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过去学者对秦始皇的统治思想的研究，大多是根据汉人对先秦的认识模式，将其划分为法家、阴阳家、杂家等。这一对思想史的分析，一方面由于受到了程式化、模式化的束缚，而忽略了春秋时代的相通思想和文化根基，忽略了秦始皇作为一名政治家的思想性格。

政治家们不像思想家那样对真理的追求，他们只是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选择他们的统治理念。以学者的分析框架来审视政治家的思想，存在着一种身份上的偏差，无法深入探讨其思想的本质。秦始皇既非法家、儒家、阴阳家，亦非杂家，又具有独特的思想个性，其思想属性的评判，应当脱离家学的分析范式。

自汉代以来，秦始皇的政治、统治思想、政治思想、就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问题。但是，几乎所有的研究方法都是把它放在汉人所设置的先秦学风模型中，来辨别其思想属性的归属，而秦始皇的特殊身份，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想性格，却被人们所忽视。

本文通过从秦始皇的思想入手，深度分析关于秦始皇统治思想属性的判断问题

对以往秦始皇统治思想的考察

从汉朝到现在，从秦始皇到秦王朝，一直到现代，从各个方面都有论述，有法家说、杂家说、阴阳家说等。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价值，但也有一定的偏差，需要进行分析和探讨。

法家学说

秦酷法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死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秦国死于律法，也就是秦始皇的治国理念被冠以“法家”的称号。这些近乎一致的观点，应当是汉人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

汉朝首位思想家陆贾在《新语》中写道：

“秦朝以刑为巢，有覆巢破卵之祸。”秦始皇立下大罪，以惩治奸佞之徒，蒙恬在外征伐，李斯在内政，使天下大乱，律法过盛，天下渐盛，兵马益多，仇敌甚多。秦非不想治，但他的所作所为，却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惩罚太多，所以才会如此。”

贾谊在《过秦论》中写道：

“然而秦国以千乘之力，召八州，朝而立，已有百年之久。六合为家，符函为宫，一夫为患，七庙堕，人亡，为世人所耻笑，又有何妨？“仁义不用，攻防之势也。”

汉代著名学者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一书中说：“到了秦朝，却是不同的。师申商之术，韩非之言，痛恨帝王之道，贪得无厌，不以文德来教我。”

正是这些思想家对秦朝的经验总结，使得他们将秦朝的治国思想归于法家，并认为秦朝以商君之法、韩非之言，造成了秦朝迅速灭亡的历史悲剧。

这种认识在我国已有二千年之久，至今仍然是一种很强的意识形态传统，是学术界对历史的主导地位。

在现代学者的著作中，这种观点仍然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安作璋和孟祥才合著的《秦始皇帝大传》一书中写道：秦皇朝的思想与文化政策，并非是兼综合一的，而是走向了一种以律令、以官为尊的文化专制，秦始皇直到去世，都没有察觉到法家的问题。

王绍东认为，秦以法家学说为指导，实行法制，统一国家之后，将韩非的“以法为教”、“以官为师”的学说，实行了“以法治民”，用“以法治民”统治民众，用武力统治意识形态，烧杀抢掠，滥用权力。李禹阶、赵昆生认为：“秦朝在治国理念上，表现出极度狭隘、单向性和局限性，没有及时地调整马匹和马下的攻防异动的统治理念和战略，而以法家为中心的秦独裁王权学说，在政治哲学上也是贫乏单一性的。”

杂家说

但是，这种想法的单纯和单纯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秦始皇，他在选择和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时，不能以现实社会的复杂程度来思考。而且秦的统治理念本身的复杂性，也是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在汉初，关于秦王朝因法律的严酷而灭亡的史实，是一叶障目。由此，秦始皇的“法家”的统治思想，也在不断地遭到质疑。

在现代学术史上，许多学者都持此观点。正如刘修明所说，秦王朝的统治思想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法家、儒家、阴阳家等都有涉猎。

秦王朝的治国思想，不仅包含了法、儒、阴阳的思想，还有墨家的思想。”刘泽华指出：秦始皇的思想和文化，是以法家为主，兼用其它流派的思想，其中阴阳、儒家、道家、宗教神学，都有相当的影响。

张分田说：秦始皇是一位更偏向法家的杂家；“从《史记》、《云梦秦简》等史料来看，法家的法治思想、儒家的礼仪、教化、孝道、玄学、方术、五德始、四时之政等，都对秦朝的制度、法律、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75年，在睡虎地秦陵出土的《语书》《为吏之道》中，发现了与儒学相似的文字，因此，《杂家说》在八十年代以后开始蓬勃发展，这里就不多说了。

阴阳说

臧云浦先生说：

“赢政的治国理念是以阴阳五行说为主要内容的；“有些人认为，秦始皇是法家的人，对韩非赞不绝口，对李斯的赏识，对他的赏识，对他的赏识，对他的赏识。事实上，这只是他的一种手段，而他的根本思想，就是阴阳五行。”

