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匠人为开元寺绘制殿顶彩绘。受访者供图

开元寺内以高石柱衔接木柱的营造方式。陈锦煌 摄

潮州开元寺天王殿正门。陈锦煌 摄

开元寺天王殿中备受学界关注的12层叠斗。陈锦煌 摄

日前，国家文物局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在“中国营造”重点计划中，潮州开元寺入选全国重要古建筑研究型保护工程，与应县木塔、故宫、西安城墙等共计10家知名文保单位并列纳入国家文物古迹保护体系。

中国现存四大开元古寺之一、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粤东第一古刹”……拥有诸多“名片”的潮州开元寺，再次被国家“点名”，其独特价值究竟在哪？它承载了多少潮州匠师的独特记忆，体现了多少中国建筑的制式规范，又给世界文明带来何种影响与启发？

策划：苏仕日

统筹：杨 可

采写：陈锦煌

潮州的开元寺

潮人情感的联结地

潮州开元寺的历史悠久，目前学界普遍考据认为，该寺原名“荔峰”，创于隋唐。唐代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敕令天下诸州设立开元官寺，“荔峰寺”遂改称“开元寺”。

据《潮州开元寺志》记载，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至庆历三年（1043年）“重修全寺”，竣工后“凡五百楹，为一郡之表”。“楹”为古代房屋量词，可表开间数，意思是大修后寺内殿堂屋宇规模总计达五百间，成为潮州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建筑。潮州文史学者陈贤武指出，“五百楹”在史籍中常用来形容宫殿、庙宇、官署等建筑群的宏伟壮观，这里或并非实指，是表建筑规模极其宏大。

另据北宋余靖《开元寺重修大殿记》，此次大修开元寺“又为二楼，一储本朝累赐太宗睿烈皇帝御书，真宗章圣皇帝及今皇帝御制；一悬洪钟而对峙之”。这说明历史上开元寺曾设钟楼，目前开元寺内仍悬有一口铸于北宋的大铜钟。

“‘潮州八景’不仅有明代版本、清代版本，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潮州内八景’版本。”陈贤武介绍，“潮州内八景”中现存较完整的只剩“古刹梵唱”和“东楼观潮”，其中“古刹梵唱”指的就是开元寺景观。“历史上，开元寺早晚诵经、晨钟暮鼓的画面曾是潮州古城内每日上演的一景。”

北宋大修后，潮州开元寺又历经元、明、清历朝十余次修缮。民国时期的1922至1924年间、新中国成立后的1980年代，均有过大规模修缮。后者更奠定了当下开元寺的状态基础。

1922年开元寺大修，经费来自“潮、沪、暹罗、香港缁素捐资”；1980年代修缮扩建，得益于港澳潮人出资支持。近现代潮州开元寺的保护与修缮，始终与海外潮籍华侨华人紧密相连，也使其成为连接潮州与海外华侨社会的文化纽带。

“经过历朝多次修缮，开元寺内的不少建筑成了叠加历代维修成果的‘集合体’。”潮州市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专业技术人员黄思达介绍，“以大雄宝殿为例，它的台基和周围的栏杆保留了唐宋时的形制和大量遗留构件，而构架大部分已是明清样式，外廊屋架呈现出典型的清代晚期风格，不过屋架中又包裹着一整圈的宋代八瓣瓜楞石柱。”

黄思达认为，潮州开元寺建筑的“年代复杂性”体现了它经历过历史久远的信息沉淀，为我们留存下了诸多关于潮州建筑在明清以前的信息和早期物质遗存。此外，开元寺里的很多古建筑也是潮州古代大中型殿堂建筑构架的代表性实例，对于研究潮州古代殿堂建筑施工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中国的开元寺

