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元代以后，固原文物留存丰富，重要文物收录著书并有多家成果，然铭文类器物的释读阙误对深入研究造成影响，且有个别文物原释被长期引用。对京兆府黑釉瓷坛、三关口摩崖刻石“山光水韵”“昭忠祠”匾额、《三关口修路碑》四件（组）文物的铭文、年代、断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补证，以助于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关键词：京兆府黑釉瓷坛；三关口摩崖刻石；三关口修路碑；昭忠祠匾额

前言

能够对中华文明系统性记录至今的是汉字。从符号演变到语言系统，每个文字都藏着无数密码。章太炎认为，“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于省吾在《甲骨文字释林》自序中说 ：“中国古代文字的某些象形字和会意字，往往形象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可见文字本身也是很珍贵的史料。”

历来对铭文误释层出不穷，难以还原文化，甚至扭曲本义。铭文领域，唯甲骨、金文、石鼓一类，对其起始不分、窜行疏忽、断句有误、标题不清、文字错释等现象突出。文字规范的隶、楷以后，仍不乏误释者。本文就宁夏固原地区元代以后的若干文物铭文释读阙误现象补证，为任重道远的文字学工作闪一份萤火之热，同时就相关存疑探讨些略。

一、京兆府黑釉瓷坛

（一）铭文补缺

图一 京兆府桢州”黑釉坛 高64.5厘米 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京兆府酒坛（图一），高 64.5 厘米，1991 年宁夏固原张易乡出土。对于该器物腹部刻文，《固原文物精品图集》《固原历史文物》等著作与专门研究文章中记为“京兆府□州”。第四字被流釉所盖局部而无释，固原博物馆张强认作“桢”（楨）是准确的，完整五字应是“京兆府桢州”。

图二 “京兆府桢州”黑釉坛铭文线

图片采自《固原出土丝绸之路文物线图艺术》

《固原出土丝绸之路文物线图艺术》所绘偏旁“木”字完整，“贞”（貞）字下半部清晰（图二）。仔细辨认“贞”字上部笔画露出局部，因每字径 10 厘米以上，剔刻深，故测光可见被覆盖的笔画釉面有凹纹，与“贞”字上部结构吻合。

桢州为金宣宗贞佑三年（1215）所 设， 治 韩 城 县（ 今 陕 西 韩 城 市区 ）， 领 韩 城、 郃 阳（ 今 陕 西 合 阳县）二县，属京兆府路 ；元中统三年（1262），立陕西四川行省（治京兆，今西安市），桢州属之 ；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废桢州，翌年复设，治今韩城市区。二十三年（1286）陕西四川行省分置，桢州属陕西等处行中书省 ；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撤桢州入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县。

元代始初，成吉思汗设行宫于固原六盘山，至元十年（1273）置开成路，元世祖忽必烈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京兆、六盘山为封地，随之驻兵，使固原成为西北地区行政中枢，军事要地。安西王府南距固原市区约 15 千米的开城镇，根据此瓷坛出土地、元代所属关系，以及桢州与京兆府的关系，隶定为“京兆府桢州”无疑。

（二）年代释疑

“京兆府桢州”瓷坛为黑釉，器形粗犷，工艺粗糙，胎质灰白，具有鲜明的磁州窑系的黑瓷系列特征，典型的北方窑口。该瓷坛原定为金代，但从多方面可证为元代产品。以下主要参考灵武窑产品特征，通过施釉、拉坯、装饰、胎料、工艺、器型、铭文、历史背景等方面对“京兆府桢州”瓷坛的年代释疑。

1. 施釉

宋元明清漫长岁月中，北方窑场延承了磁州窑系的工艺、风格，为广大需求者提供白地褐花、剔刻花等产品的同时，“黑货”类产品则大量销往民间，其中山西众多窑场成为磁州窑系集中地。参考浑源窑、介休窑、怀仁窑、榆次窑等黑瓷，以及磁州窑系的陕西耀州窑、澄城尧头窑黑瓷史，均发现元代时，黑瓷产品工艺降级，施釉不均匀现象普遍。

同时，宁夏灵武窑受磁州窑影响颇深，不仅因为金天会四年（1126）西夏曾“渡河取宋天德、云内、河东八馆及武州”时，“虽然占领时间不长，但有可能带走雁北窑匠”。通过考古资料和大量藏品证实，灵武窑从西夏开始至元明，从未间断与众多磁州窑系窑场间的技术交流 ：灵武回民巷窑烧制的青釉印花碗表明了与耀州窑的技术往来 ；白釉产品与定窑、耀州窑、磁州窑有关联。