刘宝才生相信，秦国统一后，确立了五德终始的理论，并以此作为制定秦朝各种政治体制的指引。

臧知非说：“秦国刑罚的理论依据，并非法家学说，而是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为纲，严刑峻法为目。”赵潇认为，“五德终始说”，不但对政治制度、礼俗、服饰等社会生活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统治阶层的思想观念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乔松林说：从秦朝的体制设计来看，秦始皇的思想观念，比法家更倚重阴阳家。《秦始皇本纪》中，“始皇以五德为先，以法为先，以刻削毋仁，以仁义，以五德为基础。”

纵观秦始皇的执政思想，人们从传统的知识体系的角度，对秦始皇的思想本质进行了论述，并对其思想系统中的诸多内容进行了剖析，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秦始皇的思想世界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料。

然而，他们却忘了，秦始皇之所以选择用法律来统治社会，并不是因为阴阳两派，而是因为秦国在秦一统天下之前，就走上了法家之路。所以，秦朝的治国之道，与阴间没有任何关系。如果用阴阳说来反对法家，那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杂家说比较安全。人的心是不能纯净的，用杂志社的话，自然可以容纳所有的东西。

可是，这能行吗？

当人们以杂家的眼光来看待秦始皇时，又有何意义？这是一种普遍的理解，它表明了他的思想非常丰富。谁没有见识？所以，杂役的判断和没有判断力是一样的。

打破传统的思想，让秦始皇重回政治家的身份

除了“家传分析模型”自身的思维缺陷，就秦始皇的思想性质而言，也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思想问题。“家派分析模型”面向的是思想家的思想，无论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都是思想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真正的理性探索，是一种学术上的认真思考。

而用纯粹的学术思想来解释政治人物，就显得有些笨拙了。秦始皇是一代帝王，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如果用普通的分析家的眼光去看秦始皇，他就会产生一种思想的扭曲，或者说，他根本无法理解秦始皇的思想。在此，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即要跳出传统的思想，使秦始皇重新成为一个政治家。

秦始皇影视剧形象

政客的思维方式与思想家的思维方式是不同的。思想家是一群“无恒而有恒心”的人，他们的历史任务就是对真理的追寻，不管他们的思维结果是什么，都是对思想的真正探索。

政客们的思想是对实际利益的追求，是对既定的需求的反映。可以说，政客们几乎没有什么信念，他们只追随着自己的利益。

一个杰出的政客，一个好的政客，他的思想是受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引导；假如他是一个卑鄙的政客，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只会为团体、家族和个人利益服务。信仰，或许不存在，或许只是掩人耳目。

我们不应该愚蠢地以为，政客们都是智者，他们会相信秦始皇是法家、阴阳家、法家、阴阳家，他们相信法家和阴阳家的话，我们会觉得他们太天真了。政客们不会用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来建立自己的体系。只要他发现了有益的想法，他就会加以利用，而不会相信任何的理论和思想。

前人的思想和学说只能为他们所用，却无法约束他们

因此，秦始皇的统治思想，不能用“家学分析”来评判。我们学习秦始皇的思想，首先要弄清楚他所面临的政治需求和利益，以及他要做的事情，以及他可以利用的想法。他必须要跟随需求。

那么，秦始皇在统一后，最迫切的需求是什么？

毫无疑问，从春秋战国到现在，五百年的征战，到现在，他所面对的最紧迫的现实需求，就是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他所有的抉择，包括政治体制的制定，以及对统治的思考，都必须以此为中心。这是古代人早就知道的事情。

《史记·礼书》中，司马迁说：“秦始皇有一世，知六国之礼，择其好，虽与圣法不符，但其君臣之尊，朝堂之治，皆从上古而来。”换言之，六朝合一以后，秦始皇在建立礼制时，明显地存在着“尊君抑臣”的问题意识。

秦始皇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有选择地吸收六国的礼制，建立统一的君主制，以使关东六国为之臣服，并确保国家的长期稳定。

秦始皇当了十几年的皇帝，他有没有真正的信仰过什么学说，也没有真正的遵守过任何的学说？不管是对他有影响的法家理论，还是对其进行系统建设的阴阳说，他是否真正地相信？

他是一个政客，跟随着自己的兴趣和需求，而不是一个思想家。他需要一个诚实或者仁慈的人，需要一个有原则或者底线的信仰，这就是他作为一个政客的扭曲。

为了维持自己的专横，为了巩固“尊君抑臣”的皇权，为了秦王朝的江山，他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焚书毁儒；可以“令三千刑徒，砍山砍树”；骊山的陵墓，三百里的阿房宫，都可以用来彰显皇帝的威严

总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阴阳，儒，墨，名，法，道，是汉人对于先秦学派的认识模式，对于秦始皇这样的政治家来说，是不合适的。

政客们并不忠诚于追求真理，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利益和需求的化身，他们只是根据现实的政治需求来决定他们的统治理念，从分析思维的角度来看政治人物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身份上的偏差，无法深入探讨其思想的本质。

秦始皇既非法家、儒家、阴阳家，亦非杂家，又具有独特的思想个性，其思想属性的判定，应当脱离“家系分析”的范畴。并且我们要永远记住，他是一位皇帝，一位政客，一位专制的君王，一位真正的统治者，而不是一位思想家。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李振宏：《论战国思想界禅让说之勃兴》2009年

吕不韦辑：《吕氏春秋》，《圜道》

刘向：《说苑》，《至公》，《百子全书》1993年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赏刑》

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卷6，《解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