历朝建筑制式的留痕地

潮州开元寺，建筑本体上是否带有“潮州基因”？答案是肯定的。

一方面，潮州开元寺的天王殿、大雄宝殿等主要殿堂，出檐都比北方同期建筑深远得多。这是由南方气候决定的，深远的屋檐可以减少雨水对墙体和台基的冲刷，同时也能在夏季为殿内和廊道提供更大面积的遮阳。

另一方面，潮州春夏之际闷热潮湿的气候，对木结构建筑的寿命威胁极大。因此，潮州开元寺的殿堂内部空间普遍高敞，梁架举折较大，有利于湿热空气的上升排出，这也与北方建筑追求保暖的“厚墙小窗”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开元寺内部分建筑的殿柱还采用了以高石柱为底衔接木柱支撑的做法，这是以下部石柱防潮、上部木柱防震的巧妙结合。

历史上，潮人由中原地区逐步迁徙而来，匠师的技艺自然也带有“古中原”的基因。在这个背景下，潮州开元寺是否体现了中原地区传统建筑的特征呢？答案，也是肯定的。

1956年至1982年间，被誉为“华南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奠基人”的龙庆忠教授四次率队考察开元寺。他认为“天王殿至迟为宋代之遗构，其平面布置、立面构图与梁架结构均保留了不少汉朝和南北朝时期的特点，为国内现存较少见之早期木构建筑”。

现在步入潮州开元寺天王殿，不少建筑研究者会被屋架上高垒、硕大的十二层圆盘栌斗所震撼，这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是极为罕见的孤例。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李哲扬博士提出，这种叠斗形制的渊源或可上溯至汉代。他指出，汉代王延寿所作的《鲁灵光殿赋》有“层栌磥垝以岌峨，曲枅要绍而环句”的描述，相当吻合天王殿里所见的叠斗样式。

2008年，李哲扬发表《潮州开元寺天王殿与先秦门塾制度》一文。他指出，开元寺天王殿面阔十一间达47.97米、进深十五架却只有13.3米，此类平面深阔比例在国内现存古建筑中十分罕见。更关键的是，天王殿的平面呈现出“3+5+3”的三段式格局——中央五间处设门，两侧各三间以墙体围闭，形成一厅两房的独立空间。这种“中央为门、两侧为塾”的格局，吻合《说文解字》《尔雅》《礼记》《汉书》等古籍中的记载，正是先秦“门塾之制”的活态保存。

李哲扬对潮州开元寺内的大雄宝殿、观音阁、地藏阁及其总体布局亦有研究。他指出，观音阁现存构件基本反映明代建筑风格，但其平面格局及构架组成中，保留了大量中国传统建筑的古制古法，是潮州小型殿堂建筑的杰出代表。而与观音阁外观相近、等级相当的地藏阁，内部却是清代晚期风格的厅堂式架构建筑，这展现了相似建筑外观下，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内部设计的多种可能性。

他还指出，潮州开元寺的观音阁、地藏阁与大雄宝殿的殿身面阔都是“三间”，这是潮汕地区传统殿堂建筑严守中国古代建筑礼制的表现。开元寺“以中院为核心，以东西廊道围合，周围设立大量别院”的整体布局，和“唐代文献及图形资料所见的佛寺格局完全一致，反映的是隋唐时期佛寺的平面布局古制”。

潮州开元寺形制之古远，说明该处建筑乃至岭南古建筑的一种文化特性，即其中蕴藏了大量古老的中国建筑文化制度。李哲扬认为：“它们的特点不仅仅是地方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可以为认识早期的中国建筑提供线索。”

世界的开元寺

人类文明交流的实证地

当潮州开元寺被纳入国家“中国营造”重点计划，与应县木塔、故宫、佛光寺等9家知名文保单位并列时，它已不再仅是“粤东第一古刹”，而是作为中国早期木构建筑的活态标本，站到了世界遗产话语体系的聚光灯下。

