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民国史学家，比陶渊明更高傲，辞官写史，出版后受到严重威胁
毛主席很爱看历史书籍，他的枕边常放着《清史通俗演义》，书架上除了历代史书之外，还陈列着一套《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早在1937年，毛主席为了解决延安干部学习中国历史的需要，就曾致电时在西安的李克农，要他购买“中国历史演义”两部。他所说的演义，就是《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毛主席为何如此喜爱《中国历代通俗演义》？原因可能有很多，但这套书实现了历史真实和趣味性的统一，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套书的作者，就是蔡东藩。蔡东藩，浙江萧山人，生于1877年。
1891年，14岁的蔡东藩第一次参加科考，便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秀才，成了闻名乡里的“神童”。
1909年，蔡东藩参加了省级“优贡考”，考了第一名。不久到北京，参加了全国“优贡考”，也被列为优等，与优等生一起，得到了宣统皇帝溥仪召见的。
随后，蔡东藩被分配到福建做候补知县。
他去福建赴任，连路费都是借的，自然没有钱去打点福建的官老爷们，因此既没人注意他，更没人欣赏他，他囊中羞涩，不善逢迎，因此受尽了冷遇和冷眼，这让他看清了官场的腐败和世态的炎凉。
呆了一个月，蔡东藩就头也不回的辞官回家了，潇洒得很，这证明他特别有骨气。人家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他毕竟还有过五斗米，毕竟还过过官瘾，但蔡东藩读几十年书就为走上仕途，但他一看官场如此冷漠，竟然官瘾还没享受一天，就屁股一拍走人了，在这一点上，他比陶渊明更有骨气。不久，民国虽然建立了，但政局多变，帝制反复，蔡东藩忧心忡忡。
蔡东藩痛恨帝制，担心“帝王专制之魔”重现，于是，在当时“演义救国”思潮的影响下，蔡东藩开始着手撰写历史演义，用文章救国，用文章救世。
从1915年开始，蔡东藩用了10年时间写作历史，从秦始皇开始，一直写到民国九年的1920年，一共写了2166年的历史，共11部，1040回，650多万字，总名叫《中国历朝通俗演义》，其时间跨度之长、内容涉及之多、人物采写之众、篇制回目之巨，堪称历史之最。
在写《中国历朝通俗演义》的同时，蔡东藩还写了《慈禧太后演义》。
蔡东藩撰写史，反对“历史无据的虚构”，严格地做到“无一事无来历”，严格“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他是以真实的态度，写“真历史”。这一点，在他的人品和经历上，也得到了印证。蔡东藩的身上，人品和文品是高度统一的，他不肯曲意逢迎，宁愿布衣蔬食；他宁愿挂冠归里，也坚持贫贱不移, 表现了中国传统文人最可贵的气节。
然而，他写清史和慈禧的时候，正是清朝刚刚灭亡的时候，清朝虽亡，奴性仍在，很多人对满清念念不忘，因此，蔡东藩的“真历史”遭到了那些甘做奴隶的人的强烈反对。
1916年，上海会文堂书局率先抢到了蔡东藩的《清史通俗演义》的出版权，这本书是首次清史的出版，而且清朝灭亡才几年，故一经出版，立刻成为畅销书，风靡全国。蔡东藩正沉浸在兴奋之中，然而，一天一个军人模样的人，怒气冲冲闯进了上海会文堂书局，要找《清史通俗演义》的作者算帐，打听到作者不在，就留下一包东西，蔡东藩收到后一看，惊骇的发现里面竟然是两颗子弹！
这是迷恋于帝制的人，对蔡东藩的观点不满，对他进行生命的恐吓。但这吓不倒蔡东藩，他说：“要我改变观点，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畏强权，不怕恐吓，不因时势改变观点，不因逆境违背内心，这就是蔡东藩的性格，这更是蔡东藩写“真历史”的态度。
自古以文章鸣世的人，大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文以人传, 一种人以文传。
所谓文以人传，意思是某人因不朽之文写了他而名垂青史，比如司马迁的史记写刘邦、项羽，而使刘项名垂青史；
所谓人以文传，意即某文因写了不朽之文而流芳百世，如王勃因写了《滕王阁序》、范仲淹因写了《岳阳楼记》而流芳百世。
文以人传的，时过境迁，最终难免云烟过眼的命运；
人以文传的, 也许作者本人无意于不朽, 但一脉文心或诗情可与后来者相通，书在，人就在，思想就在，与后来的读者，虽时空远隔，却仍有心灵的沟通、思想的默契。
蔡东藩先生属于后者。
他就是以《中国历朝通俗演义》这部“真历史”的巨著，实现了人以文传，实现了流芳百世。
蔡东藩从百年之前直到现在，历代的人们通过他所著六百多万言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而知其名、而知其人。蔡先生史笔如橼，纵横挥洒，把中国近两千年历史舞台上的兴亡盛衰、生死离合尽收笔底。他的史笔又如雕刀，把纷繁复杂的人和事、情与景，疏密有致地刻画入微，娓娓道来，让人如临其境。而在叙事之间，更是渗透了蔡先生的识见和感情，好恶立判，臧否由衷，在读者面前立起了一面“真历史”的镜子。《中国历朝通俗演义》是一部通俗的中华通史，是普及中国历史最好的读物，自出版以来，广受欢迎，因此一版再版，成为了《二十四史》之外最受欢迎的中国历史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