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主,散尽家财去造反。一个乞丐,从他手里拿走了天下。这两个人的故事,纠缠了三年,却影响了整个王朝的走向。郭子兴,你要说他是英雄,他确实举过旗;你要说他是枭雄,他又死得太憋屈。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先说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会去造反?
活不下去的人。
张士诚,在盐场当苦力,天天被官吏踩在脚下,忍无可忍才动手。方国珍,被仇家陷害,官府追着要杀他,跑都没地方跑,只能反。刘福通,黄河改道,祖宅被淹,一腔怒火没处发,拔剑就干。朱重八,父母饿死,兄弟死绝,自己当过和尚、讨过饭,活着都是侥幸,不造反还能怎样?
这些人造反,是逼出来的,是被这个腐烂的元朝一刀一刀割出来的。
但郭子兴不一样。
郭子兴,濠州定远人,家有良田,广结壮士,日子过得相当滋润。按《明史》的说法,他"散家资,椎牛酾酒,与壮士结纳",意思是他主动把钱散出去,买酒买肉,到处交朋友。这哪里是一个被逼到绝境的人?这分明是一个有钱、有闲、有理想的人。
那他为什么要造反?
史书没给明确答案。但可以从他的行为路径里推断一二。郭子兴这个人,从小习武,性格刚烈,见不得不平事,骨子里有一种江湖气。元末天下大乱,各地义军四起,烽火连天,这种气候对一个性情中人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召唤。更何况,元朝的腐败不只欺负穷人,地主阶级同样深受其苦——苛捐杂税、地方官员横征暴敛,郭子兴虽然有钱,未必就能独善其身。
至正十一年(1351年),颍州刘福通率先点燃导火索,红巾军大起义正式爆发,烈火迅速蔓延至整个江淮地区。郭子兴看着这一切,心里那根弦,动了。
至正十二年正月(1352年),郭子兴正式行动。他没有犹豫,散尽多年积累的家产,换成粮食和酒肉,大宴宾客,把那些平日里结交的壮士全部召集起来。到了二月,他与孙德崖等四人联合举兵,五个人各称元帅,一鼓作气攻下了濠州城。
濠州城拿下来了。郭子兴,正式站到了历史的舞台上。
但他不知道,就在他攻下濠州城后不久,一个将来会让他又爱又恨、又倚重又嫉恨的人,正在赶来的路上。
朱重八,二十五岁,身无长物,前来投军。
这一年,他刚刚结束了在皇觉寺当和尚、四处流浪化缘的漂泊生涯。父母死了,兄弟死了,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他跑来濠州,不是因为有什么宏图大志,说白了,就是为了一口饭吃,为了找一个能活下去的地方。
但他刚走到城门口,就被守城的士兵按倒在地,五花大绑。
理由很简单——乱世之中,陌生人突然出现,先当间谍处理,不冤。士兵把他押着去见郭子兴,准备问清楚,问不清楚就直接杀了。
就在这一刻,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
被按着跪在地上的朱重八,没有喊冤,没有解释,没有求饶。他只是抬起头,用一种说不清楚是平静还是傲气的眼神,看向了前方。刀都架到脖子上了,脸上居然没有一丝惧色。
这种气质,郭子兴见过很多人,但这种人,他没见过。
郭子兴当场下令,把人放开。仔细问了几句,确认他是真来投军的,当即留下,编入帐下,升为十夫长。
从这一刻起,郭子兴与朱元璋的命运,彻底绑在了一起。
朱元璋这个人,打仗猛,脑子快,而且忠心。他跟着郭子兴出战,每一仗都往前冲,屡立战功。郭子兴越看越顺眼,把他从十夫长一路提拔上来,调到帅府身边做事。按《明史》的记载,郭子兴看出此人"度量豁达,有智略",是个难得的人才,决定把他牢牢绑在自己身边。
怎么绑?联姻。
郭子兴有个养女,姓马,是他从一位叫马公的故人那里收养的,尚未婚配。至正十二年闰二月(1352年),郭子兴做主,把马氏嫁给了朱元璋。这个马氏,就是后来历史上鼎鼎大名的马皇后,孝慈高皇后。
这门婚事,表面上是郭子兴拉拢朱元璋,实质上是郭子兴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也给朱元璋打开了一扇门。
从此,朱元璋在义军中的身份变了。他不再只是一个能打仗的小将,他是郭子兴的干儿子,是义军元帅的自己人。这个身份,在那个年头,意味着一切。
