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富春江畔，有一个渔山乡。1937年8月5日中午，一艘运输船缓缓靠上渔山江边码头。

船上堆着228口木箱，箱子里装的，是极其珍贵的文澜阁《四库全书》。烽火连天的岁月里，这批典籍在渔山乡安稳地藏了110天。

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宝藏即将开启一场历时九年的“文化长征”，渔山只是它的第一站。

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西迁文史陈列馆图源：“杭州党史方志”微信公众号

一

1937年7月，日寇侵略的炮火步步紧逼。

为了躲避日本人对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觊觎，也为了保护典籍免受战火侵蚀，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决定，带着它们搬家。可是，往哪里搬？

此时，来自富阳的馆员夏定域提议将书运至同乡挚友赵坤良的家中。渔山与杭州老城隔富春江相望，江边有码头，水运方便。而且，赵家老宅坐落于石马头村，“距江岸十五里，群山环绕，人迹罕至”，恰是一处隐蔽的藏书之所。

出发那天是8月4日凌晨，天公仿佛有意考验这群书生。台风过境，风雨交加，一向平静的西湖也涌起大浪，但转移已势在必行。

历史没有记录下《四库全书》离开时的场景，不知道彼时的护书人是否曾在船头的风雨中回望孤山方向，来时路渐渐隐没，归期却渺然难卜。受台风天的影响，原定于5日早晨抵达渔山，最后推迟到了午后。

从码头到赵家老宅有十五里山路，经过前一天的雨水冲刷，山路变得泥泞不堪。赵坤良雇来百余名挑夫早早等候。据村民张水木后来回忆：“重的箱子两个人抬，轻的一人挑两箱，来回一趟要两个小时。”

天黑时，赵家的这座两层小楼已堆满木箱，228箱书全部得以安顿。

为确保安全，赵坤良让全家搬去了新宅，老宅留给书，留给守书人。会拳脚功夫的毛春翔、叶守荣住在楼下北厢房，日夜轮值。三餐由赵家做好送入，碗筷不得入灶，灯火不得过夜。寂静的山村里，这座老宅如同一座无声的堡垒，在乱世之中默默守护中华文脉。

1937年8月5日中午，228箱书籍抵达富阳渔山江边码头 图源：“富阳发布”微信公众号

二

89年后的今天，在杭州富阳的渔山乡石马头村，藏书的赵家老宅还在。

这是一座砖木结构三进四合院，典型的清晚期江南乡绅宅第格局。从侧门跨进，先是一方天井，青石板铺地，下雨时，雨水顺着四檐滴下来，滴滴答答落在石臼里。由于年久失修，这里的屋角曾坍塌过一块，庭院也曾堆满柴草杂物，直至近年才被细细拾掇了一番，重现旧貌。

从一楼到二楼的楼梯窄而陡，上下时尚需手扶墙壁稳身，而当年的书箱正是由此一箱箱抬上楼。二楼的一角，复刻的书箱堆叠在角落，两张老式架子床，一张靠窗的方桌。

可以想象那时毛春翔和叶守荣值宿的场景，夜色沉沉，远处隐约传来江上船只的汽笛声。但他们心里清楚，眼前方寸之间的安宁，挡不住外界风雨飘摇的时局，他们是在和日军赛跑。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杭州屡遭敌机空袭。至10月底，“敌机轰炸杭垣，日益烈，渔山可闻爆炸声”。老宅距江不过十五里，听得见炮声，便意味着危险随时可能降临。

《四库全书》不得不再次启程。11月底，那些挑夫又来了。还是同样的山路，同样的竹杠，同样的沉默。他们把木箱一口口抬到了等在江边的船上。

从8月5日入宅，到11月底撤离，整整110天，书未损一册，箱未破一只。

1940年，妄图抢占《四库全书》的日军听到消息，循着踪迹追到渔山，翻遍了石马头村，也没能找到半张书页。恼羞成怒之下，日军纵火烧宅。赵氏新居连同几代人勤俭积攒的家业，就这样全部化为焦土。

幸运的是，那座藏过《四库全书》的旧宅，奇迹般地躲过了此劫。新宅与旧宅，一焚一存。这仿佛是一个隐喻：文明的延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甚至维系于普通人舍身相托的抉择。

央视纪录片《国家记忆》栏目《颠沛的国宝》之《〈四库全书〉西迁记》截图图源：央视频客户端

三

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珍贵世人皆知，但它在渔山110天的故事却少有人知晓。这段历史，除了赵家老宅外，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资料。

1948年渔山赵氏续修宗谱时，守护老宅的叶守荣将护书经过完整写下，篇名为《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初迁渔山记》，收进《富春渔山赵氏宗谱》。这篇文字在宗谱里躺了六十年，直到2008年，才被乡史爱好者赵云法偶然发现。经媒体追踪报道，这段秘藏山野的往事，才被越来越多人知晓。

如今赵家老宅后的一间民居里，住着赵坤良的长子赵志基。他曾在家中见过残存的古籍书壳，追问之下，父亲只说是“无价之宝”。

那228箱书，后来去了很多地方，建德、龙泉、贵阳地母洞、重庆青木关……渔山这一段，虽然没有之后路途中翻山越岭的壮阔和跨省辗转的跌宕，却成了这场“文化长征”的起点。

在那个动荡年代，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保护中国文脉，前赴后继。故宫博物院一万三千余箱文物南迁，跨越大半个中国；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带领下举校西迁，图书仪器随行千里；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也被秘密运往南方。

那段历史，像是一场文化的“大流散”，也是一场文明的“大护佑”。也许会有人问，这些东西历经坎坷究竟是怎么保下来的？时任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福命。”

但所谓“国家福命”，从来不是什么玄之又玄的东西。它的背后，是一个个普通人在战火中，用自己的脊梁，一点一点撑起民族的文脉。就像赵坤良常挂在嘴边的那句“国家的事要办好”，朴实而充满力量。他们的故事也许在历史上微小如尘，却构筑起文明得以存续的基石。

本文播音：王维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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