窑场之间的技术借鉴是例行的，又随波逐流于时代背景中。元代瓷器产量增大，以及瓷器文化受挫等因素，导致元代黑瓷系列的工艺水平明显丧失前代品质。我们从灵武窑元代产品中足见其证，例如施釉不均匀、拉坯粗糙，偷工省料成为常态。固原博物馆京兆府黑釉坛也存在上述瑕疵 ：为节省釉料，刷釉到底稀稀拉拉，难以遮丑而在肩部再浇釉一周，因元代烧制温度提高，致使浇上去的厚釉呈液相流痕，既无美感，又遮挡了文字局部（不排除受钧窑施釉技术影响的可能）。

京兆府黑釉坛呈现两种釉色，肩部以下为褐色，以上为黑色，黑釉较褐釉的铁含量高。此种套色工艺在灵武窑西夏一、二期产品不见，到元代多见，明代非常普遍，尤其灵武窑系列的灵武石沟驿窑场的明代黑瓷、中卫下河沿窑场的明代器物最为突出。

2. 拉坯与附耳工艺

拉坯时，使外壁形成平行等距的圆棱波浪纹装饰，是瓷器工艺的一种开拓，约在宋金已出现。京兆府黑釉坛同样使用了此法。参考耀州窑金代黑瓷产品，有一种长腹小口瓶，形似棒槌，全器身采用此种工艺装饰，但外形、口沿、颈部与京兆府黑釉坛截然不同 ；从灵武窑产品来看，圆棱波纹的工艺元代至明代常见，主要集中在黑瓷系列的罐和瓶、灵武窑元代窑具顶碗。京兆府黑釉坛从器身到附件全部采用这样的工艺令人吃惊 ：口唇微微外侈呈圆棱的“蚯蚓背”；再从颈部到底，平行排列较为均匀的圆棱纹 ；附件的四个耳，每个都为复耳，同是并列圆棱状。京兆府黑釉坛虽是“黑货”类粗件，但这种工艺能布满器身，也代表一定的地位。

从瓷器发展史观察，并列圆条耳隋唐以后出现，到元代时，复耳、多耳忽然大增，主因是各大窑掌握烧制大型的缸、瓮、罐的技术。小口类的大件器物多用来盛酒、油等液体，装置合理的多耳，防止泄露并能有效固定，实用性很强，出行也能抗压，例如灵武窑系的武威塔尔湾窑烧造的多耳大型酒坛。京兆府黑釉坛高 64.5厘米，属于大件器物，故在肩部和下腹，横向装置附耳增强拉力，极为符合元代特征。

3. 胎料

笔者进行一些灵武窑的研究工作跨越 20 多年，赴宁夏回民巷、磁窑堡、石沟驿、下河沿等窑多次，结合发掘报告和馆藏文物以及民间收藏，发现西夏大件器物罕见，元代开始出现，明代兴盛，与全国窑场步伐基本保持一致。大件器物烧制技术难度高，关键点是胎料配置，若使用宋代以来碗、杯的一元配方胎料，必然破裂，窑匠们突破瓶颈的方法即是寻找合理的瓷土和羼料以应对膨胀和收缩，由此在大件器物的断面上可见瓷土色泽和疏密度改变，并混合芝麻大小的白色羼料。始烧于明代的石沟驿窑址发现多处粉碎报废瓷器的渣堆，此渣即是羼料，笔者在《灵武窑研究》一书中有所分析。京兆府黑釉坛的肩部残耳露胎处，正显示了羼料和较为粗松的胎质。

4. 接胎工艺

由于京兆府黑釉坛外形大，腹部深，故而采用接胎工艺，中腹留有明显的接胎痕。接胎工艺是解决大件瓷器面世的历史性创造，其背景来源于社会对大件器物的需求。因此到了元代，制瓷出现重大突破就是将坯胎原料从原来的瓷石一元配方改为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提高了瓷器烧成温度，解决了变形和破裂，成品率上升，为烧制复杂瓷器和大件瓷器提供了保障，也为接胎瓷器的成功创造了条件。实物资料可见，宋、金瓷器工艺水准登峰造极但器物接胎痕迹很少，元代瓷器尺寸较大，接胎成为必须，有的分段几块，外观清晰可见接胎痕迹，这一工艺传承至明代大量使用。清康熙以后减少，随后惯用坯胎注浆法，接胎工艺消失。

