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中央带领着红1、3军团完成北上，抵达俄界后随即召开了一场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会议最终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将红1、3军团以及军委纵队，整合成一支全新的部队——陕甘支队。这支陕甘支队兵力整顿后由三支纵队组成，彭德怀，这位原红3军团的军团长，被委任为支队司令员；林彪，原红1军团的军团长，担任第一纵队的司令员；而彭雪枫，红3军团中极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则领衔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则由叶剑英统领，囊括了军委纵队、保卫局、干部团以及中央机关的各项力量。在经历了一个月艰苦卓绝的转战之后，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终于抵达了陕北的吴起镇，与先期抵达的陕北红15军团部队成功会师。会师之后，中央随即做出了一个战略调整，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而此时的红一方面军，主要的作战力量由红1军团和红15军团构成。由于长征过程中的巨大伤亡，原红3军团（彭雪枫领导的陕甘支队第二纵队）的力量已经严重削弱，因此被并入红1军团，并被改编为红4师。陈光担任红4师的师长，彭雪枫担任政委，陈士榘负责参谋工作，舒同担任政治部主任，而年轻的张震则担任师部的通讯主任。

初出茅庐的红4师，师长陈光与政委彭雪枫，虽然都来自不同的军团，过去的交集并不多，更难得的是，两人都以性格直率、脾气火爆而闻名。这种差异注定他们的合作之路不会一帆风顺，摩擦不可避免。到了1936年2月，中央发布了《东征宣言》，下令红军跨越黄河，直扑山西。红军以惊人的速度突破了黄河防线，仅仅到了3月中旬，陈光和彭雪枫率领的红4师已经兵临洪洞城下。围绕着是否发起攻城的争论，两人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执。据张震后来回忆，他跟随师长陈光来到城下，指挥部队架起了攻城的梯子，万事俱备，只等一声令下。然而，就在这时，政委彭雪枫却让司号兵吹响了撤退的号角，坚决反对攻城。陈光眼睁睁看着部队撤回阵地，顿时怒不可遏，对着张震吼道：走！回去睡觉！ 这件事如同埋下了一颗种子，让陈光和彭雪枫之间的不和愈演愈烈。彭雪枫为何如此坚持反对攻城，甚至吹响了撤退的号角？起初，张震对此也感到困惑。但后来，他终于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原来，在东征之前，中央曾经制定过一项具体的计划，旨在猛烈发展红军，还曾考虑过将陕北的81师和红4师合并，并计划在红4师在山西大量扩充兵力之后，就正式恢复红3军团的番号。

红3军团，在中国革命的波澜壮阔的军史长河中，是一支光辉灿烂、功勋卓著的部队。它起源于1928年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人领导的平江起义，一路披荆斩棘，浴血奋战，从红5军中脱颖而出，最终成长为红军中最强盛的主力部队之一。自建军伊始，这支部队就以擅长硬仗、恶战而闻名，拥有着一股勇往直前、勇冠三军的战斗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拼搏意志。部队中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军事将领，如彭雪枫、张爱萍、王平、李志民、张震、刘志坚、吴信泉、欧阳钟等。在惊心动魄的长征路上，红3军团肩负着一系列重要的作战任务，直到遵义会议后，由于战损惨重，不得不取消了师级编制，改组为四个团。后来，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3军团又被缩编为红3军，随后又演变为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对于这支英勇的部队，红军将士们心中充满了深沉的感情，尤其是深受爱戴的彭老总。张震在回忆录中记录道，长征途中，红军翻越了六盘山，当部队抵达陕甘宁边界时，彭雪枫告诉他：过山口的时候，彭总一直在山口等候着，亲眼看到部队都过来了，他才松了一口气，沉重地说：如果剩下的这点革命种子再受损失，中国革命的胜利不知道又要推迟几年啊！

在被划入红1军团后，红3军团的众多将领常常怀揣着恢复番号的愿望。而这次东征前，中央正好提出了猛烈发展红军的战略方针，并明确了恢复红3军团的计划，这无疑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希望。得知这个消息后，各团的干部们纷纷进行动员，鼓励战士们努力发展部队，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好充分的准备。彭雪枫之所以在洪洞城下坚决反对发起进攻，除了对局势的军事判断外，也受到了这个战略计划的影响。正如张震将军总结的：看来，在一个单位长期相处，感情深厚时，往往会忽略全局观念，容易犯本位主义的错误。 但一个指战员对自己的老部队怀有深厚的感情，这本身并不能被批评。对于彭雪枫将军的行为，我们也无需过于苛责，因为洪洞县的攻防，在当时并不属于非打不可的范畴。到了那年5月初，经过两个月的艰苦东征，红军满载而归，返回了陕北，红4师被安排在延长地区休整。然而，这段休整时间，却让陈光和彭雪枫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每次开会，两人总是争论不休，让党小组长张震左右为难，最终不得不请政治部主任舒同来劝解。

两位将军之间的问题很快传到了中央的耳中。1936年5月13日，红一方面军在大相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的会议。毛主席在会上严厉批评了红一军团中存在的本位主义倾向，并要求解决一、三军团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彭雪枫也因此受到了批评。红一军团中存在的本位主义问题，究竟是源于何处呢？张震回忆说，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中央曾下令让一军团的部分青年干部去红15军团充实领导力量。但一些干部不愿离开熟悉的部队，他们的上级也同样不愿放手，于是便悄悄地将他们藏起来，或者以各种借口安排他们外出工作。毛主席在大相寺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这种行为，号召大家打破本位主义思想，从大局出发发展红军。毛主席的讲话，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所有人的心房，有力地消弭了地方主义的影响，为红军日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久之后，中央军委深感由于局势的变化，军政人才严重短缺，便决定在保安县开办红军大学。红军大学成立后，陈光、彭雪枫也都被调去学习。红4师的师长也随之换成了李天佑，政委则由黄克诚接任。后来，陈光从红军大学毕业后，代理了红一军团军团长的职务；彭雪枫则被调到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担任处长，从事重要的统战工作。

两位将军在山东和河南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张震将军则在彭雪枫的领导下，一路晋升，最终成为了新四军第4师的参谋长。彭雪枫将军英勇牺牲后，许多年过去了，张震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在雪枫同志的领导下，先后工作了近十年……雪枫是我的良师益友，每当我拿起他赠送的照片和题字时，总是引起对他的无限怀念和深切痛惜之情。在雪枫牺牲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梦见已久和他在一起工作……有时，我甚至想，为什么打死的不是我呢？我情愿替他去死，因为我们4师离不开他啊！ 这段话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彭雪枫的深切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