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姚广孝，很多人会想到，他曾成功辅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造反登上皇位，但他在整个明朝历史上其实是个特殊的存在。

身份特别

他其实是一个和尚，生于江苏长洲县，早在14岁的时候就出家了，法名“道衍”。按佛教戒律，他早应该脱离俗家事务了，但他又特别热衷于政务，所以这个僧不僧、俗不俗的人，就被很多人称为“妖僧”。但他的“妖”绝不仅仅体现在身份的特殊上，可以说在很多方面都很特别。

第一、向往建功立业

普通僧人想的是怎样吃斋念佛、普度众生。而他却不同，事业心非常强烈。这从两件事就能看出来。一件事是，当初他曾同友人一起游江苏镇江的北固山。当时，他有感而做了一首诗，直接暗示了他对当时的朝政不满，以至于他的朋友当场就提醒他：“这哪是出家人该说的话呀”？

另一件事是，他曾路过河南嵩山，遇见了擅长面对面的江湖术士袁珙。袁珙说：他的面相像一只瘦虎，注定是喜欢杀戮和官场的，而他听了这样的话不仅不反感，还大喜过望。

第二、行事风格大胆叛逆

我国封建社会很看重封建秩序，可以说整个国家从上到下都要求不遗余力地维护正统的封建秩序，即君君、臣臣”的上下尊卑关系。那些试图僭越这种封建秩序、推翻王朝统治的人，都被认为是“乱臣贼子”，而姚广孝就是典型的“乱臣贼子”，他不仅本人对当时的朝廷不满，而且还千方百计唆使别人一起造反，行事非常大胆。

据史料记载，他曾专门托好友把他引荐给燕王朱棣。但朱棣开始对他并无好感，于是他大胆地对朱棣说：“我想给王爷带上一顶白帽子”。朱棣一听大吃一惊，因为在“王”字上加上“白”字就是“皇”。这是在赤裸裸地向朱棣表示：他想帮助朱棣造反称帝。

第三、“造反”的决心异常坚决

姚广孝帮助朱棣造反，登上皇位，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毫无保留的。其造反的决心，甚至超过朱棣本人。话说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逝世后，继位的是皇太孙朱允炆，史称建文帝。当时北方边镇的藩王都手握重兵，成为了朝廷的心腹大患。为了消除隐患，朱允炆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削藩计划。

当时，燕王朱棣对朝廷削藩非常不满，但说到造反，又觉得自身实力不足，不敢冒然行动。于是，去请教姚广孝。姚广孝极力地劝说他一定要造反，而且越早准备越好。他却很不自信地说：“现在民心都倾向于朝廷，造反恐怕得不到民众的响应”。而姚广孝竟然回答他：“我跟您谈的是天道，不管民心”。

后来，为了消除朱棣的顾虑，他还请了与自己相熟的术士袁珙和金忠，专门给朱棣相面、算卦，都说朱棣造反一定能够成功，大大增强了朱棣的自信心。通过这些，都可以看出，姚广孝对促成朱棣造反，可以说比朱棣本人都上心。

公元1399年，朱棣终于正式举起造反大旗。但举旗当天，出现了大风刮掉王府房瓦的事情。朱棣认为是不祥之兆。而这时姚广孝出面，向朱棣解释说：“这是吉兆。因为每次有龙飞过来，都会伴随大风大雨。王府的房瓦被吹掉，正好说明您是真龙天子，要换掉旧瓦，用上皇宫的御瓦了”。

战争过程中，朱棣带兵在前线打仗。姚广孝就辅佐朱棣的长子朱高炽保卫后方、支援前线，并曾成功地打赢“北平保卫战”。当时，朱高炽只有20多岁，没什么经验，可以说，姚广孝名为“辅佐”，其实是坐镇后方的实际负责人。战争中，每每遇到事情，朱棣都要找姚广孝商议。

东昌战役失败后，军队士气低落，就连朱棣都对造反的前途产生了怀疑。这时，姚广孝又及时站出来，强烈支持朱棣一定要再次出兵，不能半途而废。后来，也是姚广孝及时劝说朱棣，改变与朝廷争夺一城一池的作战方案，集中兵力南下，直取首都南京。

由于及时调整了作战方案，最终朱棣才取得了“靖难之役”的胜利。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姚广孝的帮助，朱棣要登上皇位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四、不在乎功名利禄却珍视友情

姚广孝虽然热衷建功立业，但却把功名利禄看得很淡。他对朱棣造反立有大功。朱棣登基后论功行赏，就想把他封为大官。但他说自己是僧人，不同意。为此，朱棣还与他发生了争执，甚至想逼迫他还俗。最后，他只是同意担任负责僧人事务的僧录司左善世,并加封“太子少师”的虚衔。

此外，朱棣还赐给他府邸和美女。他一律不要，全部原封退回，并坚持在寺庙里居住。朱棣又赐他金银，他收下了，等他回到故乡的时候，就全部分给了家族中的亲人。

虽然不喜欢功名利禄，但他对友情却非常看重。朱棣登基后，见姚广孝封无可封、赏无可赏，就非常过意不去。直到他重病临死前，朱棣再次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才提出来：要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溥洽”。

“溥洽”也是一名僧人，曾经是他的好友。但是在“靖难之役”中，双方因立场不同，分道扬镳了。溥洽辅佐了建文帝朱允炆。朱棣带兵攻入南京后，没有找到朱允炆。有人说，溥洽知道朱允炆的藏身地点。于是朱棣就把他关进了监牢里。这一关就关了十几年。

他念及与溥洽的友情，很想把他救出来，但碍于朱棣对朱允炆的同党恨之入骨，一直也不敢提，直到临死前才提出了这个要求。后来，朱棣满足了他的要求，把溥洽释放了。

死后倍受荣宠

总而言之，姚广孝确实很特别。他虽然是个和尚，但却向往建功立业。造反成功后，又不喜欢功名利禄，唯独对友情念念不忘。由于他的功劳很大，而又如此低调，赢得了朱棣及其后代的称赞和推崇。

他死后，朱棣特封他为“荣国公”，并亲自为他书写了神道碑铭。后来，他的灵位更是被请进了太庙，成为当时配享太庙的16位功臣中唯一的一位文臣。这在整个明朝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