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100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不仅国内的史学工作者经过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日、美等国学者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取得不少成绩。这些研究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诸方面。限于篇幅，这里只拟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状况，扼要地介绍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意见。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介绍稍详；对于有定论的问题，则从简。

一、 政治史

对本时期政治史的研究，学术界素来颇为关注，成果甚丰。

在职官研究方面，阎步克的系列文章对本时期散官发展、官职位阶化、军号散阶化进行了探讨。《魏晋的朝班、官品和位阶》认为，曹魏末年创制的九品官品承继了汉代区分官位尊卑的朝位运用规则，官品中的官职前后排列形成一种等级排序，若干同类官职构成了不同的“位”，从而形成了繁多的“阶级”；“阶级”同时是官员所累积的个人官资，通常以秩满、朝廷不时开恩“普增位”等方式获得；官阶之外的勋阶大约主要来自军功，与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关系密切。《魏晋南北朝的军号散阶化进程》考察了本时期军号散阶化历程，指出“将军”之号向将校以及各类官僚的普及滥授，使其虚衔化、位阶化的主要动因，军号的阶官化是以序列化为其内容。《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考察了文散阶在南朝与北朝的不同进程，认为在北朝的迅速推进得益于军阶的拉动，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使其进化为位阶；南朝由于“文清武浊”观念使文散官的阶官化的进程相对迟缓。这一时期先后建立过许多胡族政权，出现许多带有胡族色彩的官职，因此，对这一时期官制的研究较其它时期要更加复杂。冯君实《十六国官制初探》分析了十六国政权中胡汉分治的情况，认为大单于和单于台的设置，是胡族落后的国家机构形式在中原的残留，反映了民族压迫的存在。同时指出许多官职在这一时期的实际内涵发生了变化，如在许多政权的统治者未称王前，长史就不仅是一个属吏，而实际执行着尚书令仆的职责。严耕望《北魏尚书制度考》对北魏尚书制度的组织和演变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并指出北魏前期尚书省中最重要的南、北二部尚书是由拓跋鲜卑的旧制（大人制）脱胎而来，权力颇大，直到孝文帝迁都改制后才革除。严耀中《北魏三都大官考》和郑钦仁《北魏官僚机构研究》则分别对北魏政权特有的三都大官以及北魏的秘书省和中散官等作了较细致的研究。陈仲安《关于魏晋南北朝门下省的两个问题》和程琳国《魏晋南北朝游移发展中的三省制》探讨了三省制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演变情况，陈文考证了门下省成立的时间和门下省封驳权的形成过程；程文对这一时期三省制的发展演变过程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认为三省形成于魏晋之际，是中央核心权力机构，但在这一时期尚未建立起共同议政、互相监督的严密体制，处于隋唐三省制确立前的游移发展阶段。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第三、四册对这一时期地方政府的官制作了全面的研究，对演变的源流也都逐一进行了考察。创设于曹魏而贯穿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中正制度早已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是研究这一制度的第一本专著。作者认为汉末的党祸和清议是中正制成立的最主要原因，汉末政局动乱，人士迁徙则是促成这一制度的近因，并对中正制度的内容及其与六朝门阀的关系等作了论述。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指出中正制度的设立是曹魏政权和大族名士妥协的结果，既保持了乡闾评定的形式，又将原由大族私人掌握的清议改为由政府委任的中正控制的正式品第，使得原与政权有矛盾的大族名士与政权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司马氏当权后，中正与大族进一步结合起来成为门阀制度的有力支持。到门阀制度确立后，中正的作用就逐渐减少，成为例行公事。宫川尚志《中正制度の研究》对中正制度的起源和变迁作了较细致的研究，分析了南北朝后期寒人出任中正的现象，认为那时中正的性质已开始发生变化，文后还附有中正在职者一览表。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不仅对社会背景与中正制度的变迁作了探讨，还利用大量图表进行比较，提出乡品（即中正品第）与起家官之间的联系，并对各代官僚集团的构造作了研究和对比。

