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戴花翎之心火热，为民理政之情如冰。民国时期，看清传统封建体制弊端的人们开始变革求存的道路，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方面发展之路都被重新推翻再搭建，社会发生了急转弯式的转型。

然而，社会的变革更是意味着引领社会的领导层的变化，相应的求官之路也将被新时代的洪流迭代更替。

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外有列强残暴无理、内有帝王封建受制，做官困难，为官更难，此时的官员想要保卫一方土地是何等艰难！于是只有自保才能保天下，一种变了味儿的官场现象也随之产生——“千里做官只为财”。

在那个时期，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他们只要一只脚踏入官场就会立刻被名利和存亡的烟雾熏得看不清脚下的道路，变得欺上瞒下、左右逢源。在民国时期，当个官员究竟有多么困难？从民国时期的县长仕途之路，我们就能得到答案。

民国时期为官应试之道

自古以来，多少华夏子孙，尤其是千百个寒窗苦读之士，都会由于封建社会压迫性质带来的错误的认知而穷尽一生，趋之若鹜地追求头上的那束顶戴花翎，将加官晋君视为光宗耀祖的唯一出路，将为官理政当作世代价值的唯一体现。

民国时期也并不例外，在经历过外有列强无情践踏华夏民族的锦绣河山、肆意操纵清政府的话语权，内有封建帝王思想在人民的心里根深蒂固扎根、封建帝王手握强权。于是，人们开始追求一条学习西方的发展和生存之道。

1911年在辛亥革命，华夏子孙彻底开始求变的道路，打响“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变革“反击战”，涉及领域广阔深远、恢弘坚毅的气势，让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在这种动荡的社会大环境下，国民政府将县长的任用渠道限制在了两种途径，一个是考试另一个则是保荐。

首先，来看考试这个途径。考试虽说相对公平，但也绝非易事。

根据历史记载，举办选聘县长的考试次数是非常少的，从1928～1929年两年间，湖广和东南各省成千上万个县长职位的选聘，大多数地区先后仅仅举行过不超过三次县长选任考试，而此后直到抗击法西斯反击战结束，多数省区都没有再举办过任何形式的县长选任考试。

所以说首先考试的机会是十分难得的。参加考试难，考上就更难了。在这个本就拥挤的小圈子里，由于国民政府腐败混乱的买官制度，真正能留给考试被选聘上县长的职位就更加稀缺。有时候即使考上了，也不一定可以上任，这无疑是给了那这寒窗苦读只为求取仕途的人们又一道枷锁。

更令千万寒门子弟心寒的是，在民国时期由于国民政府认为地方行政事务稀碎繁杂，担心没有吏治经验的人恐难胜任管理一方的职务，所以在考试的时候也尤其注重吏治经验如何。所以，便产生了一种没有吏治经验就不允许为官，不做官就没有吏治经验的恶性循环之中。

民国时期为官保荐之道

除了考试，还有一种本身就预示着民国时期为官腐朽的根本性质，那就是保荐选任县长的方式。根据国民政府规定，在每次选任新一轮县长的时候，各省的厅长有推荐两到三人为该省县城县长的权利，然后被指派的人选在接受完毕法律手续之后，便可以任命县长的职位。

手握大权，难免滋生腐败。在一些地方，甚至有着什么官称应该给多少银两的明码标价的行为。

所以只有家境殷实的人家才能走上仕途，不仅如此，想要在民国时期为官还需要看是否有人和你竞争同样一个职位，倘若存在有竞争关系的职位，那么这个职位可能还会被拍卖，手握大权的厅长们也将赚得更多财产。

为了赚取更多财产，厅长们自然也不会放过任何机会。于是从未走进官场的士子们中极大多数更将会面临着被派遣到陌生的环境中。

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为了坐稳县长的职位，刚刚耗费家中大多财产的新县长们还要和当地的士绅干部、驻守军队，甚至是土匪恶霸打好交道，如果得罪了任何一方，不但官位难保，他们甚至会面临性命之忧，这对这些新县长来说，无疑是又一次大抽血。

更加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在满是尔虞我诈、社会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由于上级的不断更替，刚刚坐上县长职位的人们可能又会面临重新和上级“建立关系”的阶段。

而为了一个职位已经花光或者几乎花光积蓄的人们，又或者难以和新的竞争对手竞价的人们，将会被无情淘汰。

考试之路艰辛，保荐之路同样困难，民国时期当上县长就已经是一件攀岩般困难的事情了，而想坐稳县长这个位置便更像是攀岩雪山，更加艰辛。

动荡不安，仕途更加难走

外有当地的士绅干部、驻守军队，甚至是土匪恶霸的压迫剥削，内还有体制的无情摧残。

根据民国时期对于县长更替的特殊体制规定，每个县长都要自己承包一整套固定的班底，里面不仅有像收发、秘书这样的内部管理人员，还要有差役这样的执行人员，所以这十几个人的生计重担又加在了新任县长的头上，这是为民国时期坐稳县长之位的第一个困难。

不仅如此，刚上任的县长还有承担盘查上一任县长资产情况的任务。田赋、城墙、衙署、文庙、公产，一项项被传统纸质材料记载的冗杂的文件又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巨额的费用，于是，承担固有负债便是民国时期坐稳县长之位的第二个困难。

有些想要做官为民做主，本心清正廉洁的人难道也会自甘堕落吗？恐怕是的。试想谁人能够在面对巨额负债，自己性命攸关之后还能气定神闲地为世人做主呢？而想要自保，他们唯一的出路也便只有从百姓的身上进行压榨。

但是，倘若一味压榨百姓，民怨沸腾自然便会演变成一场斗争，于是县长们还要花费巨额财产为百姓修筑道路、建立学堂，等等。这便是民国时期坐稳县长之位的第三个困难——心怀仁义而又要维持政府运作。

为士要草菅人命才能维持生计，为官要不断敛财才能寻求自保，这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场战争年代的闹剧。今天，在无数革命先烈用血肉和恒心搭建出的和平环境之内，我们更要感受到推翻封建专制、挣脱强权打压得悠然快活。

好的年华是要靠千千万万颗红心照亮的，在混乱的战争年代，为官尚且如此艰难，更不用说百姓的生活是何等痛苦了。我们成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沐浴在党和国家给予的美好生活的大环境里，因此我们更要珍惜当下生活的美好。

庚子年，我国的各方面全面发展，在逆风中奋勇前行，发挥着大国的使命和担当。我们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路中走来，到引领和推动世界发展的路途中去。国家站起来了，人民也一定是站起来的，回看历史的为官之路何其艰辛，展望未来的中华发展何其美好。

今天固然美丽，但是它是由昨日走来的，只有了解历史，并从历史中得到启发，我们才能越走越远、远飞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