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飘摇的年代，英雄辈出，也埋葬了无数悲欢离合。要说军统六哥郑耀先的历史原型，形形色色的人物像夜空中闪烁的星辰，各有光彩。其中，原军统局行动处少将处长程一鸣，无疑是其中一颗最为耀眼的。在1964年他以新身份重见天日之前，甚至连他昔日的挚友、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也无法得知他隐藏的真实身份。沈醉，这位戴笠的亲信、毛人凤的盟友兼对手，对军统（保密局）的内幕了如指掌，更令人唏嘘的是，他与《潜伏》中吴敬中的原型吴景中，竟是铁杆老友。如果当年拍摄《风筝》和《潜伏》时，能邀请沈醉或程一鸣担任顾问，定能让剧情更加扣人心弦，更具历史的厚重感。

电影《决战之后》的顾问是曾担任过战犯管理所所长的姚伦，而另一位默默无名的顾问，则是电视剧《特赦195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他的经历如同一个传奇，毕业于黄埔军校政治系，南昌起义时身经一番战火，后又在军统中步步高升，成为西北区区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乃至东北办事处处长。1946年，他更是晋升至中将，身居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长之位。文强被俘时已是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不可思议的是，文强、沈醉、吴敬中、程一鸣，竟都曾在同一单位共事过，而吴敬中更是在东北接过了文强的班。军统（保密局）的工作性质注定了晋升之路异常艰难，像文强这样能达到中将的，恐怕也仅有寥寥十数人。

在《口述自传》中，文强回忆道，戴笠死后，他便决心离开军统，前往湖南投奔程潜。当时，军统中将军级别的人，也仅有他和郑介民、唐纵寥寥数人。代理局长、后经老蒋正式任命为正局长的毛人凤，当时仍仅是少将。细细研读那些原军统将军级特务的回忆录，你会惊奇地发现，我们熟悉的刘安国、吴敬中、沈醉、程一鸣，竟是那些曾经在同一个锅里搅马勺的好朋友，携手走过风风雨雨，最终的结局却又大相径庭——文强和沈醉都选择在政协当文史专员，而程一鸣则与他们渐行渐远。

程一鸣，堪称比郑耀先和余则成高明十倍的潜伏者。他曾在军统特训班讲课，看似鼓励学员，实则暗藏玄机，直接吓得两位学员绝望自尽。当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时，他更缴获了一件国宝，其价值远远超过了余则成从季伟民赃物中抽出的玉座金佛。

余则成借花献佛，将玉座金佛送给吴敬中，这尊仅有一尺多高的佛像，据说是南朝宋高祖刘裕的镇宅之宝——那位在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被吟咏的刘寄奴，是一位有为之君，他与南唐后主李煜、南陈后主陈叔宝，应有本质区别。即便这玉座金佛真是他的御用之物，放到现在，价值也恐怕只有一亿左右。而程一鸣缴获的国宝，其价值却根本难以估量，说十亿也可以，说一百亿也不为过。程一鸣的经历复杂而传奇，他和吴敬中一样，都是早期被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的高级人才，回到国内却都投身于特务组织（最初进入邓文仪为课长的南昌行营调查课，后来被整合到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的复兴社特务处）。叛变二字加引号，是因为吴敬中的叛与否难以断定，而程一鸣则是表面叛变，实则深入敌后潜伏，一干就是三十多年。因此，他的追悼会，自然要由国安部门来主办。

程一鸣，黑白两道通吃，在军统特训班讲课时，也总是旁敲侧击地提醒学员们，最终的结局往往不尽人意。毕业于军统兰州训练班的宗化民回忆道：教官程一鸣在礼堂上课，讲道：‘你们将来的工作干得好被敌人杀，干不好被组织杀，我们的纪律严明……’下课后，学员张永康反复琢磨这句话，说：‘反说正说都是要死……闹了半天是个死学校！’