然而,郭子兴万万没想到,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儿子,却也给自己找了一个将来让他睡不着觉的心病。
濠州城里,并非只有郭子兴一个说了算。
五个元帅,五块地盘,五种心思。孙德崖、赵均用、彭大……这几个人和郭子兴一起起兵,但从一开始就不是铁板一块。郭子兴是地主出身,孙德崖是穷苦农民出身,两个人的背景不同,行事风格不同,对义军的管理方式更是截然相反。
孙德崖等人作风粗野,到处劫掠,根本不管军纪。郭子兴看不惯,起了削弱他们的心思。这件事没有瞒住,消息传出去,孙德崖几个人立刻联手,准备先下手为强。
至正十二年九月(1352年),一个机会来了。
徐州被元军攻破,彭大、赵均用率余部投奔濠州。孙德崖趁着局势混乱,在城里的一条街上堵住了正在外出的郭子兴,二话不说,把他五花大绑,直接押进了孙德崖家的地牢里。
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整个濠州都炸了。
朱元璋当时不在城里,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折回,急忙找到彭大,把事情原委说清楚。彭大当场表态,两个人披甲带兵,直接冲到孙德崖家,砸锁破门,把郭子兴从地牢里搀扶出来。
郭子兴这次捡回了一条命,而救他的人,是朱元璋。
按常理,这种事之后,郭子兴应该对朱元璋感激涕零,两人从此一条心,共同对外。
但事情没有按常理发展。
郭子兴回到家,养了一段时间的伤,心里那根刺,不是对孙德崖,而是开始对准了朱元璋。
这说起来,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人性。
郭子兴看着朱元璋,一天比一天能干,在义军里威望越来越高,士兵们提起朱元璋,眼睛里那种光,和提起郭子兴时不一样。再看看自己的亲儿子,郭天叙、郭天爵,论能力,论魄力,和朱元璋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嫉妒,像水一样,慢慢渗进来了。
《明史》对郭子兴的评价用了八个字:"枭悍善斗,性悻直少容"——能打仗,但心胸不够宽,容不下比自己强的人。这八个字,精准地预言了他后来的所有行为。
郭子兴开始故意给朱元璋使绊子。不给他粮草,不给他兵源,找各种借口把他叫来骂。有一次,干脆直接下令,把朱元璋投入监牢,不给饭吃,打算就这么把他饿死。
这是郭子兴做过的最荒唐的一件事。
他想饿死的这个人,不久前刚刚从地牢里把他救出来。
朱元璋在牢里,饿着,等着。一天,两天,第三天,身边的守卫没有任何松动。郭子兴发了话,谁也不敢给他送饭。
但有一个人,没有放弃他。
马氏,他的妻子,每天把刚烤好的烙饼藏在自己的衣服里,贴着胸口,偷偷走进牢房。烙饼刚出炉,温度极高,每一次都会把她的皮肤烫伤,留下永久性的疤,但她一声不吭,继续送,一天也没有停过。
郭子兴想饿死朱元璋,但马氏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这件事。
朱元璋不仅没有被饿死,反而被养得好好的。郭子兴拿他没办法,最终把他放了出来。
朱元璋出来后,没有报复,没有声张,只是安静地打了一个包袱,带着几个人,离开了濠州。
他知道,继续待在这里,下一次可能就没有马氏能救他了。
朱元璋走了。
郭子兴望着他离开的方向,大概有些五味杂陈,但他没有追。
他或许以为,少了朱元璋,自己的队伍还是那支队伍,天下还是他郭子兴能打出来的天下。他没有意识到,朱元璋一旦离开,就不会再以同样的姿态回来了。
至正十三年(1353年),朱元璋离开濠州,打着郭子兴的旗号,回了老家定远一带募兵。这一趟,他带回来了七百多个人。但这七百多人里,有一个名字你一定认识——徐达。还有郭兴、郭英、吴良、吴祯、花云,这些人,后来一个个都成了大明开国的将帅。
朱元璋把这七百多人的指挥权,原封不动地交给了郭子兴。
这个细节,很多人忽略了,但它非常关键。朱元璋没有趁机自立,他选择把人送回去。不是因为他软弱,而是因为他知道时机还没到,郭子兴的旗帜,他还用得着。
但濠州城里的其他人,包括郭子兴在内,都是短视之人。拿到这七百人之后,竟然在城里待了整整半年,没有任何动作。
朱元璋等不下去了。
至正十三年秋(1353年),他带着徐达等二十四个心腹壮士,第二次离开濠州,南下定远,一路收编民兵,招降元军,兵力从几十人滚雪球般扩张到两万人。