5. 器型

参考灵武窑发掘报告，京兆府黑釉坛在器型上接近灵武窑三期文化Ⅰ型 5 式深腹罐 T9 ②∶ 156 和Ⅱ型 4 式双耳罐 T9 ②∶ 153，收腹弧度和底部的比例接近Ⅱ型 4 式双耳罐T12 ②∶95。可见褐釉坛的颈部、口沿、肩部弧度、腹部弧度均与宋、西夏、金时期的同类罐有较大区别。另外，深圳博物馆编《玄色之美》图104 黑釉剔刻莲花诗文罐，元代，山西窑场，其形与固原博物馆藏京兆府黑釉坛接近。

6. 铭文与历史背景

黑釉坛的腹部剔釉露胎有“京兆府桢州”五字，让我们油然想起元代的历史背景。元代沿用金的“行中书省”的行省制，在原来金、西夏、南宋、大理统治区划出 10 个行省，每个行省设路、府、州众多，亦是由高到低的行政区划。“京兆府桢州”应该是此时行政区划的印证，铭文应为官方标识。

图三 元 “宁夏府路较勘”标本

图片由刘宏安提供

图四 元 “宁夏路”铜权

图片由刘宏安提供

整理《中国灵武窑》实物资料期间，刘宏安提供一块元代茶叶末釉瓶的瓷片（图三），2012年发现于灵武窑址，刻“宁夏府路较勘”六字，罕见。该图片与相关文章已收录《中国灵武窑》。该瓷片长 24、宽 22 厘米，根据形位推测完整器高过 30 厘米。“京兆府桢州”和“宁夏府路较勘”均有“州”“府”“路”，是元代行政区划单位。宁夏收藏家米向军收藏一枚元代铜权（图四），高 10.5、宽 5.2 厘米，重 568.6 克，扁平六面体，錾刻竖排阴文，一面为“宁夏路”，一面为“官造”，背面“较同”，共七字，经核定，此铜权是元代官方标准计量器具。元代“府”和“路”有时成平级，但两件铭文标本对元代“宁夏府路”“宁夏路”行政建制提供了实物佐证。

7. 铭文书体

参考历代瓷器，将文字大大咧咧刻在瓷器的精华区域（腹部），不在乎影响美观的现象，元代有。更有趣的是，“京兆府桢州”“宁夏府路较勘”以及铜权文字，虽为两种材质的器物，其书体、结构和行笔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尤其铜权的“宁夏”与瓷片的“宁夏”写法、笔画、结构等几乎同人所为。元代这种书体，说行书非行书，说隶书非隶书，说楷书又缺少楷书间架结构和行笔特点。《玄色之美》中的元代黑釉剔刻莲花诗文罐铭文为“长存斟水意，休使下碁心”，更是潦草随性，有行，有篆，有楷，不知是何书体。行笔散漫而随意，可能是元人对汉字较为吃力的摹写，抑或元人对汉字的一种审美。可贵的是它们均可作为时代的铭文风格。

这几件铭文标本，除了为我们提供了元代政治、经济、行政区划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还可推定元代各行政区划内的官方物资，应有专门标识的规定。另外，在灵武窑址发现大量涩圈碗的内底有刻痕入胎的“李”“陈”等姓氏，均出自元代，可证元人为公有、私有物资作标识时，从来不考虑美观。同时，也为京兆府黑釉瓷坛的年代问题提供了佐证。

通过对京兆府黑釉坛的器型、工艺、铭文、烧制、胎质、釉色等方面分析，再贯穿元代固原与京兆府的辖属关系，固原作为元政治军事中枢的特殊性，表明此黑釉坛应为元代产品。“京兆府桢州”黑釉坛在固原发现，可能为官兵例行公差中的留置品。