潮州开元寺的“世界性”，首先源于它对历史文明的见证。因地处中国东南边陲，远离政治中心，潮州建筑的演进缓慢而滞后。但恰恰是这种“慢”，让大量古老线索得以幸存。

李哲扬的研究表明，中国北方地区几乎找不到与潮州开元寺天王殿相似特征的古代地面建筑遗存，那些被记载在汉唐绘画与文字史料中的古老制式，在其发源地早已湮灭，却在潮州开元寺的建筑遗构上留有实物。这种“能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的特质，恰与世界遗产遴选标准高度契合。

与此同时，开元寺也是一部写在木头上的文化交流史。自秦汉以来，北方汉民族渐次南迁，外来汉文化与潮州本土越文化不断碰撞融合，潮州建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生发演绎。

以天王殿为例，其内柱“层栌叠斗”的做法在结构上完全具备可替代性——若换以一根整柱直达屋檩，同样能实现对周围结构的承接与穿插，然而建造者偏偏选择了更繁复的“层叠”手法。李哲扬认为，这是以南方地区原生穿斗构架体系为基础，吸收北方抬梁结构而创造出来的。“它记录的是发生在本地的建筑发展历史中，南北技术交流融合的一个或多个叠加的片段，表现出地域性和时代性的‘过渡’特征。”黄思达认为，这种南北交融的构造智慧，正是《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关于“展示一段时间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人类价值观在建筑或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发展方面的重要交流”的体现。

将视野放至东亚，潮州开元寺还与日本中世建筑产生了微妙呼应。同济大学路秉杰教授曾提出，潮州开元寺天王殿的构架与日本奈良东大寺南大门存在相似性，后者是日本镰仓时代“大佛样”建筑的代表，其式样源自南宋时中国浙南、闽北地区的穿斗结构体系。

不过，学术比对表明，二者在技术源流上不尽相同。天王殿在“穿插”基础上大量混用“层叠”，屋架结构较为严密；东大寺南大门则在穿斗结构方式上更为彻底，很难证明两者存在直接关联。黄思达认为，正是这种“同源而异流”的状态，让潮州开元寺与日本“大佛样”建筑一同成为搭建宋元时期东亚各区系间建筑技术传导链条的重要实证节点。

正因如此，潮州开元寺的价值在潮州古城申遗工作中被反复提及。2025年，“推动潮州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首次写入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在这场申遗征程中，开元寺可被视为核心的价值锚点。它所承载的汉唐古制遗存、南北文化交融印记及东亚建筑技术传播线索，共同构成了潮州古城“突出的普遍价值”最有力的实证支撑。

随着“中国营造”重点计划的落地实施，潮州开元寺即将迎来新一轮研究性保护工程。这不仅是对其遗产价值的国家层面再确认，更意味着这座千年古寺正从岭南走向世界，成为中国为全人类守护早期木构建筑记忆的全新出发点。

■故事

历代匠师接续保护 潮州开元寺启新途

如果“穿越”回上世纪80年代前的潮州开元寺，你会看到这样一幅场景：天王殿塑像基座被夷平，天花彩画荡然无存，大门抱鼓石、门槛消失，殿内还有人在练体操、打乒乓球、开文艺培训班。潮州市建筑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吴国智在《广东潮州开元寺天王殿落架大修工程的勘测设计》中记载，当时开元寺内建筑柱础沉陷、石柱断折、木柱腐蛀、墙体倾斜、屋脊断折，用“危若累卵”形容毫不为过。

1980年代，潮州启动开元寺大规模修缮。一位参与过此次工程的老工匠指出，现在潮州开元寺的建筑高度是“有待提高”的。据《海阳县志》记载，光绪三年（1877年），巡道张铣率绅士朱以锷主持重修开元寺。后世研究指出，此次重修中，因官府士绅认为“开元寺尽得潮城气脉，致僧胜于俗”，故将大雄宝殿、藏经楼等建筑斗拱降低三尺，加以压制。他回忆，1980年代修缮时，是依照清代降低后的高度进行原貌修复。“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后世修缮应该把高度抬回去才对。”这位老工匠坦言，潮州木结构建筑的通风防潮尤为重要，高度降低不利于空气流通，“希望后世匠人可以修正这处疏漏”。

