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2日，中共洛川会议落幕之际，国民政府军委会发布了令人瞩目的公告：红军主力部队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公告细致地阐明了改编方案：设立总指挥部，下设三个师，每个师辖有两个旅，每个旅辖有两个团，每师定员约一万五千人。这无疑是举世瞩目的一刻，红军，这支曾经与国民政府兵戎相下的队伍，正式步入国民军序列。三天后的8月25日，毛泽东领导的军委迅速响应，向全军发出了改编通知，要求红1、红2、红4方面军以及西北红军等部，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前敌指挥部被改组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则蜕变为八路军政治部，一切都显得既急切又充满变数。具体人事安排也随之公布：朱德出任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担任副总指挥；叶剑英领衔参谋长一职，左权则担任副参谋长；任弼时掌管政治部，邓小平担任副主任。三个师的师长也已确定：林彪、聂荣臻共同执掌115师；贺龙、萧克则领衔120师；刘伯承、徐向前则领导129师。这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将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正式融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整装待发，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

然而，这个兵力规模的最终定额，并非初衷之选，而是经过国民政府与中共之间反复博弈，不得不做出的让步。事实上，中共最初提出的改编方案更为宏大——四军，共十二个师。回溯到1936年末至1937年初，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初步基础。面对日本侵华的严峻威胁，共产党高瞻远瞩，主动倡导联合抗日。这包括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点保证，其中四点保证第二条明确提出：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接受南京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指导。为此，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谈判代表团，于1937年2月中旬前往陕西西安，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展开第一轮谈判。在红军改编问题上，中共代表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改编方案，希望将红军改编为一路军，设立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总司令和副总司令。总指挥部下设军、师、旅、团，共划设四军、十二个师、三十六个旅，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担任军长。

这份方案，体现了共产党对红军未来战斗力的充分信心。所选定的四位军长，皆是红军内部赫赫有名的将领：林彪是红1方面军红1军团的军团长，战功显赫；贺龙是红2方面军的総指揮，经验丰富；刘伯承是红军总参谋长，精通兵法；徐向前则是红4方面军的総指揮，久经沙场。然而，国民党方面对这份方案却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甚至予以了否定。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改编方案：红军改编为两个师、八个团，不设军和总指挥部，总兵力仅一万五千人，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军委会或西安行营领导。军官的配备也大有文章：除了两个师的师长由共产党指派外，从副师长到副排长的所有军官，都由国民党指定。乍一看，这条件简直令人难以接受，无异于将改编变成了变相的裁军，赤裸裸地暴露了国民党削弱红军实力的意图。因此，国共双方就红军改编问题展开的第一次谈判，最终以失败告终。

尽管如此，谈判并未因此终止。毕竟，日本侵略的阴影已笼罩华北大地，必须尽快达成共识，共同抵御外敌。双方唯有做出某种妥协，以表达对国民党的善意。第二天，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在向毛泽东主席汇报后，决定做出适当让步。在保留总指挥部设置不变的前提下，将最初提出的四军、十二个师、三十六个旅的改编方案，修改为四个师、十二个旅、二十四个团。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仍然担任师长，且军官由共产党党委指定，再报请国民政府批准。然而，国民党方面却固执己见，仍然坚持只给出两个师的编制，坚决不设总指挥部。第二次谈判，再次以失败告终。经过深思熟虑，共产党决定不再在兵力编制问题上继续纠缠，将团结和抗战置于首位，再度做出让步。

在第二次谈判的基础上，共产党进一步削减了一个师的编制，决定将红军划设为三个师、六个旅、十二个团，共计四万五千人，并在师之上设立总指挥部，各级军官由共产党党委指定，报请国民政府批准。这项最终的改编方案，经双方反复协商，最终达成一致。周恩来起草了总结条文，并提交给蒋介石进行审批，由此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三八协议。

