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中国有无奴隶社会：殷墟调查改写认知，又一西化论断被推翻
我们总喜欢借用一些现成的模式，将古代社会简单归类。过去，受到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夏商西周时期，应该经历过奴隶社会。这种思路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思维定势，仿佛任何一个文明都必然会遵循相似的发展路径。但历史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不容我们用简单的标签随意归类。
那么，夏商西周真的是奴隶社会吗？这个问题，实际上一直存在争议。我们常常在研究历史时，会遇到这样一种困境：一方面，文献记载与我们的固有观念相悖；另一方面，考古发现又不断挑战着我们原有的认知。究竟该相信哪一个？ 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我们需要理性分析，客观判断。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记载，清晰地呈现出一个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社会形态。如果将夏商西周定义为奴隶社会，那与后来的社会发展脉络就显得不合逻辑了。难道我们必须接受，夏商西周时期就一定存在奴隶制社会，仅仅因为西方社会经历过吗？ 事实上，至少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很难找到确凿的证据支持西周是奴隶社会。更重要的是，殷墟考古的最新发现，也动摇了商朝是奴隶社会的论断。 对于奴隶社会的定义，并非简单地存在奴隶就构成一个奴隶社会。要知道，即便在今天，欧洲也存在偷窃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是一个偷窃社会。要将一个社会定义为奴隶社会，必须是社会生产关系中，以奴隶作为主要劳动力量，劳动者的大部分都是奴隶。这种状况在西周时期显然并不存在。 西周的文献记载中，存在国野之分的制度。城内是国人，城外是野人。但野人并非奴隶，他们只是处于被统治地位，没有当兵的权利，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承担徭役。这与被当作劳动工具、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隶，有着本质的区别。 此外，奴和隶这两个词的本义，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含义也有很大差异。西周金文中的奴，原本指手擒女俘的含义；隶，则指手持牛尾，赶上并逮住牲畜。这些词语的出现，并不能直接证明存在一个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 井田制，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制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了井田制的基本特征：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也就是说，八家共同承担对公田的耕种义务，完成公田劳动后，才能处理自己的私事。这显然与无偿劳动的奴隶社会，截然不同。 更进一步说，周礼还规定了以任地事而令贡赋，这表明井田制具有封建社会的性质，而非奴隶制社会。甚至，《孟子》还提到夏商周都实行了井田制，只是田亩的大小不同，这可能与不同时期的生产力水平相关。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国野制度、对奴隶的称谓，还是从井田制的经济基础出发，都无法找到西周是奴隶社会的证据。那么，商朝呢？ 殷墟的考古调查，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认知。甲骨文中对田的描述，字形像在一片垄亩上画出三横三纵的九个方格，甚至有8个、10个、12个方格的划分，这很可能反映了商朝也存在类似于周朝井田的制度。几户人家共同耕种的公田，作为赋税的一部分，其余的田地则用于自给自足。参与井田的商朝农夫，自然不是奴隶。 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岳占伟在《从殷墟墓葬看商代的社会构成和性质》的论文中，通过对殷墟墓葬的统计分析，发现贵族数量较少，平民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两个族邑的墓葬中，平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贵族和奴隶。这有力地印证了文献记载和甲骨文的记载，表明商朝社会是以平民为主体的社会。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无葬具或陪葬品的墓葬，可能被归类为奴隶墓。但实际上，其中可能也包含一些贫穷的平民。总的来说，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都表明商朝并非奴隶社会。更准确地说，商朝虽然存在奴隶，但他们只是少数，主体仍然是平民，或者说，商朝是一个由贵族统治，以平民为主体的社会。 既然商朝并非奴隶社会，那么夏朝呢？ 关于夏朝的证据相对稀少，缺乏明确的考古证据表明夏朝是一个奴隶社会。现有证据更倾向于认为，夏朝还是以氏族家庭为基本社会组织单位的小农经济社会，缺乏奴隶制社会的基础。 尽管如此，战争俘虏、内部犯罪等原因，必然导致夏商周以及龙山时代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奴隶，甚至少数诸侯的奴隶较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因此，综合目前的考古证据和文献记载，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夏商周时期，并非奴隶社会，而是一个以平民为主体的社会。 过去的错误，在于我们生搬硬套西方社会发展的理论，将夏商周简单地归为奴隶社会。这种做法，不仅歪曲了中国历史的真实面貌，也让我们对古代社会的理解产生了偏差。 面对历史，我们应该保持理性的态度，尊重历史的客观规律，而不是用固有的观念去随意解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