二、三关口摩崖刻石

西吉西滩乡黑虎沟宋墓

图五 “山容水韵”刻石

1.“山容水韵”刻石 图片采自《固原历代碑刻选编》

2.“山容水韵”四字模拟

三关口几帧四字的摩崖刻石，成于清晚期，现存泾源县六盘山镇三关口崖面上，为泾源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一方行草体的刻石，长208、宽 70 厘米，《固原历代碑刻选编》释为“山光水韵”，落款 ：“龙光氏”。第二字无论从行书行笔还是草书形势看，都不是“光”，而是“容”，即“山容水韵”（图五）。

此四字为行草体，“山”“韵”行书，“容”“水”草书，首尾协调，中间两字笔势呼应。碑刻、篆刻、中堂、横幅等在字少的情况下如何布局行笔，根据字形结构和载体局势，构思书体，然后成书，是一门高级艺术。从这帧行草刻石可见作者精通书法，功力深厚。

历代书法家草书“容”字，多是“宀”与“谷”字分离，如黄庭坚草书“ ”，也有将“宀”的一点与“谷”字相连，如“安”字草书之法（表一），此刻石的作者正是这种行笔。

三关口古称“弹筝峡”，《水经注》云 ：“都卢山峡内，常有弹筝声，一名弦歌之山，峡口水流，风吹，榷响如音韵也。”宋人李复《过弹筝峡》：“悠悠薄洛水，动出弹筝峡。昔人感秋声，舞跃中音节。”清人杨芳灿《重过弹筝峡》：“岩泉滴沥成古音，仙风飘落寒翠深。泠然天籁无定谱，移宫换羽随人心。”描述了弹筝峡神秘莫测的水韵。此帧摩崖刻石“山容水韵”正是作者对弹筝峡的准确解读。

图六 “山容水韵”刻石落款：□□氏

1.“山容水韵”刻石落款

2.落款的一种模拟

3.落款的另一种模拟

此外，刻石落款原释“龙光氏”值得再考释。落款字小，笔画细，残损严重，图片辨认困难，三字除“氏”痕迹明显外，其他两字模糊。按书法之道，落款书体与正文有不同现象，如正文为篆，落款为楷，正文为隶，落款为行等，但正文与落款书体各相统一。“氏”为篆体，“龙光氏”三字也应为篆体。但第一字原释为“龙”字，是依草书体行笔来辨别的，如果“龙”为草体，落款其余字均应为草体。清代流行草篆，也有落款为草篆的可能性，但无论从篆体、草体，还是草篆体分析，第二字都不成为“光”字（图六）。

落款正确文字以及书体是什么，还需要近距离观察和进一步考释。

三、“昭忠祠”匾额落款

昭 忠 祠 匾 额， 清 光 绪 七 年（1881）， 青 石 质， 长 167、 宽 59 厘米。行楷体肥厚，大提斗所书，墨饱势足。1987 年固原开城乡征集，固原博物馆藏。

图七 “昭忠祠”匾额拓本和尾款局部

1.“昭忠祠”匾额拓本 宁夏固原博物馆藏

2.尾款“孟冬月”三字放大图

匾额有首款和尾款，皆为宋体。《固原历代碑刻选编》对尾款释为“光绪辛巳年孟二月吉旦建立”，有所误处，应为“光绪辛巳年孟冬月吉旦建立” （图七）。

“孟冬月”指冬季第一个月，对应农历十月，也有良月、初冬、上冬等多种称别，此时北半球太阳高度变小，白昼缩短，《礼记·月令》：“孟冬之月，日在尾。”

此处“冬”字两点写为两横，是“冬”写法之一。作为宋体，为了字字平齐，又考虑落款字数与匾额界域，采取了扁方形，“冬”下处理为两横是科学的。此写法有渊源，战国已出现，汉篆、隶书尤为常见。“冬”下两点原为“ ”，《古籀汇编》曰 ：“冻也，象水凝之形。”“ ”亦是“冰”字，后来多依此写入印作“冰”。小篆作“ ”，皆是今“冫”，即两点水。