然而，就在三八协议的草签送到蒋介石手中之时，他却突然变卦，再次坚持只给红军两个师的编制，并且坚决不设总指挥部，军官全部由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的这一态度，让共产党谈判代表团深感愤怒，使谈判再次陷入僵局。看到国民党方面如此反复无常，周恩来意识到在西安继续无意义的谈判已经毫无意义，于是他希望能够直接与蒋介石进行会面。果不其然，当面交涉往往更能奏效。3月20日，蒋介石邀请周恩来等人前往杭州谈判，凭借周恩来的高超谈判技巧，最终促使蒋介石做出了一定的让步。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共计四万五千人的决定，也同意各级军官由共产党党委指定。然而，这似乎并不是红军改编的最终方案。

仅仅过了三个月，1937年6月，蒋介石又邀请周恩来前往庐山进行第五次谈判。虽然三个师的编制保持不变，但与师层级相关的职位任命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蒋介石设置的障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逾越。首先，他要求取消师之上的指挥部；其次，他要求各师的副职由国民党党委指定；第三，他要求在团以上部队设立政治训练处，并由特务头子康泽担任政训处主任。最为重要的是，他要求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主席都不可以在新改编的八路军中担任职务，必须离开部队。这些条件，无不显示出蒋介石意图控制红军队伍和陕甘宁边区的险恶用心。周恩来自然不会答应这些苛政。第五次谈判的失败，使得红军改编的进程变得异常复杂。一方面，红军亟需进行改编，以应对抗日战争的严峻形势；另一方面，国民党又无理取闹，提出了根本无法接受的改编要求。 在这样的困境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军委，最终提出了红军自行改编的方案。1937年7月16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亲自致电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委任弼时、副总参谋长叶剑英、红军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张浩，明确规定：方面军编为师、军编为旅、师编为团，三个方面军将作为三个国民革命军正规师，开赴抗日前线；另外的红27军、红28军、红29军、红30军、红31军，加上地方武装合编为第四师，专门负责保卫苏区。这样一来，既满足了红军改编，实现了抗日的需求，又确保了改编后的队伍仍然置于共产党指挥之下。然而，就在红军准备完成自我改编之际，抗战局势却发生了急剧的转折。八一三事变的爆发，使得日军开始猛烈进攻上海，严重威胁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安全。蒋介石急于组织兵力来迟滞日军的进攻速度。这时，他也不再纠缠红军改编成多少兵力，设不设置总指挥部等问题，只想着尽快将红军投入抗战战场。正是在日军逼近的背景下，蒋介石才稍稍松开了此前严苛的态度，迅速同意了共产党最终提出的最低限度的改编方案。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篇国民政府军委会下发的红军改编命令，将红军定为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 尽管在编制级别和番号命名上，国民党方面仍然耍了一些小聪明。在级别方面，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三个师属于丙种师，这是国民革命军师级中最低的编制。早在1928年的军事编遣会议后，国民政府就将整个陆军划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其中甲种师配备三个旅九个团，主要用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乙种师配备三个旅六个团，主要用于晋军、川军、滇军、桂军等地方派系军队；而配属数量最少的丙种师，仅配备两个旅四个团，则给了红军改编而来的八路军。 显而易见，蒋介石还是想利用编制来限制我党领导的八路军的兵力规模。在番号方面，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三个师的番号，全部都来自于被取消番号的东北军下辖的师的番号，其中115师曾隶属于东北军67军，120师隶属于东北军57军，129师隶属于东北军53军。在西安事变之后，为了报复张学良，蒋介石对东北军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缩编裁减，17个步兵师被整编成10个，裁撤了7个师的番号，其中就包括了八路军所使用的115师、120师、129师。 透过这一切，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是想利用这些带有负面含义的番号来暗示八路军。但最终的结局却让国民党大失所望，抗战八年的结果表明，国民党打压八路军的目标不仅没有实现，八路军的兵力反而越来越多。林彪领导的八路军115师从改编之初的15500人，到了抗战结束时已有53万人之多；贺龙领导的八路军120师从改编之初的14000人，到了战后拥兵85000人左右；刘伯承领导的八路军129师从改编之初的13000人，到了战后拥兵30万人左右。蒋介石的算盘最终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