程一鸣手段果决，有时甚至会直接揭底，让许多特训班学员深感绝望。张永康觉得自己进入了死学校，竟吞下大烟自尽，朱文江则跳入了黄河。从息烽训练班毕业后，赵秉钰给老蒋当侍卫官，他回忆道，他们受训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程一鸣所编写的《情报学》——这本教材读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别说像青浦班那样只办了一个月的短期班，就是学上三年五载，也只能领略皮毛。 特训班出来的学员虽然都得到了重用，但实际上也都是半吊子——他们学的东西五花八门，却难以融会贯通。程一鸣编写的教材涵盖了情报搜集、侦察、审讯、处理、跟踪、盯梢、脱梢、交际、知人、观察、跳舞、赌博、诈骗、偷窃、摄影、指纹、测谎、看相、窃听、风水、化学通信、中西医药麻醉药剂（包括迷魂药末、迷魂香等）、擒拿、绑架、技击、暗杀、纵火、定时炸弹、毒药、毒物、毁尸、灭迹、化骨、化毛发、金笔制造、各种汽车的驾驶、无线电收发报机、枪支弹药、爆破药物TNT等的携带及装置、法医的检验、警鸽、警犬的驯养使用、青红帮会的利用，大家囫囵吞枣，根本无法消化。如果某个学员自称只精通一样，就有可能被吴敬中那样的指导员（吴敬中在临澧班就是一大队二中队指导员）处置甚至处死。 赵秉钰回忆道：指导员操纵了学生的前途，甚至生杀予夺的大权。指导员的评语，决定每个学生的好坏。军统局各个训练班，在训练期间所发给的一切讲义，或学生抄写的笔记，必须一律由教务组收回烧毁，不准带出一纸。否则，一经查出，即以泄露团体秘密论处。 从赵秉钰的回忆中，我们忽然意识到，原来吴敬中在军统特训班也拥有着不小的权力。程一鸣和吴敬中先后从军统特训班调往各大区和省站，两人也曾在军统西北区担任区长，程一鸣后来调回总部任行动处少将处长，吴敬中则先去东北接了文强的班，随后又去了天津当站长。军统特务除了区长、站长之外，通常还会在军中兼职，但这个机会往往只有精英和嫡系才能争取到。吴敬中在担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期间，还兼任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程一鸣也曾兼任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饰演吴敬中的演员，也曾在许多类似的角色中出演过。 程一鸣缴获国宝的故事，发生在抗战期间。侯国柱先生回忆说，当时陕、甘、宁、青被划为第八战区，朱绍良任长官，胡宗南为副长官并掌握实权，司令部设在兰州五泉山，程一鸣的调查室也形影不离地跟随司令部。程一鸣在第八战区进行调查和情报工作，也包括查处走私贩。侯国柱回忆：我们调查室的程一鸣主任在国民党纪念周上告诉大家，根据河西的情报，有个中央委员从敦煌搜集了一些经卷，随身携带，检查站对此要严加搜查。 在检查站外，侯国柱等人遵照程一鸣的指示，对那位蒋系中央委员及其车辆进行了一番细致的检查，却一无所获。那位中央委员见状，气势汹汹地破口大骂，这也激怒了检查人员，他们再次细心检查，终于在经卷被一片片夹藏在旧《辞源》中。程一鸣欣喜若狂：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得到了准确的情报，并缴获了国宝！敦煌经卷是国宝，不允许任何人随意带走。 抗战时期，将士们奋勇杀敌，而老蒋的亲戚和嫡系却在暗中发国难财。要不是程一鸣得到了准确的情报，那些价值连城的敦煌经卷，恐怕就会像玉座金佛、康熙九龙杯、乾隆九龙宝剑一样，成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私人藏品。侯国柱1942年去加尔各答执行任务时，又看到了类似的经卷，那是一位从香港过去的商人准备卖给英国人的。侯国柱出资五千美元将其买到手，文物专家表示他可以翻倍加价收购——1942年的五千美金，大致相当于四千五百克黄金。由此可见，程一鸣缴获的敦煌经卷，究竟价值几何，大家应该能够大致估算一番了。吴敬中抱着一尺高的玉座金佛就心满意足，更遑论那些珍贵的文物，常凯申、顾墨三、陈辞修手指缝漏下的东西，卖出去也能买十辆斯蒂庞克。吴敬中在天津解放前夕两袖金风而逃，程一鸣则潜伏了三十多年才凯旋，但那件他缴获的无价国宝，究竟流向了何方，至今仍是一个历史谜团，其价值更是无法估量，试想一下，一本《辞源》夹带的敦煌经卷，放到现在，足以在北上广购置几套优质住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