同年，杨坚平被聘为开元寺修建委员兼总工艺师，主持佛像塑造、木雕装饰、刺绣创作、藻井彩绘等工艺的恢复工作。杨坚平透露，当时对开元寺的整体修缮坚持“修旧如旧”原则，尽可能用传统工艺加传统材料的做法，确保修缮后的开元寺既有潮州本土工艺特色、又有唐宋风韵。“如当时开元寺三大佛像的塑造，结合雕塑专业人才与本地浮洋泥塑、枫溪瓷塑技艺，考据了大量的历史记载并结合现存文物进行重塑，至今46年仍然完好。”杨坚平表示，“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当时的修缮方案在大殿屋顶上加了嵌瓷。”他认为，潮州嵌瓷是明末清初才出现的民间工艺，本不该出现在一座隋唐建筑顶上。

时为潮州彩瓷总厂创作设计人员的郑鹏，是1980年代开元寺修缮时大雄宝殿藻井彩绘师之一。他表示，当时开元寺的藻井图案参考“禅宗八宝”纹样设计，并组织潮州彩瓷总厂十余名彩瓷师傅前往绘制。“当时的师傅很认真，藻井顶板都是遵照‘补平、崩纱布、刷桐油、裱布、上油’等传统步骤准备的。”郑鹏也坦言，受限于1980年代的条件，当时藻井彩绘使用的是油画颜料，并非传统建筑常用的矿物颜料。

老匠师们的口述，共同指向一个朴素的现实：每一代匠师的修缮都倾尽全力，但未必尽善尽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文物修缮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小干预”原则，确保真实性和完整性。真正的“修旧如旧”，不是翻新如初，而是承认历史层叠、包容前人取舍，为后人留有余地。

2023年7月，广东省文物局批复同意潮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和观音阁修缮工程勘察设计方案。截至2025年9月，大雄宝殿已完成大木更换、屋脊嵌瓷修复，正在推进瓦屋面施工；观音阁已完成木作制作，正在推进嵌瓷修复。

古建彩绘师王秀娟带领的团队成员曾参与北京故宫、颐和园等多个中国传统文物建筑的彩绘修缮。她表示，此次开元寺大雄宝殿的藻井修缮采用“一麻五灰”传统地仗工艺，经过木基层处理、汁浆、捉缝灰、通灰、使麻、压麻灰、中灰、细灰等十余道传统工序，让多个保护层覆盖在木质结构的表面，能有效防止木构件受到日晒、雨淋、虫害等因素的侵害，增加了建筑耐久度。王秀娟表示，“一麻五灰”传统地仗工艺这种传统古建营造与修缮技艺广泛应用在故宫、颐和园等古建筑中，团队希望用传统矿物颜料结合天然植物色融合处理，进行此轮藻井彩绘，让修缮成果更贴近历史传统、保存更持久。新一轮研究性保护工程，正以更科学的理念接续前行。

从宋代余靖碑记记载善众捐款兴修开元，一百年前潮沪暹罗香港信众捐资修缮，到1980年代潮州匠人们的抢救性大修，再到如今“中国营造”计划下的新一轮研究性保护——潮州开元寺的千年延续，本质是一部潮人呵护历史建筑的爱乡接力史，也是一部潮人匠师技艺传承的接力史。只要代际接力从不中断，潮人齐心团结发展、匠人传承延续下去，这座古寺便能永远“活着”，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早期木构建筑记忆。

“中国营造”重点计划

（重要古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

应县木塔

故宫

佛光寺

南禅寺

独乐寺

正定隆兴寺

扎什伦布寺

苏州古典园林

潮州开元寺

西安城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