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老照片：抗战后国民政府惩处汉奸，宽松还是严苛？
抗战后国民政府惩处汉奸老照片。
抗战后国民政府对汉奸的惩处整体呈现“纸面立法严苛、实际执行宽松”的特征，远未实现全面彻底的清算。
一、纸面立法的严苛性
法律体系完备
1937年就出台首部《惩治汉奸条例》，明确通谋敌国者最高可判死刑，财产全部没收。
1945年战后补充《处理汉奸案件条例》《修正惩治汉奸条例》，列明14种汉奸重罪，覆盖伪政权党政军、文化宣传等十类追诉对象。
公开审判的震慑性
对陈公博、丁默邨等少数罪大恶极的汪伪核心头目，公开审判后迅速执行死刑，向社会传递惩奸姿态。
1945-1947年间全国共正式处理汉奸25000余人，部分地区对汉奸执行枪决前会进行游街示众，满足民众的惩奸诉求。
二、实际执行的宽松性
政治优先的选择性清算
为抢占沦陷区地盘，国民政府在日本投降前就将大量伪军司令直接委任为国军将领，百万伪军直接收编，完全绕过汉奸审判程序。
汪伪政权二号人物周佛海一审被判死刑，蒋介石直接出面将其改判无期徒刑；多名有后台的汉奸通过托关系、走门路获得特赦，重罪轻判。
基层伪职几乎全部豁免
全国沦陷区近200万基层伪职人员、普通伪军士兵，因法律界定模糊、司法资源不足，绝大多数未被追责，仅走形式就被直接释放。
1945年10月全国被捕汉奸疑犯仅一两百名，汪伪政府二十多个核心委员仅抓捕褚民谊等少数无实权人员。
执行漏洞百出
法律未明确“通谋敌国”的判定标准，给司法机关留下极大弹性空间，大量汉奸通过贿赂、洗白身份逍遥法外。
各地高等法院接收汉奸资料的流程无明确时限，惩奸进度完全由地方官员自主把控，大量案件被长期拖延不了了之。
整体来看，国民政府的惩奸是典型的“雷声大、雨点小”，民族大义让位于政治利益，最终只有极少数顶层大汉奸被严惩，绝大多数汉奸都逃脱了应有的惩罚。
1945年10月，张家口。抓捕大汉奸文画君。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依法公审并判决伪张家口市市长韩广森、副市长崔景岚死刑；原伪蒙疆自治政府副主席于品卿经特别法庭开
1945年10月伪张家口司法部长受审
1945年10月张家口枪毙张市伪市长韩广森（右）
1945年10月张家口马车及跟随的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