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赵立波

清代中兴名臣，凭借着自我人格的坚定修行，终于完成了历史交给他的大业。在这出凡入胜的心路历程当中，经历了诸多相当多的磨难。与其他磨难相比，在曾国藩京城为官之时，是最为清苦、最需要从“各种渠道”谋划银子的时候，他却做了一个颇为坚毅的决定。

众所周知，三十岁这一年，是曾国藩决心与世俗理念、庸俗规则挑战的分水岭，是人生的大开大合之笔。

曾国藩戒除贪财之心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立志与“做官发财”的庸俗思想彻底决裂，给自己立下了一个坚定地誓言：“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道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

其次，给自己制定了一个颇为详尽修身计划，然后结合自身行为后，每天必要自己反省是否做到了“知行合一”，在曾国藩的克己天空里，戒除心中贪财之贼，是最重要的，也是最为艰难的。由于清代薪金制度十分低微，大多官员都靠着“灰色收入”维持生计。

曾国藩既然要学做圣人，就要坚决与贪财好利彻底决裂。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之后，曾国藩开始了“日课“，即工楷认真书写日记，细细反思自己这一天的言行，发现哪些不符合圣人要求，就甄别出来，深刻反省。但是极其困难的经济现状确实使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干扰，并导致不断的自我批评。其中有这一段日记十分典型：“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礼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

看到别人收了礼金，在梦中梦到别人得了意外之财，这属于精神系统的“心动”，在曾国藩看来都是自己学做圣人的巨大障碍，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却是下了重大决心，咬着牙过着“不义富且贵，于他如浮云”的艰难生活。尤其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坚守原则的理念中有四句话：“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可见私欲和天理势同水火，不能半点含糊。

在现存可信的史料里，看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的腰包，他终生生活简朴，“夜饭不荤”。即使在位高权重的晚年，他的鞋袜也都是夫人和女儿给他制作。在身兼五个高级职务后，曾国藩还因为凑不齐回家的路费而太息不已。这有力地证明了他“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一直得到了坚守。

然而最能考验曾国藩“不靠做官发财”最终还要看他带兵打仗这一阶段，晚清国家军队上下弥漫着贪腐气候，特别是军官，几乎无一不拼命捞钱，以至于曾国藩曾痛心地说：“历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纵观曾国藩军旅生涯虽然大多艰难异常，但是想要发财弹指之间而已，而且曾国藩自己也都非常清楚军队的贪污腐化较之于官场更是洪水猛兽。他曾在给湖南各州县的绅士们写过一封决心说：“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梀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

这也直接导致了曾国藩从军之后，很少向湖南老家寄钱，用他的话就是：“余在外未付银寄家，实因初出之时，默此立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很明显，曾国藩从始至终都在坚守着不靠做官发财的誓言，在他波澜艰苦的一生，长期蹙着眉毛，终于践行了他对圣贤立下的誓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在死后五年，他的儿子曾纪鸿因家人病重，缺钱医治。左宗棠送给他三百两银子，还在家书中这样回忆曾国藩说：“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着国家公事……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见文正之清节足以为后世法矣”。看来一辈子跟曾国藩有着千丝万缕矛盾的左宗棠给了曾国藩的这个评价更能让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