至1973年才得以召开，而第四次人大也随之推迟，直到1975年才得以举行。此后，邱会作被隔离审查，一切职务都被撤销，他如同从政坛、军中消失了一般，再无声息。直到八十年代初，他才被公开审判，随后被保外就医，安顿在西安度过余生。一段辉煌而又跌宕起伏的经历，就此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