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戴帷帽骑马女俑。 六朝博物馆供图

南唐灰陶鸱吻。 六朝博物馆供图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唐代的南京，作为连接南北的重要节点和商贸繁华的城市，有怎样的风貌？南京六朝博物馆的“郁郁乎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给出了一个切面。特展汇聚来自全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250余件(套)文物，并首次大规模展出南京出土的唐代文物。

走进第一章“都城营建”，地面展示的唐长安城平面图让人直观了解这座恢宏都市的格局。六朝建康城“以宫城为核心、中轴线主导、主要建筑左右对称”的都城设计思路，和汉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城等同时期都城一起为隋唐长安城的规划打下了基础。唐长安城形成了规整严密的网格状里坊布局，这一风格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都城建设。

长安城的“六街”，即城内通向各城门的六条城市主干道。与建康城考古发现的砖铺道路不同，六街皆无硬质铺装。来自洛阳博物馆的戴帷帽骑马女俑英姿飒爽，帽子也颇为时尚。当时的女性戴帷帽不仅为了好看，还有防尘的作用，正如诗句“六街尘满衣，鼓绝方还家”所描述的一样，在城内骑马容易尘土飞扬。

帷帽来自西域，是一种带有垂纱的笠帽，面纱大概到颈部位置。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则天之后，帷帽大行”。唐初流行的是幂䍠，垂纱更长，戴上之后可以遮蔽全身。而“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随着胡汉文化的进一步交融，可以显示妆容的胡帽流行起来，再往后，甚至露出发髻，着男装的风尚也流行起来。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是存世稀罕的唐代建筑，此次展览中展出了佛光寺的建筑构件。佛光寺东大殿屋顶正脊两端有硕大的鸱吻，南京花露岗的南唐灰陶鸱吻造型与之相仿。花露岗正是李白诗作《登金陵凤凰台》中的凤凰台旧址所在。南唐在地方行政、科举、两税制等方面，沿用了唐朝的部分制度并做了适当调整，这件鸱吻反映了南唐建筑形制对唐代的继承。

2016年考古发掘的南京后头山唐墓是迄今为止南京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出土随葬品最丰富的唐代家族墓葬。其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均体现出两京地区(长安、洛阳)的特征，同时又有砖砌排水道、直棂假窗、模印砖等南方墓葬的传统元素。墓中随葬的釉陶俑种类较多，有镇墓兽、镇墓武士俑、骑马女俑、胡人俑等，包括骆驼、牛车等模型明器，均以白色陶土为胎，制作工艺与唐三彩类似，先以高温素烧，再施釉低温烧制。

六朝博物馆综合业务部副主任、策展人尹知博介绍，南京后头山唐墓出土的釉陶俑群与洛阳地区同类器物的制作工艺接近，推测其烧制地可能在洛阳，然后通过大运河转运到了南京。

唐代最流行的钱币为开元通宝。它是唐高祖李渊在武德四年(621年)开始铸造的货币，《旧唐书·食货志》称，该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开元通宝钱在中国货币史上意义重大，该钱制将货币单位由标示金属重量改为纯粹的货币符号，开创了中国货币史上以通宝、元宝等作为铸币标示的货币系统。开元通宝十枚重一两，改变了秦汉以来以二十四铢为一两的传统，使十钱为一两的衡量单位逐步形成。

展览中有一枚出土于南京市江宁区南唐二陵3号墓的开元通宝银钱，为武德年间铸造，但它不是流通的货币，而是宫廷赏赐之物，和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的同类银钱形制很相似。开元通宝不仅在南京的唐代墓葬中有出土，在宋元乃至明清的墓葬中也有出土，展厅中将历代墓葬出土的开元通宝摆成一条河流的形状进行展示。尹知博解释，开元通宝在五代乃至宋元仍有流通，以南京为都的南唐也曾铸造过开元通宝，这体现了唐代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六朝的历史演进为隋唐帝国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一些六朝士族的后人在唐代仍受重视，展览中的明征君碑拓片体现的正是这一内容。明征君碑立于唐高宗时期，由唐高宗李治撰文、书法家高正臣书写，系平原明氏后人明崇俨为其先祖明僧绍所求，碑阴“栖霞”二字据传为高宗御笔。

碑文记载了南朝隐士明僧绍隐居栖霞山及栖霞寺早期发展的历史。栖霞寺始建于南朝，至唐代已成为江南地区佛教中心。明征君碑是现存唐碑中的珍品，不仅具有重要的书法价值，也反映出六朝和唐代之间的紧密联系。

历史的烟云已经远去，长江依然奔流不息。千年后，透过一件件精美文物，仍能深刻感受到博大包容的大唐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