坞壁研究方面，那波利贞《坞主考》首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在此之前发表的陈寅恪《桃花源记傍证》将陶渊明的记述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认为那种没有剥削的情况是源于北方坞壁的实际情况，带有记实性质。唐长孺《读“桃花源记傍证”质疑》指出尽管在避乱初期豪强所统率的宗族、乡里集团有着公社的残余因素，但很快形成封建依附关系，因此那种没有剥削的生活与当时的坞壁生活是很不相同的。金发根《永嘉乱后北方的豪族》论述了坞壁的分布、组织及其作用，指出坞壁在当时不仅是军事单位，也是政治和经济单位，在战乱后，坞主取代了以前刺史、太守的地位。坞主多是豪族，且由其子弟或亲族承袭，其它成员则逐步成为坞主的部曲。赵克尧《论魏晋南北朝的坞壁》对坞壁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即宗族豪强坞壁、家族共同体坞壁和流民坞壁，认为这三种类型虽都带有共同体残余，但在政治、经济上是有区别的。可是，在封建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共同体内部生产力提高后，坞主也会向宗族豪强转化。指出在十六国时期，坞壁具有民族斗争的色彩，在战乱导致生产无法进行时，坞壁作为维护生产的组织发挥着作用。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一书指出坞的出现较早，但西晋及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坞在组织上、性质上，都与以前的坞不同。在组织上，内部成员不限于同族，坞内组织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在生产方式上，坞普遍采用了屯田的方式，进行生产，这是由“屯聚”以御外难决定；在性质上，坞是一个军事、经济相结合的政治实体。禹山坞很有代表性。作者指出，坞的广泛存在，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不能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坞后来逐渐减少，重要的原因是各族的汉化与融合，其次才是攻打、拉拢。到北魏宗主督护出现，坞的时代基本结束。

对于门阀士族的研究，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经久不衰的论题。王永平《世族势力之复兴与曹睿顾命大臣之变易》指出，汉晋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急剧变革的时期，究其根源，主要在于统治阶级上层不同利益集团升降浮沉的变迁。汉末大乱，乘隙而起的曹魏王朝中断了具有深厚历史积蕴的儒学世族正常的发展进程。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经过大约四十年的准备，儒学大族的复起之势已明，并向曹魏皇权提出了挑战，其标志便是景初二年末围绕魏明帝顾命大臣人选所展开的斗争。据考，曹睿病危之际本欲“以亲属广据权势”，并付诸实施，但短短四天之后便废了宗室顾命集团，代之以宗室曹爽和大族领袖司马懿共同辅政。明帝改易顾命人选，并非自愿，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大族代表。此事虽微，然意义重大，它预示着未来儒学世族之全面得势和魏晋更替的历史走向。唐长孺《士族的形成与升降》、《士人荫族特权和士族队伍的扩大》、《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对士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在士族内部地位升降的原因作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指出在士族的形成阶段，能否列于士族及地位高下主要取决于当世的权势，而不取决于先世名位，以后在士族内部地位的升降与政治地位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王伊同《五朝门第》对南方士族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情况都作了较细致的考察。毛汉光《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除从社会、经济等方面探讨了士族的政治地位外，还通过大量图表分析了士族在这一时期17种主要官职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在各代比例的变化，试图通过计量统计的方法来说明士族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地位。另外，何启民《中古门第论集》、矢野主税《门阀社会史》、《门阀社会成立史》、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の研究》等各从不同角度对士族进行了研究。对士族的研究并未局限于整体研究，选取典型进行个案研究在国外史学界颇为流行，首先运用这种方式的是守屋美都雄，他在《六朝门阀の一研究——太原王氏系谱考》中通过分析太原王氏家庭地位的形成、发展与衰落的过程以及他们同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研究了这一时期士族的盛衰过程。此外，矢野主税、石田德行等也都使用这种方式进行了不少研究。我国学者也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如张琳《南朝时期的雍州中下层豪族》认为，雍州中下层豪族作为一支非士族力量，在南方政局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刘宋至萧、梁，雍州中下层豪族在政治、军事上经历了一个兴起——极盛——式微的发展过程。这即与整个雍州地方社会势力在南朝政治中进退荣枯的发展曲线大题契合，同时更与雍州中下层豪族社会地位的变化紧密相关，随着雍州士族制地方社会逐渐重构并发育成熟，雍州中下层豪族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而正是这种社会地位的下降，在政治层面上影响了雍州中下层豪族的发展。