至正十四年(1354年),朱元璋率军攻克滁州。
拿下滁州之后,他做了一件让郭子兴没料到的事——派人去濠州,把郭子兴接来了滁州。
你把我投进监牢,想饿死我,我不计较。你当年对我有知遇之恩,我记着。我打下了城池,把你接来,奉你为主。
这一手,让郭子兴说不出话来。
但接来之后,郭子兴发现,这里的士兵,喊的是朱元璋的名字,不是他的名字。这支军队,服的是朱元璋,不是他郭子兴。
他是被迎来的,不是打来的。
这种滋味,比当年被关在孙德崖家的地牢里更难受。
郭子兴在滁州,越来越沉默。他还挂着元帅的名头,但实际上,兵权已经慢慢转移。孙德崖的势力在壮大,朱元璋的势力在壮大,唯独他郭子兴,在原地踏步。
更让他憋屈的是,自己的两个儿子郭天叙、郭天爵,在这支军队里,完全立不住脚。论打仗不如朱元璋,论威望不如朱元璋,论用人识人更不如朱元璋。
郭子兴看着这一切,生了病。
不是身体的病,是心里的病,是那种被时代远远甩在身后的人特有的病。
至正十五年正月(1355年),郭子兴提议移兵和州,解决军粮问题。朱元璋领命,把这件事安排得妥妥当当。不久,和州拿下来了,粮食有了,军队稳住了。
但郭子兴的病,没好。
至正十五年三月(1355年),郭子兴在滁州病逝。
《明史》只用了五个字记录他最后的状态:"邑邑不乐,发病卒。"
郁郁不乐,然后死了。
没有壮烈,没有激战,没有最后一次冲锋。这个当年散尽家财、举旗反元的地主,就这么安静地,没了。
郭子兴走后,他的全部势力,自然而然地归入了朱元璋的旗下。他的儿子郭天叙,被小明王韩林儿任命为都元帅,但不久后在攻打集庆府(今南京)时被叛徒出卖,战死沙场。另一个儿子郭天爵,因为暗中图谋对付朱元璋,被朱元璋诛杀。
郭氏一门,就此在历史上落幕。
洪武三年(1370年),已经建立大明王朝的朱元璋,追赠郭子兴为滁阳王,配享庙祭。
这是朱元璋给他的最后一个交代,也是历史给郭子兴的最后一个位置。
《明史》对郭子兴有一句盖棺之评——
"元之末季,群雄蜂起。子兴据有濠州,地偏势弱。然有明基业,实肇于滁阳一旅。子兴之封王祀庙,食报久长,良有以也。"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郭子兴地盘小、势力弱,但大明的基业,根子上就是从你这里出发的。你死后封王、享受祭祀,这是应得的。
这个评价,既给了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又把他的局限说得很清楚——大明的起点是你,但你不是大明的主人。
郭子兴这一生,输掉的不是战场,而是人心。
他有能力,打仗不差,眼光也有,当初一眼看出朱元璋不是普通人,这种判断力放在整个元末群雄里,都算得上出众。但他用这双眼睛看出了一个人才,却没有足够的胸怀把这个人才用好。
他嫉妒,他多疑,他把义子投进监牢,想饿死他。
这不是一个领袖该有的行为,这是一个人在走投无路时才会有的行为。而郭子兴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恰恰是他还有机会的时候。
有些人输给了敌人,有些人输给了时局,郭子兴输给了自己。
史书说他"性悻直少容",易怒、耿直、容不下人。这种性格,在太平年间或许只是一个脾气不好的地主,但在乱世,它是致命的。
元末那个年代,群雄并起,能活到最后的,无一不是心里有一把尺的人——什么该忍,什么该放,什么该推出去,什么该收回来,这把尺,朱元璋拿捏得极准,郭子兴拿不住。
朱元璋被关进监牢,快饿死了,出来之后,第一件事不是报复,而是继续帮郭子兴打天下,继续打着他的旗号募兵。这种隐忍,不是软弱,是一种精确到骨子里的理性。
郭子兴做不到。他的情绪太大,他的心胸太窄,他的目光只盯着眼前那一点得失。
他死的时候,应该是明白的。
他看着朱元璋一步步做大,看着自己的儿子在这个人面前毫无还手之力,看着那些曾经跟着自己的士兵,把另一个人叫做头领——这些他都明白。
但明白,已经来不及了。
他当年散家财、起义兵的那个夜晚,是这段故事最高光的时刻。之后的一切,都是走下坡路。
历史给了他一个开幕的机会,但没有给他留到谢幕的资格。
这就是郭子兴。一个本不该造反的人,造了反;一个本可以做伯乐的人,把千里马关进了牢笼;一个本可以在史书上留下更大篇幅的人,最终只剩下五个字——
邑邑不乐,发病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