《说文解字》冬 ：“四时尽也。从 从夂。夂，古文终字。古文冬从日。”文字流变多，从“冬”字即可看出。

四、《三关口修路碑》断句与标点

长期以来被学术界引征的《三关口修路碑》碑文，在断句和标点符号上误处不少，问题似小，影响颇重。最明显处 ：“凡用功八千余人役，勇丁四万余工”句。结合《何君阁道碑》的“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 ”、《 君开通褒斜道刻石》的“凡用功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瓦卅六万九千八百八器”句，可知“人”“日”为名词，作主语，名词前的数词作定语，组成数量短语，表示人、事、物的不同形态。因此，原释“凡用功八千余人役，勇丁四万余工”，应为“凡用功八千余人，役勇丁四万余工。”前句“人”是大概念，后句“役勇丁”是小概念作补充。再有，“役”“勇”“丁”是前句主语“人”的三种形态，即人的三种角色 ：“役”是官方的劳役、徭役 ；“勇”是临募的苦力人 ；“丁”是跑后勤的临时员工。三个名词故不能连用，须以“顿号”分之。正确断句是 ：“凡用功八千余人，役、勇、丁四万余工。”

以上，是三种身份较低的劳力，身份高的公职人员担任指挥、督办，即碑文中提到的“公”“总官兵”“副将”“参将”等级别。这样，线索就明朗了，原释的“部下总兵官萧玉元、副将魏发沅、杨玉兴、参将邹冠群、彭桂馥、岳正南、罗吉亮、徐有礼等分督兴作”这段话，不能一味使用“顿号”，而是要以“分号”明义，应为 ：“部下总兵官萧玉元 ；副将魏发沅、杨玉兴 ；参将邹冠群、彭桂馥、岳正南、罗吉亮、徐有礼等分督兴作。”

另一处符合用“分号”的是“凡用功八千余人，役、勇、丁四万余工。炭、铁、畚、锸器用功费縻白金千两有奇”。前句说人，后句说器，是不同形态的并列句，应为“凡用功八千余人，役、勇、丁四万余工 ；炭、铁、畚、锸器用功费縻白金千两有奇”。并且“炭、铁、畚、锸器用功费縻白金千两有奇”这句话也存在误处，结合前述东汉两碑行文、三关口行文，以及古代汉语，有一处需要断句，即“炭、铁、畚、锸器，用功费縻白金千两有奇”。

还有，邵阳魏公魏光焘所开通三关口二十多里路的工程，核心内容是“凿隘就广，改高即平”。因此“为道廿余里”之后用“冒号”较好。

为避吹毛求疵之嫌，对《三关口修路碑》断句和标点补证不再赘言，一并更录如下 ：

三关口为古金佛峡，山石荦确，杂以潢流，夏潦冬雪，行者苦之。坡南旧通小道，西出瓦亭驿，乱石涩路，车骑弗前。庆、泾、平、固观察使邵阳魏公，始以光绪元年二月开通此路，为道廿余里 ：凿隘就广，改高即平。部下总兵官萧玉元 ；副将魏发沅、杨玉兴 ；参将邹冠群、彭桂馥、岳正南、罗吉亮、徐有礼等分督兴作。凡用功八千余人，役、勇、丁四万余工 ；炭、铁、畚、锸器，用功费縻白金千两有奇。是年五月讫功。行人蒙福，去就安稳。督学使者吴县吴大澂采风过此，美公仁惠，勒石纪事，以示来者。

大清光绪元年三月谷旦立

古人为书，在于示后，故字字如金，尤其铭刻之文。我们看到《三关口修路碑》中有多处并列单词，唯有“顿号”才能分明，即是对多种事件、人物和多层文义惜字如金的表现。若在断句和标点符号方面疏忽，造成文义谬误的同时，也是对文化的一种失礼。

五、结语

铭文类器物释读容易舛误，有四方面因素。

1. 文物铭文考释门槛高，专业性强，在文字学的基础上要对篆刻、印章、书法、古汉语等有所实践，这些学科素养往往需要多年刻苦。因此，人才非常匮乏。

2. 古文字输入困难。古文字在电脑录入极少，只能通过各种方式插入，文字提取非常麻烦。再者，对一个字的考释往往花去大量时间和精力，考验忍耐性。因此涉足者少。

3. 年轻学者除古文字专业生外，绝大多数接触简化字，对繁体字知之甚少，对篆体一窍不通，研究古文字的难度可想而知。

4. 研究领域有一种惯性思维，即前有研究，后者不再深入，引征为主，尤其铭文类。由此看来，文字小而多的墓志、碑文的释读谬误、断句乖舛现象应不在少数。古文字研究领域所存的盲区，不得不使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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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瑾主编、黄丽荣编著 ：《固原出土丝绸之路文物线图艺术》，黄河出版传媒集团宁夏人民出版社，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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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阮富春 )

( 责任校对 ：李珍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