人物的研究与评价也一直是研究的热门话题。其中在曹操及其政策研究方面，意见分歧较大。王仲荦《曹操》提出在东汉崩溃时，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自然经济完全占统治地位，各地区之间缺乏经济联系，必定产生封建割据；而建筑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封建门第阀阅制度，也必然成为支配形态。因此，不能过分强调曹操进行统一战争和提拔寒门寒士的进步作用。认为曹操屯田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在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1959年初，郭沫若、翦伯赞先后发表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对这个问题的争论。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提出曹操虽然是打黄巾起家的，但他继承了黄巾运动，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他的屯田政策也是在此基础上树立的。郭老在以后发表的《替曹操翻案》中还提出曹操对强宗豪右是采取打击态度的，他平乌桓是反侵略战争，得到人民的支持。翦伯赞《应该替曹操翻案》中认为曹操结束东汉政权，在客观上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他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谭其骧《论曹操》在分析了曹操的功罪后，认为其功大于罪，但不能因有功而讳言其罪。过去有许多人并未讲其罪大于功，故此案基本上无需翻。还指出郭老所说的曹操未违背黄巾起义目的的提法不妥当。周一良《要从曹操活动的主流来评价曹操》提出评价历史人物，要将其放在所属阶级的范畴里研究，郭老的提法忽略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对曹操的优点夸张过分。何兹全《论曹操》认为曹操身上有许多矛盾，他的屯田政策是有着封建因素的新生产方式，而他的统一集权思想是代表古代社会传统的，曹氏政权被代表封建分权力量的世家司马氏所取代，是历史的悲剧。指出被曹操收编的黄巾军已变了质，不同意郭老认为曹将黄巾运动组织化的意见。近年来，将对曹操的评价扩展到对曹魏政权的性质研究上。杨德炳《试论曹魏政权的性质》和柯友根《世族地主是曹操集团的主要阶级基础》认为世族在汉魏之际处于发展阶段，曹操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不能脱离自己的阶级基础，故曹氏政权是以世族地主为主，包括庶族豪强在内的大地主的政治代表。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研究，亦为学者所注意。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指出曹操在用人上，把才放到第一位，“以道（法）御之”，揆其实质，也就是人治与法治的结合。人为贵，任之以智力，御之以法术，既重人治，又重法治，这就是曹操的政治思想。这是我国封建时代比较好的政治思想。曹操把这种思想运用到政治上，大大地改善了在戚、宦干政下，用人唯亲，政治黑暗的局面。马植杰《曹操的用人及有关问题》认为曹操在创业时期为了战胜对手，通过各种渠道招揽各种类型的人才；等到三国分立局面基本确定，往外扩展已不可能，于是便把注意力转到内部。曹操之用人政策也有显著变化。

在诸葛亮评价方面，陈克华《诸葛亮北伐析疑》首先对北伐性质与结果提出否定意见，认为力量最弱小的蜀汉试图统一全国违背了历史发展趋势，蜀、魏战争使双方不得不把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严重阻碍了三国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因此北伐并不值得肯定。周一良《论诸葛亮》认为诸葛亮的政治预见和其治理蜀国的政治措施应该肯定，但连年作战，加重了蜀国人民的负担，使益州由富而贫。其民族政策虽较东汉政权和缓，但仍沿袭了镇压与榨取交替应用的方针。指出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地位被提高和夸大了，其原因是历代统治者主要推崇其忠君思想，而广大人民则将其作为智慧的典型来崇拜。朱大渭《论诸葛亮治蜀——兼论诸葛亮是儒法合流的典型人物》是一篇全面论述诸葛亮治理蜀国政治、经济、军事的长篇专文。朱文认为诸葛亮吸取了先秦两汉以来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刑治”思想，是典型的儒法并用而治国的政治思想家。黎虎《蜀汉南中政策二三事》认为诸葛亮平定南中，对于祖国统一和西南地区的开发，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这是以战争和民族剥削压迫为代价换来的。闵传超《诸葛亮再评价》、谢求成《诸葛亮的成败得失》和尉久丰、杨春友《诸葛亮对人才用而不教》则认为诸葛亮在选拔和培养人才上不甚得当，这是蜀汉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经济史